[摘要]井冈山时期开始铸就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而新型人民军队和一切旧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红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而且还是一支要做群众工作的工作队和宣传队。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在做群众工作方面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创造。总结和学习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井冈山；红军；群众工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6-0024-003
做群众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一项重要的优良传统。还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们党就对做群众工作予以了高度重视，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做群众工作的好办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群众工作，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已经成为目前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温故而知新，重温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群众工作实践，对于我们做好当下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红军做群众工作经历了一个认知过程
军队要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这种认识在刚开始时还是很模糊的。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打土豪，没收了不少资财。按道理应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是他们当时只是把部队带到空地排成队，然后就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财物分掉了。后来部队到茶陵，开始也是按旧衙门的那一套办事，老百姓在门口伸头探一探，摇摇头又走了。
毛泽东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还是在1927年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的途中，由于工农革命军的服装同国民党军没有明显的差别，加上部队补给缺乏，不时发生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所以每到一处，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毛泽东为此感慨地说过：“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1]意识到这种情况，在打完茶陵回来的路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2]
“三大任务”的制定和颁布,明确了军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说明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等。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的巨大创造。正如陈毅后来所说：“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而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来抓，这样就能透入本质，进行军事思想的创造。”[3]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在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其中还特别强调：“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
二、“打土豪分田地”曾面临着种种阻力
提到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群众工作，核心的一条当然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发动和宣传群众最早却是从打土豪分浮财开始的，这一来是因为立足未稳，还不具备分田地的条件，二来也是因为当时井冈山的地方武装头目袁文才不支持，他曾说：“宁冈不搞土地革命，要搞到外面去搞。”
打土豪分浮财固然可以发动群众，但仅仅这样做，显然是不够的。随着农民的觉悟越来越高，随着党在群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时斗争的策略目标也要及时提高，也就是说要分田地了。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处于人口过剩、耕地奇缺之中，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营养不良，甚至饿死，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农民养成了一种“土地拜物教”的心理。正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具有很深的依恋心理，土地革命才成为发动农民最好的一把钥匙。土地革命不仅使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使“平等”的观念随着“剥削”、“压迫”等名词一起开始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革命实践铺垫了基础。
审视当时的历史实际，不得不注意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与农民参加革命在现象上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农民参加革命运动有多种动机，单从经济角度来解读不免有失偏颇。我们通常认为农民最需要的是土地，因而肯定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最为欢迎。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在军事力量不足以对分配的土地进行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因为惧怕地主的报复是不敢去耕种的。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农民在没有形成一种信仰支配以前，趋利避害的行为也是在所难免。农民参加革命还面临其他方面的一些阻力。受传统道义的束缚，要农民参加被视为“土匪”行动的打土豪，面子和形象也在顾及之列。许多打土豪的暴动在夜间举行，并不仅仅是因为土豪夜间的防守松懈或容易攻打，参加的农民怕被别人认出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游击战争中通常出现的一种异地攻击现象也有这种心理因素在里面。
三、红军发动群众采取的几种主要做法
面对重重阻力，在发动群众时如果不讲究政策与方法，想达到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情况简直是不可能的。汇总相关的历史资料可以发现：
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必须分清对象，有的放矢。针对当时农民比较普遍的封建迷信和害怕报复思想，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跟他们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贫穷并不是“命苦”或“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第二步就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力量，并且帮助他们建立起暴动队、赤卫队等自己的武装，从而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
