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体会和经验的总结。而有关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管理）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以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的治理理论研究；二是非政府组织（NGO）和公民参与背景下的治理创新研究；三是中国基层治理传统资源在当下的适应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有意无意地忽视执政党作为最重要行动主体的现实，以致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的基层治理。近些年来，一学者尝试从中国治理的现实出发，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联性，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党社分离还是党社一体化
主要涉及党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定位问题，即党是应该与社会相分离以保持相对巾立性，还足要实现“党社一体化”。按照通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问，是国家与社会间的“联接器”，主要发挥意见表达、共识凝聚、价值引导等功能，政党需要与社会相分离。如王占阳在研究村民自治和村“两委”关系时认为，村内应实行党社分开，切实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实行村党员自治，即村委会是乡村的民权巾心，而村支部不是乡村的权力中心，党对农村的领导主要足宏观的，村支部和村党员主要是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而肖存良则认为，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成功的秘密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市场化改革对我困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结构形成了挑战，在挑战应对过程中，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尚未完成，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尚未最终定型。但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日标，就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政党与社会的一体化。
（二）党组织的去行政化与再行政化
主要涉及基层党组织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即在“无行政权力依托党组织”出现并增加的情况下.党政应该进一步分开还是党组织再行政化。李景治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进一步调整党、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责和功能应合理分开，防止和克服党的基层组织行政化。林尚立认为，党的基层组织必须从传统的行政化的功能定位回到政党化的功能定位.党促进基层社区发育和成长不可能、也不应该用行政资源来推动，而应该用党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来推动。¨梁妍慧也认为，面对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及利益多元化的人群，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组织，党组织显然已经无法依托行政权力对他们实行动员和控制，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从行政权力的结合中分离出来，回归到正常的社会化。在这些学者看来，基层党组织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既是价值上的背离，同时在经验上不具可行性。但现实的发展是，党在基层社会的活动对行政权力的依赖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经费、办公场所、人员上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有增无减，如近年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的“三有一化”活动（有人管理、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区域化党建）即是最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