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必须由社会建设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新阶段。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更加复杂、更加艰难，二者面临的问题、发展动力和目标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国长期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社会建设来加以解决，以实现我国的现代化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多人信心十足，也有很多人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当前，单纯依靠经济措施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了，我国已经进入必须由社会建设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新阶段。
布莱克把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现代性的挑战——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而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二、现代化领导的强固——在持续几代人的往往贯穿着剧烈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现代化领袖的手中；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个社会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转变为都市工业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四、社会的整合——在这一阶段，经济和社会的转变引起整个社会从根本上改组社会结构。在布莱克看来，社会整合阶段形成的是一个整合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现代化了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社会。如果从这种四阶段论的观点来看，当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现代化的第四个阶段，即社会整合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目标是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这个阶段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协调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这就使得社会建设问题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是成功的，但30年的经济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果说经济建设是“做大蛋糕”，那么社会建设就是“分好蛋糕”。社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关系协调过程，核心是“分蛋糕”和“共同富裕”。这里既涉及到如何协调经济竞争造成的社会张力，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平衡和协调，也关系到利益关系调整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发展更有效率和更可持续。现代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现代化所引出的问题不可避免。这些问题在各个社会将采取不同的形式。”[1]解决这些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的过程，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二战以后才相继走上福利国家道路，找到了一个相对制度化的解决之道。但是，福利国家也有自身的缺陷，新的探索仍然在继续。
对于我国来说，要完成这个“分好蛋糕”的社会现代化转型，既有发达国家当时所面对的问题，即如何解决贫富分化、解决发展与共享的问题，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下发达国家的外部压力。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多元的，其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这决定了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更加复杂。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当年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搞市场经济，能不能走私有制的老路。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些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扫除了障碍，一旦意识形态的顾虑消除，市场的逐利冲动就爆发出来，推动经济迅猛发展。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自利的个体都在追逐利益中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但是现在搞社会建设，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首先不是理论问题，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过去我们搞经济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搞社会建设是“光摸石头不想过河”。上上下下都意识到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都意识到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不改变体制，社会问题很难解决。但是体制改革一旦触及到既得利益，就难以推进了。
而且，社会建设一方面有难以协调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也有认识问题。社会比较复杂，社会运行的规律不如经济运行的规律容易把握，社会建设的路径和方式等问题很多时候难以形成共识，这也是社会建设的难点所在。
二、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内在动力不足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力量的扩张总是主动的，它带着强烈的财富欲望向前推进，横扫一切旧的社会关系。这种动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人的本能欲望是一致的，即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现代化是一个个社会成员在追逐自身的利益中推进的，它适用的是市场经济规则，是竞争性的弱肉强食关系，这个过程充满了更多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而社会建设则不然。如前所述，财富从集中到扩散，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大众是一个漫长的充满冲突的过程。为什么经济现代化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劲，社会建设却步履维艰，甚至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要分析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动力之差异。
经济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每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成员的内在冲动，是主动和积极的。这个过程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可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的财富激增和贫富差距扩大是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子。而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发展结果在客观上就成了阻碍发展的因素。当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多数人没有消费能力，经济再生产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这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表现在社会领域就是社会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产品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正是西方社会走上福利国家道路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布莱克所说，“高生产必然依赖高消费……一个高生产的经济体，若没有能吸收其产品的大批消费者就会崩溃。”[1]。正是这种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财富的分配必须从集中到相对扩散。这个集中到扩散的过程意味着分配和再分配规则的调整，意味着社会体制的革新和重建，意味着大多数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形成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建设的内容。
但是，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有既得利益群体，有利益受损群体。财富集中的趋势是符合社会强势阶层的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要改变这种集中趋势必然会遇到来自这一群体的强大阻力。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强势阶层通常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当改革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时，改革就如同“虎口夺食”，动力不足是很自然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集中的趋势不仅仅不利于弱势群体，从长期来看，如果危及经济发展，也会危及强势群体的利益，更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一点来说，社会建设是符合各阶层的长远利益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其所面临的阻力会比经济建设更大。
三、与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目标更加多元
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建设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在数量扩张阶段，增长率和GDP总量就是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简单，易考核，其外部负效应也通常排除在外。这种目标模式单一，好操作。而社会建设由于其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面对的对象更加复杂，所以其目标也更加多元。社会建设要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良好的社会环境，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目标是非常多元的，社会的多维性决定了社会建设目标的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即工业化。重生产、轻消费，重经济、轻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赶超战略，在国家和人民都非常贫困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搞大规模的工业化，虽然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由于消费和积累严重失衡，城乡人民生活出现了极大的困难，是饿着肚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为了经济发展，对国家社会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严密的控制，改造了个体私营工商业主，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结构，国家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把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总体性”社会。这一时期，虽然我国工业化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仍占我国人口的70%以上，我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目标仍然是经济的现代化，一切为了GDP增长。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上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但是进一步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贫富差距等不断拉大，社会出现明显利益分化，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
我国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改革初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却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效应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绝对地受损，社会所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目前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私营企业主，留下来的国企也减员增效，大批工人失业、下岗。这些改革造成了迅速的贫富分化，一小部分人迅速富裕，一部分人的利益则绝对地受损。这一阶段，农村改革基本上停滞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在沉重的税费负担下，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一些社会事业甚至出现了倒退，如农村水利、农村教育和农村卫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倒退。
1990年代后期不断推进的医疗、教育、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也进一步加剧了民生艰难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使农民和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看不起病；教育市场化改革使教育成为城乡居民的沉重负担；1997年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及迅速攀升的房价，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富翁，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大量的“负翁”。那些享受福利分房的以及较早购买商品房的人，通过极低的价格获得了住房，随着房价上升拥有了巨额的财富；那些高价买房者则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还有大量买不起房子的人，不得不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医疗、教育、住房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与民生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与经济增长相伴而来的环境问题、职业病问题等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回顾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市场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城乡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与此相应的社会体制并没有相应变化。由于长期以来只重视经济发展、只关注效率，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很不协调，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经济总量很大了，但分配极不均衡（其表现在生产领域是收入分配不公，劳动者获得的份额太低；表现在消费领域则是投资率不断上升，政府消费率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国内市场相对于生产力来说严重不足；表现在人民生活方面就是民生艰难，农民和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社会结构变化了，但社会体制没有变（如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是户籍制仍然在卡脖子，农民工已经成了工人的主体，但是他们依然难以挣脱农村的脐带，融入城市）；人的观念、行为变化了，但相应的社会管理方式没有变（如随着阶层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很不一样，而很多社会政策仍然是一刀切，导致政策目标和结果出现较大偏差）。结构不均衡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种发展模式使得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社会冲突不断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当前，大量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情绪都指向利益集团，而强大的利益集团当前进行的社会建设的阻力之所在，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
社会发展滞后是长期“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社会建设的滞后已经带来了大量的不良后果，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2008年党和政府提出社会建设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社会建设，从微观层面来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福利增长，是改善民生；从宏观层面来说，关系到能否扩大内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更深层来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在经济现代化以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