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借鉴、博采兼容，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从异彩纷呈的外国政党文化中撷取精华，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教训中汲取营养，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获得生机。
关键词：党的建设；吸收借鉴；博采兼容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07-0012-05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我们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科学思想、科学制度和科学方法治国理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牢固确立战略思维、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借鉴、博采兼容。不仅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而且要从异彩纷呈的外国政党文化中撷取精华；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而且要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获得发展。
一、善于从中国历史上“盛世”治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
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所谓“盛世”。在史称“盛世”的历史时期，往往经济发达、政治昌明、文化进步、社会安定。总结历史上“盛世”出现的原因、背景及其作用，有以古鉴今的意义，对于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历史上普遍公认的最为著名的“盛世”，有所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等。其所以被称为“盛世”，必有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如汉初统治者的拨乱反正、与民休息；唐太宗的以古为鉴、居安思危；唐玄宗的选贤任能、良法善政；清代康熙、雍政、乾隆三朝的从严治国、乾纲独揽，等等。中国历史上“盛世”治国中，有这么三条历史经验是颇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的：
第一，保持清新开明的政治空气，实行以民为本、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是“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高明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深明其中的内涵。唐太宗常说：“治天下者以民为本”，“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正是有了“以民为本”的认识，所以才有“与民生息”的政策。汉朝初年，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民更始”。“顺流与民更始”就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顺应战乱之后百姓的需要，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减轻田赋，定田租每年十五税一，招还流民，领回原有的田宅；释放战争中自卖的奴隶，恢复他们的身份。汉惠帝时，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他一切遵守萧何所定的法令，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鼓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免除力田人终身徭役。汉文帝则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租三十税一。这样的治国之道使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乐其业”［2］的繁荣景象，保证了汉朝的勃兴。唐初，魏征向唐太宗进谏，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魏征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静则安，动则乱，欲求长治久安就要使民安静。汉之所以振兴，在于与民休息；隋之所以速亡，在于反静为动，徭役不休。现在正值大乱之后，百姓急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劝唐太宗薄赋敛，轻租税，不夺农事，少兴土木兵戈，不随意动用民力，让其安心生产。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种以民为本、与民休息的政策，顺应了社会发展，合乎了民心民意。
第二，建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任用贤能之臣治国。《礼记•礼运篇》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他曾对魏征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魏征回答道：“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3］魏征的意见颇具启示意义。为官择人须“才行兼备”，才差一点，“不为大害”，如果误用德行坏的人，“为害极大”。唐太宗就是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注重任用贤能，在《贞观政要•任贤》中，所用贤能大臣就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八人。正是因为有这些贤能大臣的辅佐，唐太宗才得以实现“贞观盛世”。清朝的雍正帝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在政治上打开新局面，他不惜打破原有定制，用人“只能才技，从不拘限成例”。正是由于他们用人得当，除旧布新，所以才有政治较为清明、国力较为强盛的局面。
第三，整肃吏治，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各种腐败之中，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这是因为，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相伴而行。贪官能腐蚀政权肌体，激起百姓忿恨，从而危及政权的生存，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此是清醒的。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维系国家的四大绳索，并强调“清洁于货”是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即用官时必须考虑“清廉”之节。汉代的“察孝举廉”，也是把孝和廉作为居官的首要政治条件。司马懿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时也强调过“清固为本”的居官原则。为维持官僚队伍的清廉，不少朝代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朱元璋时甚至规定，将贪官枭首示人，剥皮充草，树于公堂，以儆来者。清朝康熙、雍正时，也曾注意严惩贪官污吏，吏治较为清明，有过“康乾盛世”。然而，由于封建官僚政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腐败现象一直同封建社会相始终，根本无法消除。在封建社会，可以有个别清廉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整个政权的清廉，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突出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的目的在政治实践中远未达到，但强调道德教化这一手段对治理贪官、反对腐败所起的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中有些东西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善于从外国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中撷取精华
政党政治中治国理政的一些共同特点，决定了不同政党之间是可以相互比较与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客观规律的高度，通过对不同政党之间的比较和借鉴，获得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有益的经验。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不存在政党或者禁止政党活动的国家已寥寥无几，因此有人称当代为政党政治时代。尽管世界政党现象错综复杂，各国政党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认真研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各国政党也有共性。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中便可找到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这个定义就是概括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见，中外政党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外政党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各种政党共同遵循的规律。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通过对不同执政党之间的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提高执政绩效，巩固执政地位，是一个普遍现象。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在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因遵循政党运作的一般规律而具有共性，至少在治国安邦、巩固执政地位上是一致的。当代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走出困境和延年益寿方面动了不少脑筋，作了不少改进，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领悟和学会了不少东西，而这些政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无疑也是不少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对西方国家不少好的做法发生过兴趣。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向苏共学习执政经验外，党的领导人对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经验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毛泽东还说过：“类似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周恩来在谈及人民代表大会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6］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了总司令之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会长等例子，认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7］。邓小平说：“这一点（能上能下），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8］这些都说明，党的领导人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操作机制上有某些可借鉴之处。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态度。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发扬光大。
