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文献综述和归纳演绎法，概述了政府改革实践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条件基础，知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组织职能的新扩展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基础；论述了休闲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休闲服务创造契机，健康生活方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健康服务赋予使命；提出了高等体育院校要作为“休闲与健康”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供给者，努力创新供给大众“休闲与健康”公共产品，促进“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层次，从而保障服务大众不断增长的“休闲与健康”的基本需求，促进我国社会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关键词：高等体育院校；公共服务供给；公共休闲服务；公共健康服务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3-0374-05
1政府改革实践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条件基础
我国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实行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即纵向由不同层级的政府组成（按地域划分行政区域），横向由不同分工的部门组成［1］，对社会实行分层次、分部门的管理，即“条块”式管理。各级各类政府具有执行、领导、行政管理、组织机构、管理人事、保护、提出议案、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等职能（外交、国防部门除外）；政府的运行依靠领导制度、责任制度、会议制度、行政立法制度和公文制度等［1］。因而，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呈现两极化的特征：一级是掌握国家资源的行政管理组织，另一级是“单位”组织（国家通过“单位”调控成员个人行为、分配个人生活资源，满足个人经济、福利、保障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2］；决定了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机制直接管理控制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部门。这样不仅使政府机构“垄断”权力和资源，从而成为公共利益的唯一供给者（由于缺乏“竞争”机制产生管理低效、官员腐败等），而且使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单位”组织，不能具有面向社会“自主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组织的目标和功能，也不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供给者，为社会创造和提供多样化的公共利益服务。
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也得到不同程度调整和改革。十四大明确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我国加入了WTO，又在我国渐进改革中注入了外部推进力量，促使我国以“经济”为接口，进一步扩展“改革和开放”的范围和层次。而且，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两极”化组织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一方面调整了我国独特而关键的“单位”组织制度形式（建国后我国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了经济单位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使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了“单位”办社会的模式，将“单位”承担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功能外移；另一方面调整了政府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分化，以 使政府组织与专业组织相分离，并将行业部门的管理职能转移给新型组织。而这些新型组织大多是以行业协会、研究会、学会等社会团体形式和咨询机构、事务所、基金会等多种形式出现的中介组织（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被冠为“自愿的”、“非政府的”或“非营利的”组织等不同定语）。新型的组织设置不仅能改变单位组织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类型，而且能改变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改变以代议机构单线式来反映民众意志和要求的途径，能更有效地维护、增进和分配公共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因政府机构臃肿、财政出现困境，公众对公共服务普遍不满，因而，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浪潮，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1993年OECD24个成员国都在进行行政改革），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政府再造方案，如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方案、奥地利的“行政管理”计划、丹麦的“公营部门现代化”计划、法国的“革新公共行动”计划、葡萄牙的“公共选择”计划、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等［3］，以重新构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新型的社会治理主流模式，即将社会治理的垂直结构变为水平的横向结构，在个人和政府之间设置大量不同组织层次、不同组织形式的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不同于政府和商业企业，一般看作是介于政府与企业或个体之间的公共领域）；认为第三部门“是公民为追求公共目标的过程中得以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提供的中介”［4］，“是在个体与国家之间出现的，由政治群体和志愿组织网络构成的实体”，“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和努力塑造国家政治文化”［5］。
因而，公民社会的理论在西方得以再度流行，公民社会的概念逐渐融入西方主流派知识话语体系；认为公民社会是“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和政治领域中的民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物”，“是国家和社会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公共领域），并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有，而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由权，是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形成的以保护自身利益或价值的”［6］；公民社会是有利于改变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国家（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化组织，被赞誉为20世纪西方社会“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罗伯特·内斯比特在其有影响的《社区与权力》一书中阐明：“国家是一个与其他权力中心相对官僚的政治整体，当国家职能扩张时，必然导致自愿组织的功能下降，使自愿组织逐渐衰弱”。而国家和公民社会部门之间不应是彼此对立和零的关系，应是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关系。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计划经常是由政府提供的，同时，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人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在日本非营利组织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国家资助的服务供应中来；在德国国家依靠非营利组织提供由国家资助的大部分福利服务；在美国国家通过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福利服务。
