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以“足球外交”形式几乎推倒了隔在两国之间的那座历史“山峰”,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看来,老套的外交模式魅力依旧｡
2008年9月6日,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亚美尼亚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联袂出现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一处体育场,共同观看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预选赛土耳其队对亚美尼亚队的比赛｡此刻,这场比赛的看点已经不是某位球星的表现或者比赛的结果,人们的目光无不聚焦于这两位特殊的观众以及他们观球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含义,因为居尔是1991年亚美尼亚独立以来首位到访该国的土耳其领导人｡“足球外交”固然具有浪漫色彩,然而,面对上世纪初“亚美尼亚大屠杀”而冰封的关系,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能够冰释前嫌､携手创造两国关系的新篇章吗?
“足球外交”尽显智慧
由于对“亚美尼亚大屠杀”有不同看法,两国一直没有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993年,土耳其因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关闭了与亚美尼亚的陆地边界｡
“乒乓外交”､“棒球外交”､“篮球外交”……虽然这些外交样式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人们似乎仍然热衷于拿它们做外交工具,而且往往用得得心应手｡这次,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以“足球外交”形式几乎推倒了隔在两国之间的那座历史“山峰”,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看来,老套的外交模式魅力依旧｡
两国元首会晤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这是自1991年亚美尼亚独立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属于两国关系标志性政治事件｡在苏联时期,由于亚美尼亚还不是独立的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不处于国家层面,土亚之间也就不存在外交关系｡独立后的亚美尼亚积极与外部交往,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其中却少了一位重要邻居——土耳其｡土耳其自不必说,在其长长的建交国家名单中唯独缺少亚美尼亚这个“新邻居”｡对于未建交国家元首之间的首次会晤,自然要受到人们的关注｡
两国元首“足球外交”使得两国之间很自然地表达了善意,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做了气氛铺垫､开了好头､起到了“破冰”作用｡在国际政治中,元首外交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两国元首能够坐到一起,就有沟通,有了沟通,一切观念性障碍就可能被消除,一切技术性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居尔总统和萨尔基相总统的历史性会晤恐怕恰恰起到了消弭两国观念性障碍和技术性难题的作用,“破冰之旅”后就有“冰雪消融之春”的希望｡
抛开历史包袱的新思路,也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在过去的17年里之所以摩擦不断,与两国在历史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密切相关,新仇往往又因旧恨起,如此往复,两国关系多次陷入难以自拔的困难境地｡抛开历史包袱需要外交勇气和智慧,两国元首能够在2008年实现会晤,标志着现阶段两国更加务实地对待历史问题,这就搬动了影响两国改善关系乃至建交的最大障碍｡
现实因素助推两国关系解冻
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相互走近的时机很微妙,既与两国国内因素相关联,也与两国所处地区的国际局势变化密不可分｡
土耳其作为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地区大国,其外交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尽快加入欧盟,成为西方俱乐部“会员”｡从政治理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价值观等各方面来看,土耳其基本具备了加入欧盟的条件｡但是,欧盟多年来一直以土耳其在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为由而拒其于门外｡而且西方“老大”美国更是几乎每年都要“提这壶”——美国国会经常通过“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来指责土耳其,这使得土耳其的国际形象遭到极大损害｡
同时,土耳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尤其是紧邻能源丰富的外高加索地区,坐拥能源通道的便利,但是,这种便利却因为与高加索邻国亚美尼亚的紧张关系而受到严重制约,无形中降低了土耳其作为欧洲能源通道的作用｡
亚美尼亚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原因,亚美尼亚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均遇到了很大困难｡在经济上,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地处内陆的亚美尼亚被突然割断了与旧经济体系的联系,而新的经济体系尚未建立,加之上世纪90年代初与阿塞拜疆因“纳卡”战争导致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其实行经济封锁,亚美尼亚与外部的经济联系主要通过俄罗斯和伊朗来进行,这无疑使亚美尼亚经济雪上加霜｡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亚美尼亚过去长期比较倚重俄罗斯,这一方面为亚美尼亚抗击那些敌对国家增加了砝码,另一方面却使亚美尼亚失去了很多机会,它不能像那些持“平衡外交”战略的国家那样从各个方向获得更多国家利益｡
摆脱外交困境是土耳其的迫切愿望｡打开与世界交往之门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则是亚美尼亚的强烈期待｡
而俄格冲突的爆发及其冲击力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则是促使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迅速改善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背后,实际是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外高加索的博弈结果｡俄罗斯首开独立以来对外战争的先例,而且打击对象为独联体成员国｡这表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暗斗”已经变为“明争”,俄罗斯将不惜代价捍卫其国家利益,独联体及其周边将成为俄与西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无论是地处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还是临近的土耳其,必须思考和重新布局已经变化了的地区安全格局｡
所有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解冻显得顺理成章｡
历史分歧仍面临考验
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奇特现象就是国家间历史问题往往比现实问题更难处理｡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也是如此｡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历史纠葛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更早｡但是,对近代和现代两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主要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18世纪末的亚美尼亚民族还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从地域上分为东亚美尼亚和西亚美尼亚｡当时法国和美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激励了亚美尼亚民族运动的兴起,亚美尼亚人迅速掀起反抗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的斗争｡而此时,俄国为夺取西亚美尼亚,鼓动亲俄的亚美尼亚人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有意挑起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土亚矛盾开始凸现｡
随着俄罗斯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矛盾的激化,1877年~1878年爆发了土俄战争,这次战争让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深受其害｡战争使奥斯曼帝国政府认为亚美尼亚站在俄国一边,因此对亚美尼亚人实行了严厉报复｡从此,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民族矛盾激化｡
为了防止西亚美尼亚等地从帝国分裂出去,奥斯曼政府不惜以武力手段来对付亚美尼亚人的反抗活动｡从19世纪末开始,亚美尼亚人遭到多次大规模镇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的亚美尼亚问题成为了土耳其政府最棘手的问题｡
一战期间,土耳其政府因为担心亚美尼亚人叛乱,再次对其镇压,发生了“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据西方学者研究认为,有大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在大屠杀中丧生,80万人成为难民｡
独立后的亚美尼亚把每年的4月24日定为“种族灭绝日”｡历届土耳其政府则拒绝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认为这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混乱过程中的非正常死亡,而且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近现代以来,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的所有摩擦几乎都源自历史问题,而矛盾又集中在对“亚美尼亚大屠杀”历史的认识上｡去年底,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引起土耳其政府对美国的强烈不满,更使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关系雪上加霜｡因此,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两国要彻底改善关系,首先就要搬走这块历史的拦路石｡
但是,排除历史障碍何其艰难｡一方面,由于历史给亚美尼亚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这种民族灾难的集体记忆已经汇聚成坚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历史问题涉及民族感情和尊严,土耳其民众难以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如果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历史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则土耳其与亚美尼亚关系将重陷历史沼泽,这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尽管土亚两国元首的“足球外交”充满外交智慧并促使双边关系向着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但是,仅凭政治家一两次机智的外交行动还难以改变两国关系的基本底色,重建两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尚需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