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从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从结构转向主体。由此，他将列宁思想的发展史重组为工人阶级不断摆脱外在的政治调解和组织模式进而获取自身充足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并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基础，把列宁思想当代化地塑造为建基于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共产主义解放规划的激进政治。从本质上看，这种重构逻辑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模式，恢复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但因过度简化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过分偏执于革命主体性视域，不可避免地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并带有强烈的审美乌托邦和相对主义色彩。
[关键词]奈格里；列宁；政治性；主体性；主体性生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5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旗帜性人物。奈格里的早期政治理论始终建基于对劳动和劳动力的持续关注，彻底颠倒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坚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的客观主义幻象、决定论—目的论逻辑、回返式的辩证法逻辑以及革命的乌托邦残余等，并试图以危机而非平衡、对抗—分离而非对立—综合、主体性的历史动力而非客观性的自然趋势等范畴，来恢复政治性—主体性话语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优先权。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既不是从人道主义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目的论，也不表现为以1845年为临界点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断裂”——前者从根本上奠定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却以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体系遮蔽了政治性和革命性话语的历史连续性；后者则立足于历史的客观层面，以客观超拔的结构限制甚至消除了历史的主体向度。奈格里同样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将积极的革命趋势和创构性的替代过程理解为抽象的人类本质的有机展开，因为它弱化了马克思充足性的主体性视域，过于纠缠在人与资本的密切关系之中，最终必然走向革命政治的乌托邦。[1]由此，奈格里明确把从社会学转向政治本体论的讨论逻辑界定为“从结构转向主体的路径”。一方面，它能够创建旨在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组织，使其自身成为革命性—主体性因素构成的主体结构，并使“建构群众的斗争、组织和革命生活的所有因素都位于其中”；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形式主义或辩证形而上学的解决方案，通过“主体运行于自身之转型活动的复杂性的累积”，真正达及本体论领域。[2]（P173）极端的主观主义者退回到“主人辩证法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试图以暴力的方式成为社会辩证法的主人；而沉醉于民粹和自发性崇拜的人则退回到“自发性美学的自我陶醉”，受制于重复性和虚伪性而过于尊重社会的辩证法。[2]（P173）在此，结构与主体表现出十分微妙的关系，主体维度的过度膨胀或缺失均无法充分说明这个本体论路径的根本特征：充足的主体性力量必须建基于结构要素的重组，如此才能实现社会转型的革命筹划；然而结构只生产抵抗和革命的主体性因素，并不是作为根本前提的历史结构和社会形式。
从本质上看，奈格里的政治理论重在以充足的革命主体性话语，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范式、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气息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维度的过度弱化。本文拟通过对其核心逻辑取向的透视，深入分析奈格里重塑列宁思想的理论脉络，以揭示他政治地解读列宁并重构其当代形象的真实意图，进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逻辑坐标来对之进行系统定位。
一、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
在对列宁和马克思的理解方面，奈格里同阿尔都塞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路径。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假定马克思的思想前后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问题式，并拒绝二者之间相互通约的所有可能。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限制甚至取消主体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把它当做结构的功能承担者，并以结构间的断裂和转型来消解历史的连续性，以不同结构间的场所变换来重构自己的历史范畴。奈格里十分反对这种理解马克思的方式，他认为阿尔都塞抽空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力量主体的政治学分析，即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筹划及其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并未揭示出结构断裂背后工人阶级主体性力量的充足性。
奈格里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谈论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那么它只能开始于这一时刻：结构的定义不仅显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分析使自身从现存条件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把自身转化为一个规划，既定的生产力导致组织计划的产生。认识论的断裂是组织的诞生。”[3]（P28）谈论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首先意味着重新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阶级斗争之间的力量关系，并在确认后者本源地位的同时将这个理论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连接在一起，以此去深入透视工人阶级新主体性模式的出现。事实上，“马克思思想的演进，远没有终止于‘没有主体的过程’，相反，它紧密地遵循革命主体的组织的现实性。政治经济批判的真实结果必然是这一主体性的根基。”[3]（P28）由此，奈格里把“认识论断裂”转换成因革命主体性模式的出现而导致的“主体性断裂”，它积极地筹划自身革命组织和自由解放潜能。显然，从“认识论断裂”到“主体性断裂”的转换过程，是试图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中心结构的政治性—主体性转向，它再次确认了主体性和阶级斗争话语在奈格里政治理论中的中心地位。
二、从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到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在自主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和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内，阶级斗争以客观的形式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人阶级不再单纯地表现为被剥削对象，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本体力量和实现社会转型的直接有效的行动者，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机制必须面对且以其为基础重构资本结构的力量主体，能够积极创造替代资本主义的另类社会。基于此，奈格里认为，列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思想资源，列宁主义的当代化视域同样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方式和革命形式等方面的重新规划，“列宁是我们为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政治构成所支付的代价。只有通过列宁主义才能谈论政治……它是阶级的共通语言：它能够引起困境，但是你只能借助它而和阶级（不与其他人）一起前行”[3]（P13）。但他始终对列宁思想的双重性保持足够的清醒，并致力于将其理解为重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理论基点。列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恰恰是工人阶级的最强大之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构成列宁理论视域的核心内容，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组自然也围绕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中心性展开，以彰显政治性—主体性话语的本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