民主要求有社团，社团需要有对公共事物的兴趣，也正是由于对公共事物的共同兴趣将公民个人与公共领域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公共产品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将使得公民社会组织的普遍性加强，西方社会通过广泛建立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的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公民社会以扩大福利国家服务的机制，提供教育、研究、健康、文化、环境、公民权力、福利保障等公共服务。在法国1990年一年就建立了6万多个社团（1961年不到1.8万个），在德国1990年每10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为475个（1960年为160个），在巴西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近20万个，在泰国非营利组织近1.1万个［7］。根据国际社团报告，国际承认的非政府组织总数已超过1.6万个；据经合组织估计，1994年划拨到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总数达到60亿美元，近几年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提供的公共援助大约有10%，而且还在显著增长［8］。
因此，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生命、生存与发展等的资源和条件构成的社会公共利益将倍加关注，这不仅为我国公共服务组织的创新发展提供前提，而且为我国公共服务组织的创新发展提出要求。因而，也预示出我国国家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基础上的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模式将向多元化的社会供给模式发展的趋向［9］。因而，社会也将以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需求，从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公共品的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我国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现代化的重要阶段）的目标不断迈进。
2知识经济时代高等院校组织职能的新扩展是高等院校参与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基础
大学（高等院校的最高层次）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偶然产物，是由中世纪的宗教和世俗的知识团体演变而来。早期的中世纪大学是单纯的教学组织，1809年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11］，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联系起来，以科研促使教授和学生定向，并将教学和学习合拢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连结体［12］。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学习德国，创建具有科研功能的新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目标是“最自由地促进所有有益知识的发展，鼓励科研、提高学者的水平，从而获取、保存、加工和传播知识”；由于大学承担了基础科研工作，美国便没有独立于大学以外的科学院体制，大学成为国家基础科研的中心（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和公众依赖大学促进国家科学地发展，因而，政府的基础科研经费集中于大学，从而使得大学迅速发展［13］。
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的相对固定是以巴黎大学的创建为标志，这样教师才真正以教学作为固定职业。科学技术是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晶，是人类不断积累、继承和创造的结果。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要得以传播，尽管有许多途径，但教育是最有效的途径。因为教育能够对科学技术加工改造，成为简约化的“精华”内容（教材体系）。教育对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一种高效的和扩大的再生产，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从而缩短再生产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劳动时间，通过教师的传播使原来为少数人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更多的人所掌握，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从而也实现知识的社会化。同时，教育也是通过其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全面地发展，使个体学习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获得社会生活必需的知识、技能，并将社会所期望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内化，促进个体自主性、独特性和创造性的成长，以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14］。
美国高等院校有转让技术为社会经济服务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来通过农业推广计划转让农业技术，从而创造了美国农业奇迹；通过临床教师将课堂与实践结合起来，将大量医学科学新发现转让到医院。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为将电子科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生物技术等新学科领域的新发现迅速成功的转让给制造商，构建了“产学研”新型的技术发展三角，如建立硅谷，促进半导体工业的发展，1980年硅谷的电子工业总产值达40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电子工业年销售额的40%［13］。美国大学教授认为：“知识的发现、传播和应用是一个整体，缺少应用环节，教授就不可能验证他们的科研发现，而学生学的知识也就不完整”，因而，美国大学明确将为经济“服务”作为与“科研”和“教学”并列的大学的三大功能之一，通过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建立科学（工业）园区、建立大学-企业联合研究中心和兴办合资企业等，以促进新知识的实际应用，从而促进新产品的开发而为社会和经济服务。
因而，也就意味着21世纪的高等院校是进行科研活动、创造增长知识的组织，是进行教学活动、保存传播知识的组织，是进行服务活动、转化应用知识的组织。而我国现今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和社会举办的各级各类教育，其中，高等教育是教育发展的龙头，带动着各级教育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还没有从根本上剥离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成为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下的自主办学的教育组织主体，具有协调、控制与评价的组织运行，具有能“融入”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并以教育研究会（协会）等教育社团组织，教育咨询机构、教育评价机构、教育基金会等多种中介组织形式，建立与社会的多层次、多途径的联系。过去，高等院校组织封闭办学，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制度上限制了科研、教育和服务功能的全面发挥。加入WTO将有利于我国教育与国际教育接轨（教育服务被列为服务贸易领域），如作为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的教育评价-ISO9000国际教育认证，在我国也开始推行（教科文1972年将国际管理体系用在教育上），这将是我国教育国际化和社会化的有效通道。
