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央情报局，成功行动，拉美，影响
[中国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108—03
中央情报局在联合果品公司与反共狂热分子的共同驱使下，利用“成功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从参与危地马拉入侵事件的政府官员、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联合果品公司这三方面的连锁关系中，也可清楚地看出该会和这场干涉的关系。政府的行动是和联合果品公司密切配合的。因此，日后就任危地马拉总统的米格尔·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记述，是联合果品公司前总经理沃尔特·特恩布尔带了两名中央情报局人员来找他，要求他合作搞政变的。”1954年危地马拉事件的幕后操纵和操纵者所代表的真实利益在事后逐渐浮出水面，在拉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用美国官员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大使们联合推翻了阿本斯政权。九年以后，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必须除掉上了台的共产党政府。1961年7月27日，在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证词披露了1954年危地马拉“成功行动”的内幕，指称那一行动是由他本人和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组成的一个小组执行的。当时中央情报局的头号人物艾伦向他们发出电报，祝贺他们完成了任务。从美国总统到中央情报局长和驻中美洲的大使，在推翻阿本斯政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是最高的战略决策者，中央情报局长是“成功行动”的幕后总指挥，美国驻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大使们则是这一行动的公开执行者。由此可见，在美国总统的批准下，中央情报局与国务院分别在隐蔽战线和公开的外交战线上紧密配合，共同颠覆了一个小国政权。虽然美国官方试图以“共产主义威胁论”掩饰推翻阿本斯政府的真实目的，但是却掩盖不了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曾是联合果品公司领导机构的成员，在攻入危地马拉一年之后(即1955年)，中央情报局另一名领导人沃尔特·彼德尔·斯密特将军代替了艾伦在该公司的职位。艾伦的兄弟杜勒斯曾在美洲国家组织讨论对危地马拉进行军事讨伐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迫不及待。阿本斯推行改革触犯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既得权益，美国政府通过隐蔽行动颠覆阿本斯政权，就是要恢复美国公司原来享有的利益和特权。
事实证明，援助危地马拉叛军攻打其政府就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是一种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在中央情报局干涉危地马拉内政期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召集国务卿杜勒斯、中央情报局长艾伦和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亨利·F·霍兰举行会议，商讨是否为危地马拉“解放军”提供战斗机。拉丁美洲事务的真正专家亨利·F·霍兰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不应该插手这次事件。他坚持认为，如果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知道美国的这一行动，将会把他们提供飞机一事解释为对危地马拉内政的干涉。但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同意提供飞机是阿马斯唯一的希望，卡斯蒂略显然是恢复危地马拉自由的唯一希望。艾森豪威尔仔细地考虑了这一问题。他充分认识到，20世纪初美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干涉，已经大大地损害了美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声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这一斗争中如果拒绝为纯粹的反共组织提供间接的支持，从字面上和精神上都是违背加拉加斯决议的。关于运送飞机的实际价值，艾森豪威尔从经验得知，即使少量的空中支援也会产生重大的心理上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采取正确的行动方针是总统的职责，那就是应该补给危地马拉“解放军”飞机。美国总统一是援引由美国强加于美洲国家的“国际条约”为自己的援助活动提供依据，二是利用战斗飞机的威慑力量打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在美国最高领导人看来：“这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危地马拉军队和人民都对阿本斯的暴虐统治不满。援助阿马斯的飞机虽然数量甚少，但相对来说却很重要。因为这给了正规军一个推翻阿本斯的借口。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对此也没有丝毫不满。”拉丁美洲国家对于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阿本斯政权真的无动于衷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拉美一些国家爆发了声援阿本斯的活动。如墨西哥的“左派”组织和政党掀起大力支持阿本斯政权的反美宣传战，控告美国的主要内容有：策划和指导叛乱者对危地马拉的侵略；资助叛乱者并供给他们武器；联合果品公司直接干涉，为叛乱者提供美国的技师和飞行员；在联合国控告美国煽动间接干预和入侵危地马拉。艾森豪威尔不仅完全无视拉美各国的不满与抗议，而且还在回忆录中声称“没有丝毫不满”，因为他认为美国是在为“危地马拉人民”和执行加拉加斯反共决议而推翻“阿本斯的暴虐统治”，实际上是阿本斯政府的改革触犯了美国公司的利益，因此被美国官方认定是“暴虐统治”，必须得将其推翻。
