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主要活动的特点是团结。按时间顺序表现为三种层面上的团结
第一，促使国共团结，与之共赴国难。
各民主党派是促使国共合作的粘合剂，一直扮演调和国共矛盾、维持国共合作的中间人角色。抗战时期在经历了好几次反共浪潮的政治巨浪，国共合作却最终没有破裂，各民主党派在朝野中的巨大舆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加强内部团结，完善相应机构。
面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破坏抗日、排斥异己，各民主党派为强化自身发挥“中间人”、“粘合剂”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斗争初期，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各自为战，势单力孤，自身在政坛上的话语权大大下降，既不能推动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又弱化了自身在国共两党间的调节能力，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原本一盘散沙的状况急需改变，以民盟为代表的一些民主党派联合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民盟的成立“实现了民主力量的联合，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第三，强化团结中共，扩大社会基础。
抗战初期，各民主党派及其进步人士对国民政府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尤其是在国府组织了一系列抗日会战并取得一些胜利的情况下，而且国民政府为粉饰民主设立的国民参政会也确实吸纳了一些进步人士，这使得抗战早期民主党派对国府过于乐观，对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与效果估计过高。随着抗战进入相持，侵华日军调整相应策略，对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国民党逐渐暴露了本来的面目，开始走向消极抗日、排斥异己的道路。以皖南事变发生前后为一个转折点，不仅中共受到无端打击，而且民主党派也受到种种排挤与迫害。共同的命运，让彼此结为患难之交。因而除改组内部机构、加强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之外，强化与中共的合作，成为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活动的主要内容。
二、抗战时期重庆的民主党派活动表现出强烈的折衷色彩
任何政治团体的活动特点都深深打上时间空间的烙印。民主党派也不例外。重庆是国民政府战时老巢所在。各民主党派一无政权，二无军队，寄居国府巢穴。“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为争取国民党认可，获得合法地位，各中间党派可谓是委曲求全、煞费苦心，在重庆的活动也表现得小心翼翼。以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例：他们不仅使用“统一”、“建国”的组织名称来表达与国民政府政策的某种一致。政治面貌也表现的十分温和，强调“党派平等”、“实施宪政”的同时，也提出“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合法化”的主张，体现出鲜明的折衷色彩。1941年10月秘密成立后的民盟在《光明报》上发表社论，指出民盟的职责是“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以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
三、从争取虚无的“政治话语权”到扩大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
抗战前期，由于对国府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合法的政党活动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获取合法的政治发言权。需要说明的是，在早期确实取得一些成果：在国民参政会第一界四次会议上，经过各民主党派的激烈讨论、据理力争，终于使参政会作出“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
皖南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排挤中间党派，取消了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资格，并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让民主党派如梦初醒，逐渐意识到政治态度上的折衷和委曲求全，未能换来预期的结果。从而加快了在政治态度上的微妙转变。与中共的合作就是在这一事件以后加快的。
各民主党派在建立联合组织的酝酿过程，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帮助。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广泛接触，接待来访、出席他们的聚会，分析政治形势，阐明抗日主张，明确表示愿意对他们之间的联合进行协助，大大加快了民盟的创立。民盟成立后不久，位于重庆的民盟中央分别派人到昆明、成都、西安、桂林等地吸纳会员，扩大影响。抗战后期，民盟主要从事宪政活动，通过与中共的密切合作，让民主运动深入群众，并由此扩大自身在群众中的基础。并与中共一道反对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1944年9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三次会议上，民盟积极拥护中共代表提出的关于废除国民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总之，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在当时中共南方局的推动和支持下，建立健全自己的组织，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政治追求中共同前进，积极投入到抗战民族事业中，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