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民协会作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的一种组织形态，这期间又以湖南农民协会最为典型。北伐时期，湖南农民协会发展迅速，形成自己一套独立的组织体系。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国共两党农运人才匮乏，加上农民协会重上层、轻下层的原因，国共两党难以控制和驾驭农民协会的走向，导致反革命政变到来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走向失败。
关键词：国民革命；湖南；农民协会；实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45-02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党员动员广大的农民加入农民协会的方式参与革命。学者对于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刊布。但较少有学者关注农民运动中的载体--农民协会--的组织结构和演变，以及它对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影响。本文拟从其农民协会的组织发展实态来管窥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成败之因。
一
1923年9月，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人在衡山组织岳北农工会，主张改良农民生活，“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1]。加入农工会的有6000多户，但后因“湘C、S（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两校共商数次，因无相当人可派”[2]，最终它仅存在两个月左右就沉寂下去。但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成，在广东形成了庞大的农会组织，到1926年5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农会组织“达到66县，全省共建立了177个区，4216个乡农协，会员数达62万多人”[3]。这样，农会组织在广东的成功运作，为相邻的湖南提供了很好的组织模式。湖南农民协会的发展直接得益于湖南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北伐的胜利进行，前者为农民协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后者则是它发展的直接催化剂。1925年1月中共四大《对农民运动之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4]，因此“最要紧的自然是组织农会（或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因为必这种机关，然后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5] 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湘潭韶山家乡，“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6]；“现在广东以外，在长江流域的如湖南、湖北、安徽、四川，……惟组织尚小，成效不著。”[7] 1926年6月，全国有农民协会组织县为36个，区294个，乡5024个，而湖南“28县均有农民协会之组织，已成立县农民协会9个，区农民协会44个，乡协43个，协会会员人数38，150人”[8]；由于北伐的胜利进行，农民协会遂由秘密转为公开，呈现出急剧发展的态势，至1926年11月时，“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者达三十六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者达十八县，共计五十四县，区农协会有462个，乡有6867个，共计1，071，137人。”[9] 1927年6月，湖南的农民协会发展远非其他省份所能及，“县农协达41县，区638个，乡13，207个，会员数达4，517，140人。”[10]。
二
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在清末新政期间就产生了[11]，但在大革命之前的农会是由地方绅士阶层控制的社会团体组织[12]，而国共两党组织和发起的农村社会革命时的农民协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和发动农村社会革命的一种政权形式”[13]。1923年7月《广东农会章程》的制定是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4]，农民协会的各级权力机关自上而下依次规定为：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全区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全分区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乡农民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为：全省执行委员会→全县执行委员会→全区执行委员会→分区执行委员会→乡执行委员会。由于它具有从未有过的组织严密性、凝聚性和渗透性，使广东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这为其他省份提供了借鉴的模式。湖南把农民协会组织机构延伸至各村，成立村农民协会，规定“村农民协会为农民协会基本组织，为会员间及会员与此同时级农民协会间联络之主要场所；又为农民协会对外作群体的活动及将农民协会宗旨渗透到农村各阶级去之最要机关。”[15]这样，农民协会从过去以地方少数绅士阶层控制的社会团体组织转变成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现代性的革命组织。
一个革命组织的实力强弱和发展好坏，除依赖于其组织中成员数量的多少外，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实际运作中的有效性[16]。湖南农民协会从建立到高潮仅历经1年半时间，会员数量多时达到450多万人，如果把这些会员严密地统一于农民协会组织，上令下行，步调一致，其组织实力是不可估量；但1927年马日事变后，农协组织顷刻化为乌有。因此，这对其组织内部结构的运行进行深察有其必要性。农民协会组织重心在基层组织，它的“组织成本”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农协运作经费欠缺。1926年的《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农运经费”。二是农协运作的人才匮乏，一是农运人才数量上的匮乏，彭湃曾指出，“我最憾事，即是少同志。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夜夜都有梦去寻求。唉，同志在哪里？”[17]在湖南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农运人才少得可怜，共产党方面，“我们的农民同志仅1700余人，湖南现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已二百万，在农协旗帜下起来的已有千万余人，这样的比较，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样去领导呢？”[18]，因此，中共湖南区委提出“大家到农村中去”的口号。而国民党员一是不愿深入农村；一是想深入而不能深入，因为国民党左派“感觉没有人才”可用，据《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最近民（国民党）省部派出之农运工作人共计203人，其中本校182人，民校21人。”[19]共产党员约占90%，而国民党员仅占10%，足显国民党在农协运作中的人才是何等的奇缺！二是农运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不高，农运人才在质量上很难达到应有的要求，这些农运人才们“幼稚则为普通毛病”[20]。因此，农运人才的匮乏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只占有上层，不能打入群众中去（例如各地农运县协在我们手里，区农协有我们的同志，乡协有人，我们的命令，只能到区而不能乡）。”[21]湘区农民协会组织的缺失表现出重上层，轻下层，基层农协大多有名无实。从其基层组织的实态运作来看，农民协会运作远未达到国共两党高层所期望的程度。
除此之外，农民协会组织松散，地痞流氓和不良分子混入了农民协会等问题。在《湖南农民协会暂行总章》中规定：“凡年满16岁，不拘性别，……雇农、佃农、半自耕、自耕农、农村中之手工业者和农村中之体力劳动者均得为农民协会。”[22]后大量的不良分子涌入农民协会，“湖南农民运动一年以来已成立协会者，有50余县，但最近潜伏危机，将待爆发，就是地痞流氓有纷纷混入下级农协的趋势。”[23]于是，湘区国民党提出“我们应多吸这类（穷苦农民）其觉悟分子加入本党，加入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运动的核心，我们的农民运动才算有了基础，决不容稍事游移，疏懈下层组织，反而失去工作重心。”[24]在会员人数急剧增加的同时，其组织的向心力并未增强，却成了农村中各阶层争权夺利的工具，加剧了该组织的分裂。
三
国民革命期间农民运动重心从广东到两湖，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农民协会组织发展迅速。短短两年时间内，湖南农民协会人数由几千会员剧增至400多万会员，农协组织几乎遍及整个潇湘大地，“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25]这严重冲击了旧的乡绅政权和农村的封建等级秩序。然而，在农协组织及会员数迅速发展的同时，看似严密的以农民群众为基础性力量的现代型革命组织力量日益强大，但由于农民协会重上层、轻下层的组织缺失，以及大量的地痞流氓和不良分子混入了农民协会等问题的出现，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紊乱，“破坏有余，建设无力”。农民协会组织发展的这种实态，这也直接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反革命政变到来时，最终走向失败。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四十七期）。
[2]《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06页。
[3]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40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92页。
[5]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国青年》（第十三期）。
[6]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M].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2页。
[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33页。
[8]《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22-123页。
[9]《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份湖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战士周报》（第三十八期）。
[10]《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6页。
[11]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历史研究》1991（5）。
[12]王先明著：《近代绅士》，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1页。
[13]于建嵘：《20世纪农会制度的变迁及启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
[14]《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页。
[15]《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138页。
[16] 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第40页。
[17]《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2页。
[18] [19] [20] [21] [22] [23] [24]《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4，62,62,58,125,461,193页。
[2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责任编辑：丰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