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消灭贫困和经济失调、反美和民族独立为目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思想影响着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拉美的共产党组织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的著作在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学校被列为教材(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文件没有指出国家和党校的具体名称)。作为美国代言人的阿马斯政权给予了危地马拉共产党人严厉的处置，以达到美国对拉丁美洲共产党人杀一儆百的效果。危地马拉的共产党人大约有3000名，其中一小部分被关进了监狱，500多人(其中不完全都是共产党人)正在寻求避难。中央情报局提议危地马拉政府应当给受到指控的共产党人严厉的惩罚，并及时告知美洲国家组织那些正在避难的难民犯有“反人类罪”。反人类罪，是一种敌视人类生命的罪行，通常是指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集团等犯罪主体有组织、有系统地对特定人群施暴的集团式犯罪。依据上述事实，符合这一罪行特征的应当是阿马斯集团，而不应当是既没有掌权又没有施暴的危地马拉共产党人，显然中央情报局的这种做法是颠倒黑白、欲盖弥彰的。
危地马拉政变事件在拉丁美洲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危地马拉的阿马斯总统，几乎毫无异议地被拉美其他国家认为是华盛顿通过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政府干涉之后扶上去的一个傀儡。有的拉美国家政府公开声明反对美国对危地马拉内政的干预，媒体一片谴责之声，反干涉的示威游行在拉美国家风起云涌，有些地方甚至演变成了暴力冲突。许多政府官员暗示：华盛顿要么是陷入了反共的狂热之中，要么就是受到了联合果品公司利益不当的影响。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拒绝了华盛顿不要为阿本斯追随者提供政治避难的请求。对美国的谴责和攻击主要是因为它对别国事务的干涉。反干涉的示威游行集中在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等国，它们是由受到共产党学说影响的学生和劳工组织发起、大量非共产党人参加的运动。在阿根廷国内，参议院通过了一个重新确认把自决原则和政治、经济独立作为该半球基石的决议。阿根廷主要的劳工联盟发表声明：每
个国家有权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内部事务问题。智利的众议院拒绝批准其外交部长参加华盛顿要求的讨论反对阿本斯政权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在墨西哥，学生们把写着“纪念睦邻政策”的黑布条幅的花圈置于美国使馆门前。在乌拉圭和在拉美的其他国家，通常亲美的报纸也谴责美国的行动轻率和没有遵守法律。在古巴、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巴拉圭和秘鲁等六个国家里新闻相对自由，可以直接批评美国的干涉行为。在哥伦比亚，新闻报道倾向于避谈华盛顿的干涉问题，而是专注于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压制的事实。在巴西，政府试图协调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外交分歧，几乎不受控制的整个新闻和无线电台对美国的动机表示怀疑。
危地马拉危机在拉丁美洲还产生了比美国的干涉和“金元外交”更大的恐惧感。据报道，厄瓜多尔总统维拉斯科(velasco)害怕危地马拉的危机为秘鲁入侵厄瓜多尔提供一个可以援引的先例，在1954年7月2日的演讲中，号召国际社会重新确认保护弱小国家的主权原则。有报道称，危地马拉阿马斯政府很快要联合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前哥斯达黎加的独裁者考尔德龙·瓜迪亚(CalderonGuardia)推翻哥斯达黎加的菲格雷斯政府，委内瑞拉的飞机还将反菲格雷斯的淫秽的印刷品抛到哥斯达黎加的首都。洪都拉斯的独裁者索摩查也提出了颠覆哥斯达黎加现政权的要求。鉴于危地马拉政变所引发的拉美各国的不满和对主权原则重新确认的呼吁，美国官方没有同意阿马斯和索摩查的这一要求。1954年7月22日，中央情报局官员与联合果品公司的乔·蒙哥马利(Joe Mont－gomery)和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Corcoran)会谈时，讲到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总统企图在阿马斯成功之后立即转向反对哥斯达黎加的菲格雷斯，他的这个计划虽然受到了华盛顿的阻止，但他仍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去这样做。哥斯达黎加的菲格雷斯政府之所以引起危地马拉阿马斯政府与尼加拉瓜索摩查政府的恐惧和颠覆企图，是因为在1948年哥斯达黎加内战结束后出任总统的菲格雷斯解散了军队，建立了民族民主政权，在危地马拉政变期间，菲格雷斯政府采取了同情阿本斯政权与不支持美国和尼加拉瓜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使当时的两大独裁者阿马斯和索摩查就将其视为又一个阿本斯政权，试图推翻。
美国的干涉如何导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倒台的问题，是留给拉美革命者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拉美革命的传奇式英雄人物格瓦拉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次政变的过程，而且还积极地参与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他认为阿本斯政权垮台的原因是没有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题目是“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论证道：“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和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行动，温和主义是无效的。”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需要武装力量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成功，其巩固同样需要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予以全力保护。危地马拉军队不受阿本斯政府的领导，就难以保证它在危难时刻对政府的忠诚和保卫；阿本斯政府的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农民也拥护政府，但是阿本斯政府却没有武装农民去抵御反政府武装的进攻。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阿本斯却没有把它转化成为人民保卫的政府，从而导致了被推翻的后果。这样的历史教训被格瓦拉、卡斯特罗等古巴革命领袖所领悟并吸取，保证了危地马拉政变六年后“猪湾事件”中古巴政府的巨大胜利。危地马拉政变留给拉美的深刻教训在古巴转化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