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仔细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我不觉得他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观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平等地坐在观众席里。这都是艺术的力量。”万方说。
每次看戏，万方都能有不同的收获，她由此爱上了戏剧。但开始写作时，万方并没有碰触这个她最熟悉的领域，而是先写小说。1994年，她写了一篇小说《杀人》，发表后拿去给父亲看。曹禺看完后，眼睛一下就亮了，抓住她的手说：“小方子，你行哎，你真的能写。”
父亲的肯定，坚定了万方继续写作的信心。她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小说《香气迷人》《空镜子》《女人心事》等。
写《杀人》时，万方的风格是凌厉而尖锐的。她笔下的女人，无论是六团还是婆婆，都追求爱情而不得，六团为了维持一桩名存实亡的婚姻，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用作家王海鸰的话说，“那时的万方显得有些凶悍，像他父亲曹禺的风格，一点一滴的黑暗都要揪出来”。
2000年创作的《空镜子》是万方的一个转折。既是写作风格的转变，也是她个人的转变——变得平和、放松。在《空镜子》中，她这样描述爱情：我觉得爱情是人生中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好的东西。
当时，她已开始了第二段婚姻生活。万方说，她要写的是一种妥协，跟自己，也跟生活。
2004年前后，因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空镜子》《空房子》等剧的热播，万方成为影视界炙手可热的编剧。
“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影视剧创作的成功并没有给万方带来太多成就感，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自我创作和迎合观众中矛盾着、纠结着。2006年，她在一本书的扉页上读到美国诗人尼基·乔万里的一首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读完之后，她的心被深深地震动，“它是在以一种极为彻底的精神在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活着。”她决定不再写影视剧，转身戏剧创作。
“写作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就是抒发自己、表达内心。影视剧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放进去，你可能得迎合、放弃、妥协，所以最终我觉得戏剧才是我的家园，我得回到这儿。”万方说。
在那首诗的启发下，万方写了剧本《有一种毒药》——通过聚焦一个家庭夫妻间、母子间、婆媳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梦想和现实的问题，来探索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才好。
2006年12月，这部话剧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首演。去的路上，万方很激动，她在心底默默地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在人艺演出了，我得告诉你让你知道。”演出时，剧场里很安静，结束后台下的掌声持续了很久。那一年，她已经54岁了。
两年后，万方又写了一部家庭剧《关系》，讲述一个报社领导与妻子、同事及年轻女孩，3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戏上演后，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她也开始在戏剧界崭露头角。
在写话剧之后，万方才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父亲的高度确实在这方面给了我一定的压力。其实，这也是我对话剧一直不敢轻易触碰的原因。他的那几部戏一直压着我。”
前些日子，万方的一部新剧《新原野》举办了首次媒体分享会。在提到《新原野》与父亲的《原野》的关联时，她笑称“沾了父亲一点儿光吧”。其实，这一剧本是根据万方的小说《杀人》改编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创作，万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丰富的。有一点和父亲尤其像，那就是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她们甚至有些极端，对待生活常常歇斯底里。
但和萬方交流时，感受到的却是她的温柔、率性和真诚。“我的创作，大都是为人物的行动寻找理由，而这寻找理由的过程就是挖掘人性。”万方说。过了大半辈子，她生活的篮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经历、感受和体验，而这都已经或者将要化为一个个故事，讲给世人听。
与她丰富的内心对照，万方的生活很单调。她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伺候叫作“小乖乖”的狗吃喝拉撒睡，带它去遛弯儿。闲暇时读读书，阳光好的时候，听会儿古典音乐，然后就是写作。
父亲曹禺晚年的痛苦
万方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父亲曹禺，“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身边”。在她的眼中，作为父亲的曹禺是开明的——鼓励女儿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从来不打击；是随性的，尤其是在家人面前特别真。而谈起作为剧作家的曹禺，万方有些难过，“我没有历经他创作的高峰期，我见证的是他晚年写不出来的痛苦。”
在写完《北京人》《王昭君》等作品后，曹禺开始担任各种挂名职务，如主席、院长之类，参加各种各样的应酬，不断有电话打进来，要求他开会、题字、评奖，而曹禺基本什么事都会应承。
在万方的记忆中，父亲每次回到家中，都极为疲倦，还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有一次，曹禺还跟万方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因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父亲睡眠必须依靠安眠药。吃了安眠药之后，种种潜意识都变成话语，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往外冒。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
眼睁睁地看着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父亲，万方却无能为力。“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但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万方说，这甚至成了父亲的一种独特的游戏。
万方也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就写不出了？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1996年，曹禺过世后，万方翻看父亲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发现上面有好几部戏的提纲，有一个叫做《黑店》的戏，不光有人物表，他还写下了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世，互相间的关系与发展，以及一场场对话。此外，还有一部老夫少妻的独幕剧《外面下着雨》，“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戏……
虽没有经历父亲的创作辉煌期，但从父亲的回忆和一些照片，萬方可以想象得到他当年的样子。有一次，父亲带着万方重游母校清华大学——他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写的《雷雨》。他们特意去了那里，父亲指给她看当年坐的位子，讲当时的工作人员很好，允许他在闭馆后继续在那里写作，不知废了多少稿纸，后来都塞在床铺下面。
“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父亲对万方说，那时候他写累了，就经常会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那是1933年，曹禺23岁。80多年过去了，万方把父亲的《雷雨》重新改编，取名《雷雨·后》。那次改写，她前前后后一共写了七稿才罢休。
就这样，继承父亲衣钵的万方，沿着父亲的足迹，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着。她耐心地准备着每一部新戏的上演，每一次，她都要在心底和父亲说，“爸爸，我的戏要演了，你应该会很高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