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保护意识强、缺乏自信这四大特性，成为比男性更容易“焦虑”的人群。
纽约感知治疗美国人协会会长、心理学家罗伯特·李海在其所著《焦虑治愈》一书中指出，女性的焦虑甚至可以追溯到儿童期。
2010年，济南一初中生跳楼自杀，原因是认为“自己虽然很努力，但是考上‘实验’还有很大难度，这样一来，自己感觉很对不住父母的期望”。2013年，济南一女孩在微博直播自杀，原因是身为会计的她，“和税务打交道提心吊胆”。
甚至连丈母娘也在推动焦虑症的普及化——她们试图为自己的女儿在如此焦虑的社会寻找稳定，于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外企、民企成了一条鲜明的线，别墅、复式、大平层、小两居还是没房，又是另一条线，衡量着女婿的身价。
学者郁方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他们的消费文化》一文中认定，奢侈消费与炫耀性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已经在中国的中产阶层中蔓延。 “成王败寇”、“建功立业”等文化观念长期占据人们意识形态，但从未像今天一样达到顶峰。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则越来越“嫌贫爱富”。有人卖肾买iPhone4，有人将帝豪改成奥迪当婚车，同学会成了攀比宴，《蜗居》里的小三受追捧。
“我们正活在一个贪婪是好的时代”成为一句口号，限量版劳力士带上手腕，轩尼诗如开水般消耗，LV手袋总是吊在手上，奢侈之风蔓延在富裕的他们之间。只是不知不觉中，这种时尚的攀比，渐渐剥夺了中产者原本的面目。为了比别人有更加光鲜的脸面，他们对物质产生了更迫切的渴求，花掉了更多的心思，也因此换来了更大的焦虑。
时代的伏笔：经济越繁荣，国人的焦虑情绪为何越重？
外国人多伊尔·麦克马纳斯在美国《洛杉矶时报》写文章对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感到非常惊讶。在他这个外人看来，中国近些年于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非凡成就。按理说，公众应该越来越满意才对。但现状是，经济越繁荣，国人的焦虑情绪反而越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伏笔，只是当时被发展经济和增加物质财富的理想暂时掩盖。当摆脱贫困的焦虑，全民都盯着物质生活看的焦虑便开始显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晓明教授如此解释原因。
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GDP的30%，这一数字不经意间已经和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之处在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仍是世界上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后，连带医疗、养老等大部分社会保障均成为国民的压力来源。
物价之所以贵，在于从产品生产到销售等各个链条的利益环环相扣，生活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在于社会保障无力，付出大于所得，造就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现状。
就像有一年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幸福，当人们都在追求同样的价值，人生价值相当普遍地存在一元化、同质化时，能不焦虑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显然在这里有些讽刺意味。
由此再看，南京彭宇案让路上的老人成了定时炸弹；上海“钓鱼案”让执法者失去权威；佳木斯市“装病孕妇骗女孩回家供丈夫性侵”毁灭了人性的底限；山东招远麦当劳血案彻底让人失去了安全感。
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中时，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吵嚷——人人都不肯退一步，人人都不肯吃亏，人人有欲望都要喊出来，以至于广场舞大妈名扬国际——实际上，它与老年大学、老年公寓一样，不过是转移焦虑的一种方式罢了。
这时候再说有人用林语堂的话攻击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的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的冷漠。”但现实是，那不过是一种不适当的焦虑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