要做好群众工作，还必须要学会运用群众的语言。比如，毛泽东在文家市讲的“我们的军队是为穷人打仗的”，在修改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政纲时，把“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当时外地来的红军战士反映，和江西本地人说话比较困难，毛泽东就教育战士说：这里面耐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要把话讲得慢一点，把话多重复几次，并且用几种意思表达一句话，比如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有钱人”来代替。
要做好群众工作，有时还需要使用某些工作技巧。当时，由于敌强我弱，红军经常处于游击状态，红军一来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一走反动派又回来杀人放火。尤其是看到当时红军人少枪少，穿得又破破烂烂，所以群众心里向着红军，但面上并不表示什么。特别是有的地方党员怕红军站不住脚，不愿意出头露面干工作。陈毅知道后就采取了“逼上梁山”的办法。每到一个村镇，他首先组织大家召开群众大会，接着动员群众找出党员来，并推他上台讲话，这样就公开了他的身份，逼上梁山，然后再大张旗鼓地宣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并发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如此一来，这些人只好出来带头，地方的工作也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在面临重重阻力的情况下，使用某些工作技巧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应当明确的是，当时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离，这使我们党一开始就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我们的宣传。等到农民分到了土地，建立了武装，那就更加拥护我们了。这时虽然我们有时也会从游击区里退出来，但群众还能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以后还可以再进去，把敌人赶走。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逐步推进斗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就是这样波浪式向前发展的。
四、红军铁的纪律是一项重要的宣传
除了面对群众做具体的工作以外，军队的纪律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大家都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井冈山时还只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5]到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并由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从而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纪律和注意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才制定出来。比如三大纪律中有一条“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早的时候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就是因为初上井冈山时正值红薯成熟时节，战士们在行军途中又饥又渴，看见路边诱人的红薯，便连苗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塞进了嘴巴，所以做这样的规定。六项注意中的“上门板、捆铺草”两条则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经常借用老百姓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但撤走时没有“物归原主”，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各家的门板因高矮大小不一而对不上榫，群众有意见，因此就规定要“上门板、捆铺草”。按照当时的要求，如果群众跑掉了，吃了群众的米，就把米钱放在米桶里；用了群众的油，就把油钱放在油罐底下，还要写上道歉和解释的信。每次开始行军，部队都要派检查组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旧军队相比，红军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同，这给群众的教育、感动很大。
1929年，红四军在大柏地打了个大胜仗，此乃红军下山后的第一个翻身仗。但是，由于这里的老百姓不了解红军，在战前都跑光了，结果买不到粮食。毛泽东说：“打借条向老表们借粮，以后偿还。”[6]红军吃了大柏地群众一天的粮、油、菜，也留下了一大批借条。事隔50多天，红四军特意绕道大柏地去还债。有的流氓也来凭空要钱，毛泽东就对军需干部交代：这次一定要赔偿，只许多给，不许少给。结果，那一次红军一共发出3500块光洋，相当于红军平时10天的伙食费。大柏地的群众是发了一笔小财，而周边几十里的百姓也着实感动了一把。
五、群众支不支持是革命胜败的关键
经过艰苦的群众工作，老百姓逐渐地认识了红军，理解了革命。而革命本身就是群众的事业，发动群众的目的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所以，群众支不支持革命，情况就是不一样。因为有老百姓的支持，根据地就成了红军真正的家，成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能得到彻底放松的地方。据陈正人回忆：“最根本的一条不是我们手里有没有枪，或者枪是好是坏，而是农民群众想不想拿起枪来，他们拥护不拥护我们。如果农民群众想拿枪，拥护我们，那么，没有枪也会变有枪，坏枪也会逐渐变成好枪。”[7]
打仗的时候也一样，井冈山时期的许多重要胜利，都是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的结果。比如说永新困敌，主要就是依靠了被发动起来的上万名当地群众。敌人在永新要柴要不到，要粮要不到，要菜要不到。出来少数人搞采买，又被我们捉了去，搞得他们没有办法。所以，红军一个团就能困住敌人11个团达25天之久。熊寿祺曾经谈到“十六字诀”的使用为何在永新和郴州效果不一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在永新深入发动了群众，“敌人来了，群众坚壁清野，敌如在黑夜，我们对敌情了如指掌，故能用十六字诀。后来到郴州，群众逃了，我们如在黑夜，故打败仗。”[8]熊寿祺在这里讲的是有无根据地的区别，其实也就是有无群众支持的问题。
应该说，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依靠革命军队打垮地方武装只是割据的开始。若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从而打破敌人的反攻，这种局面终将会是昙花一现，建立起政权也不可能得到稳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土地革命就是要发动农民，要找那些满身是泥巴、满脚是牛屎的人交朋友，把他们武装起来，我们就有靠山了！[9]关于做群众工作可以有千言万语，但其实质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78.
[2]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93-494.
[3]陈毅.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A].星火燎原选编之一[C].北京:战士出版社,1977.34.
[4]谭家述.会议茶陵游击队[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169.
[5]李自仁.红军在沙田[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74.
[6]黄瑶.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124.
[7]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8.
[8]熊寿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8-49.
[9]周里.谈井冈山的斗争[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201.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