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砖学士：我爱迟到我怕谁
唐文宗时，有个翰林学士名叫裴颜祺。当时翰林院规定，太阳光照到甬道第五块砖时就要准时上班。而这位裴颜祺性情懒惰，总是等到日光照到第八块砖时才慢吞吞地到位，时称八砖学士，即一位经常迟到的官员。
三旨相公：不求有功求无过
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圭，在位十六年，碌碌无为。每次上殿面君，只说取圣旨;听取皇帝指示后，就说领圣旨;回到府邸后，对部下们就说已得圣旨，时人谓之三旨相公，以讥讽其失职。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必然得到百姓们的鄙视。
浪子宰相：赏花踢球写艳曲
宋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行为放荡，喜欢写一些不堪入目的淫词艳曲，自号李流子。他官居高位，竟不理政事，只知一味享乐，自称理想为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于是，首都百姓都称呼他为浪子宰相。
青词宰相：贪污的钱能出书
明代的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痴迷于长生不老之术，热衷用青词(祭神的文书)向上天祈福。而奸臣严蒿正善于写青词，遂讨得嘉靖欢心，还被授予内阁首辅大臣之位，时人讥讽其为青词宰相。自此严嵩权倾朝野达二十余年，竟有三十多个官员争先恐后地做了他的干儿子。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他最终被明世宗抄家，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严嵩府邸被查抄后，负责抄家的官员将其家产登记在册，取名为《天水冰山录》，字数超过六万，足见其敛财之多。
蟋蟀相公：上梁不正下梁歪
明代末期，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不久，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建立小朝廷。后来清军大举进攻南京，形势危如累卵。
而新上任的皇帝朱由崧却不以国事为重，大敌当前之际，竟命人搜捕虾蟆来玩，时称虾蟆天子。无独有偶，执掌朝政的大学士马士英在此危难关头，每天也以斗蟋蟀为乐，时人称之为蟋蟀相公。有君臣如此，明朝岂能不亡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言着实不虚。好官名垂青史，被后人缅怀;昏官遗臭万年，成为百姓的笑柄!
古代官场潜规则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由文人主导的朝代。由于历代皇帝均刻意提倡文事，选拔孔儒出身的官员，所以官场的文化气息非常浓郁，很多官员同时也是享誉一方的学者，极富名望的诗人。可这些饱读诗书的风雅之士为官，却没能消除历代官场奔竞阿谀的痼疾，此类风气有增无减。
早在宋初，太祖朝的名宦陶谷，堪称文坛好手，曾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宋太祖赵匡胤受禅之时，因没有来得及准备禅文，正焦虑间，置身阶下的陶谷赶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交给赵匡胤化解危机，陶谷此举，无疑是希望借机博取上位而已。又如当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冯道，则更是经历四个朝代，且代代显达，至其死后仍遭人嘲讽，认为其足已与孔子同寿。
从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时起，官场奔竞恶习全面抬头，致使真宗皇帝不得不于咸平二年(999)专门下诏，令百官比周奔竞有弗率者，御史台纠之。但是此法并没有能够遏制住这股势头。
及至宋神宗时期，有一大批官僚，借着变法之机，附和新法，投靠执政的王安石。史书记载说，当时的官员们找王安石办事，有日至而夜不出者，有间日而至者，有安石据厕而见之者。有个叫崔公度的小官，为得到升官机会，特献《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一文以邀功，甚至王安石上厕所亦尾随，轻执安石衣服尾带，王安石大惑不解，他反倒落落大方言道：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尔。真是无耻至极。
到了宋哲宗元佑以后，官场的奔竞习气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蔡京东山再起，以童贯为背景。王黼官居相位，以梁师成为后台。王安中作诗吹捧梁师成，师成读之，大喜，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李邦彦因为讨好宦官而平步青云，直至拜相。
南宋时，宋高宗朝的权臣秦桧，孝宗朝的权臣赵汝愚，光宗、宁宗朝的韩侂胄，以及后来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无一不是官员们争相投靠的对象。特别是秦桧执政时，很多官员入其门庭，凡投靠者以皋、夔、稷、契为不足，必曰元圣。秦桧则来者不拒，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而韩侂胄时期，有官员为了巴结他，不惜学狗叫。有个叫程松的，为讨韩侂胄的欢心，甚至甘愿将自己小妾献出，并为其取名松寿，取祝愿韩侂胄长寿之意。
更为滑稽的是，整个宋朝，因为奔竞，官员们还发明了不少新的官场专用语。托身之初，腹心尽布，这叫作纳忠;被用之始，先加约束，这叫作受记;前出某氏之门，一不满意，又转而之他，这叫作投换;阴与之合，而阳背之，以陷害异己，使之不测，则叫作摆踪。总之，赵宋一朝，诸如此类的荒唐言行，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