我们要善于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探索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国家的政党在长期的政党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成体系的政党建设理论。这套理论的功效在于，它能够使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即使社会上存在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地执掌政权。我们党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党的性质不同，所处的国情也完全不同，当然不能完全照搬这套理论，并且要坚决反对照搬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模式。学习与借鉴并不意味照抄照搬别国政党体制的模式，政党现代化也不等于政党体制西方化。我们所强调的是“批判地吸收”，即通过总结别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来研究和解决我们党面临的问题。比如说，西方国家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反腐倡廉的措施和选拔文职官员的制度及民主政治建设等有益东西，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应当承认，目前我们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还带有不少领导革命斗争时期的党建理论的痕迹，有明显的陈旧、不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新话不多。这使它还不足以抵制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理论和观念的影响。在党的建设领域对比较、借鉴问题不敢深入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框框的束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不敢谈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比较和借鉴，似乎一谈借鉴，就要抹杀政党的阶级性。其实，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联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社”之分的东西。我们过去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殊性，而忽视人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把相当一部分本属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东西划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极为狭小，这是与时代发展的需要相背离的。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政党之间互相学习、借鉴已变得更直接、更频繁，谁借鉴得好、消化得好，谁的竞争能力就越强，谁的生命力也就越强。在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吸收、借鉴外国执政党建设经验中那些反映执政党建设普遍性和共性的规律，为我所用。
三、善于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
20世纪是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世纪，也是蒙受重大挫折的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共产党在许多国家执掌了政权。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改变了颜色，教训极为深刻。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那种简单地把苏东剧变主要归之于个人作用或外部演变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和唯心主义，不利于我们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深层原因，从而在反思中寻根探源，在反思中开拓创新。苏东剧变的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这一历史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苏联、东欧共产党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没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尤其在它们执政的中后期，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缺乏前进的动力；二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倡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以致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得以泛滥，搞乱了思想，涣散了民心；三是执政党严重脱离人民，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没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始终保持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管哪个国家的党，不管处在什么时期，谁失去了先进性和执政能力，谁就将失去执政资格，谁就必然垮台和灭亡。在这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决不可掉以轻心。
四、善于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获得生机
党建理论创新不是简单的理论演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是党建理论创新的内在根据。党建理论创新是与新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探索、新创造联系在一起的，离开对实践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党建理论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认识对实践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认识与实践的互相作用，无限循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认识与实践、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是创新的动力，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没有敢于尝试、敢于实践的精神，就不可能有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也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教条主义和陈旧观念的束缚，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打破枷锁放开手脚，也就没有实践创新。党建理论只有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中才能获得发展和创新。
时代创新理论，实践检验理论。党的建设理论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党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近年来，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针对党的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锐意改革，大胆探索，在领导体制、组织设置、活动方式、干部使用等方面尝试和积累了不少好的做法。仅就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而言，就积极探索了诸如试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党务公开、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党内基层选举也从公开选拔发展到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有些地方前些年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做法，由于与传统理论相悖、与某些政策不符，以至处于遮遮掩掩、只做不说的状况。从这个角度讲，党建理论严重滞后于丰富生动的党建实践。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批评说：“我们的理论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9］。应该明确，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生动实践不仅是检验党建理论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的重要途径。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我们尊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首创精神，力戒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满腔热情地鼓励和支持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汲取营养，从众多的经验中总结、抽象和升华出新的理论，再去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要敢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已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不断改革不能适应实践需要的体制、机制及政策，在党建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参考文献：
［1］吴兢编撰，刘灏译注.贞观政要•君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吴兢编撰，刘灏译注.贞观政要•择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40.
［5］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6］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8.
［7］刘少奇.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647.
［8］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
［9］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71.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