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事宜。大会会期约一周，最终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对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这次会议期间也充分展示和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简朴高效的会风、求真求是的党风以及高度民主的作风，这些良好的风气是中共“三大”精神的集中表现，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中共“三大”；政党建设；民主作风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3-0006-02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当时至少有4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国共合作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三大”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其正确制定了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政策，仅就会议本身而言，也是可圈可点。大会在会风、党风、作风等方面体现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政党的典型特征和优秀品质，这些都成为探讨和弘扬中共“三大”精神必不可缺的重要內容。
一、 简朴高效的会风是中共“三大”的优秀品质
为了开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的筹备工作由中共中央交给中共广东区委具体负责，“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1]出于安全、保密和经费等方面的考虑，会议最终被选定在广州东山的恤孤院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举行。
“三大”会址房屋是一座临时租用的普通民居，坐西朝东，共分两层。尽管这座简陋的砖木结构的旧房连电灯、自来水、厨房、洗澡间这些基本的设施都没有，但会议期间这里除了开会使用外，还兼做饭厅和部分代表的宿舍。
会址房屋内墙上下都是灰白色，由于条件有限，没有张贴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画像，也没有悬挂党旗，墙壁由于长时间没有粉刷，当时显得很脏。一楼会议室内的办公桌是用一张使用了多年已褪了颜色的长餐台代替的，长餐台两边各有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是小方凳，由于空闲狭小，长餐台只有一侧才能供代表通行。
低矮狭小的二楼除了堆放杂物外约住代表十人，楼顶连天花板也没有，一抬头便是瓦底。代表们用的家具都是临时借来的，床铺甚至就是用两块床板和两条长凳临时搭起来的。由于没有自来水和洗澡间，代表每天洗脸只能从屋内一个大水缸里取水，水从外面挑回来。晚上办公的时候除个别代表有手电筒可以使用，大多数代表只能使用洋蜡和煤油灯。[2]
尽管会议条件简陋，但代表们的热情不减，会议日程紧张，在短短9天内，大会不但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马林的《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形势》、毛泽东的《湘区工作报告》等多份汇报，还讨论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中有一份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两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三个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七个议决（或决议）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同时，中共“三大”还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了陈独秀等9位同志为第三届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邓中夏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会议的间隙，代表们也很少休息，比如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徐梅坤等代表就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多次会见国民党的政要，开展统战工作。由此可见中共“三大”会议的紧凑高效，代表们工作热情之高和任务的繁重。
二、 求真求是的党风是中共“三大”的典型特征
中共“三大”是建党初期推动大革命局面形成的一次关键会议，代表们在会议上分析时局，总结经验。在大会上，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作报告，对中共“二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统战工作、宣传工作、工人运动的情况都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陈独秀在报告中针对中央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不回避、不遮掩，实事求是，直面问题，在不到四千字的报告中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出了批评意见，很好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求真求是的风气。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中央在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精神加入了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其次，宣传工作进行的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
再次，指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党内有党员不完全信赖党，一些同志的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大会报告还对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指出“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最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报告中也对各地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点评，很多意见是十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的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3]
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确立了求真求是的党风，才能具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条件和能力，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共“三大”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兴求真求是之风，也自然为大会能充分发扬民主作风，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通过正确的决议为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高度民主的作风是中共“三大”的永恒魅力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议上代表们都确认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在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上他们的观点又不尽相同。与会代表充分发挥党内的民主作风，针对具体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在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一关键问题上产生了最为严重的分歧。陈独秀、瞿秋白按照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暂时妥协与合作的策略思想，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4]“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5]
張国焘、蔡和森等同志赞成同国民党联合，但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们提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会起到革命作用，会去反对帝国主义。”[6]“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7]
应该看到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从双方争论的观点来看，各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片面性。[8]但陈独秀等人赞成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意见，更符合当时要开展国民革命这一迫切的中心任务。但陈独秀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高估了国民党的力量，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主张，又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和民主表决，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微弱的5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规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但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
很明显这份决议充分吸收了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克服了片面性，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份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制定的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正确的，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高度民主的作风既是中共“三大”的永恒魅力，也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保障。
综上，中共“三大”在会风、党风、作风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表率，堪称政党风气建设的榜样和标杆，这些价值要素构成了中共“三大”精神的重要内涵，是一笔我们今天全面推动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84.
[2]有关三大会址情况的描述参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 馆编.中共“三大”资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3]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详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M].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 社出版，1989.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国产国际、联 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7]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0.
[8]吴敏娜.统一战线源始略论——中共三大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9]陈俊凤主编.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 广州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