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欲做“剑南”人】
1949年1月，长江天堑阴云密布，春寒中的珞珈山梅花盛开。寓居国立武汉大学的吴宓却无心赏梅，他发现武大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时常有士兵闯入，拿着斧子和扁担砍伐校内树木以作柴薪，甚至连盛开的梅花也未能幸免。此时，北平已成围城之势，报载：“天坛古柏被砍伐、‘弘佑天民’牌楼为军用卡车撞倒，中央公园花木夷为兵操场。”吴宓读此倍感伤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窃愿武汉长官注意，士兵勖勉，勿有类似之事也。”
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服务清华20多年的吴宓再也没有回到那里，而是接受了“学衡”老友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据说当年弟子钱锺书归国时，吴宓曾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已同意。但待钱锺书到了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锺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云云。吴宓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后来，清华大学复校北平后，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邀他回去，吴宓先是不快，后又犹豫不决，一是他答应了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怕对不住朋友；二是胡适的身影又出现在北平，吴宓与胡适一新一旧，做了多年的死对头。在徘徊不定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老友陈寅恪商量，陈回函“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并告诉他，“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书宜售出，免遭兵损”。于是乎，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几载徘徊不敢归，旧京风物想全非。洪流昏垫无堤障，孤岛安居有铁围。”（《旧京一首》）最终决定先留下来。
但吴宓在武汉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埋怨刘永济“促宓牺牲奔赴”，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不闻不问，彼却“与武大当局勋旧，则仙山楼阁，高居安处，而使宓如此受苦受气”。但此时再回清华，自然不是吴宓所能为，“……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左右为难之际，1946年夏，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从内江东方文教学院寄函给他，似有邀约之意。吴宓虽觉得王功名之心甚强，但学深识高，有热诚救世之心，遂产生入蜀学佛之意。他在1947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暂不东南西北去，日接鄂湘皖赣人。”颇有出家归隐之意。
1948年，徘徊于珞珈山深冬里的吴宓，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陈寅恪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后，即转由上海赴广州，“无端来作岭南人”，进入岭南大学任教。在此前后，即有传说陈寅恪将飞离大陆，但吴宓始终不信，作为挚友和同道中人，他了解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陈的文化痴情是和故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断不会轻易地“去父母之邦”。
吴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自述“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有人推荐吴宓前去，然遭到吴的去函阻止。随后，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吴宓依然却之不去；民国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并告以“中枢意图”，武汉“也将暂时放弃”，不是久留之地，吴宓以“不习南方水土”为由拒绝之。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那样一往情深，他甚至将自己的前半生完全托付了给它，无论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什么，他也不会弃之而去，如《诗经》所说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园”，他决计留下来，像老友陈寅恪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时，吴宓的女儿也出来相劝，要他去清华大学，他竟以“各行其是”相拒绝。吴宓当年与陈心一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儿，两人分手后，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与女儿离多聚少。1948年，三女儿吴学昭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与父亲多有接触，但两人相处似不甚愉快。吴宓1948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吴宓“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此后不久，吴学昭加入中共，改称“萧光同志”。1952年，吴宓在“洗澡”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写道：“1948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
谁是谁非，自有千秋史评。却说处此鼎革之际，吴宓到底意欲何往？一首作于1949年春的诗《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多少透露了他的心迹。诗曰：“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老友已作“岭南人”，自己欲做“剑南人”。观吴宓志向，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静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随即，长江防线崩溃。4月29日，吴宓由汉口乘飞机入蜀。吴宓弟子对乃师落脚于重庆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吴芳吉墓旁；或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吴宓一生浪漫多情，且游学中西，抛却俗世于他似乎不可理解。但遭世变，找个清静地方述往圣之绝学，“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合理。吴宓一生作日记甚详，但其所撰1949年及1950年日记各一册，“文革”前托付给其西南师院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遇祸，“一举而擅焚毁”，吴宓这段关键的转折时期终至无法核对。
湘辉学院位于北碚对岸的夏坝，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内迁于此，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筹建了私立湘辉学院。初到重庆的吴宓就住在湘辉学院的一间平房内，教授外语。房间不大，只有12平米，一桌一榻，陈设极为简单，早已单身的吴宓生活自是清苦。北碚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吴宓在这里兼任文学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吴宓自述此乃“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
到1950年4月，两私立学院相继撤销，新政权将梁漱溟招回了北京，成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吴宓则得好友李源澄之荐，应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邀请，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是年6月，他作有一首《临别训言》诗，诗序里提及，学院授课值一学年告终，毕业班学生纷纷求各位教授、教员书写临别训言。诸多教师皆写了新时代、新国家之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教导，独吴宓写出四句：“每日必读书，读书欣自得，至理通今古，含情守渊默。”看得出，吴宓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对“新国家之理论”尚不愿置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