21世纪随着高等院校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高等院校的组织结构、组织性质、组织职能也都将发生变化，不仅要按照社会经济结构设置专业结构和学科专业，而且要按照社会发展培养全面素质人才；不仅要像中小学一样是继承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组织，而且还应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组织（以学科为知识增长点构成我国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要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进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在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知识化中获得新的成长（2006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3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就为“大学创新与服务”）；而且，也要努力形成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重要组织。因而，以科技创新为源头，传播知识体系、提供知识服务、创造知识价值，将使21世纪的高等院校在我国未来知识社会中发挥特殊职能，占居社会“中心”地位。
3休闲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休闲服务创造契机
休闲（leisure）是人类社会构建出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随。在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社会中，休闲的思想观念和展现方式不尽相同。而在中西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链条上，休闲文化不仅各自展现出五彩纷呈的绚丽景观，而且，各自勾画出勃兴、起伏、发展和回归的曲折路径；中西方不仅休闲概念、内涵和载体等不尽相同，而且特征、外延和方式等也不尽一致（“中西休闲社会的演变与交融”另文论述）。在西方语境中“休闲”一词最早出现在雅典城邦，希腊哲学家们总是将休闲与学问联系在一起；近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休闲和工作的分离、有闲阶级的出现等，促使休闲出现娱乐化趋势，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娱乐（recreate）对体力、情感恢复和再创造的正向功能［15］。
因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使人从事工作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和延长，从1880-2000年，西方社会人们的工时减少惊人：从每周工作60 h减少到38 h。社会学家预言：在未来社会，虽然工作已经主导人类数千年，然而现代科技、经济生产和销售，已经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70%的人将赋闲，人生中将有50%的时间通过休闲时间度过；而美国权威组织也预测2015年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为休闲而进行的各类生产和服务活动，不仅日益成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16］，而未来的社会中休闲活动将在人类共同体中占据核心地位［15］。同时，人的平均寿命迅速增加，退休后的闲暇时间也大大延长，因此，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将如何合理分配工作和休闲时间，合理选择有效的、感兴趣的方式渡过余暇，充分恢复体力、脑力，保持身体处于良好状态，形成快乐、幸福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等，将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和政府重点关注的工作领域。
在中国语境中“休闲”一词最早《辞海》注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休”与“闲”只能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休闲”一词的词源。古代的“游”、“戏”、“闲”、“乐”、“艺”等，近代的“游艺”、“游戏”、“娱乐”等现象，应是一定观念下西方“休闲”一词意义上的对应现象。伴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和当代的2次引入、传播、转型和交融，中国传统游艺娱乐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淹没、衰落、清除和复苏的过程；面对20世纪50-70年代西方休闲观念、方式和休闲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伴随着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学在中国的再次大量引入、传播和发展（中国化），休闲词汇、观念、方式也开始引入和传播；80年代早期大陆学者在学术研究时主要使用“自由时间”（马克思著作中话语）一词，在介绍西欧学术著作时主要使用“闲暇”一词，而港台地区学者翻译西方著作时使用“休闲”一词［17］，而“休闲”词汇在中国语境中渐多使用和成为主流话语是在90年代末期，休闲科学引入中国是在21世纪前后，标志是《休闲研究译丛》5卷本的翻译和出版。
2002年10月，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2002——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会议就“休闲产业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政策、劳动时间的关系及对策”，“2008年奥运会与休闲产业发展”，“休闲的文化价值与对人文关怀的意义”，“休闲旅游与自然遗产的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休闲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18］。因而，加之电视、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休闲书刊的增加，使休闲信息不断增加、传播，“休闲生活化”、“生活休闲化”都将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因而，也预示出休闲将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带给中国国民更加自由、幸福、和谐和安康的社会生活。
而大众运动参与不仅是大众休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大众休闲活动的重要方式。就像萨马兰奇所说：“文化与运动是奥运会的两大主题”，如果我们对运动竞技只理解成金牌和胜负，而不真正理解运动竞技在人生哲学、人生全面发展、人生和谐发展中的意义，那就片面地曲解了运动竞技。而中国的武术、游戏、杂技、戏曲、竞技和运动等休闲文化形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保留的重要“载体”，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日常人生化”［19］的重要途径。因而，高等体育院校就要作为休闲文化产品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供给者，努力创新供给大众休闲文化产品（如观赏文化、球迷文化、健身文化等等），并通过课程教学、实习实践等多条途径（如在学校建“休闲与健康”公共服务中心或俱乐部，学生以实习实践等形式作为志愿服务者参与社会服务，不仅利于高等体育院校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实践基地，而且利于体育类大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构建方案另文论述）向学生和大众普及传播运动休闲价值观、知识和技能等，并使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运动休闲”公共服务的功能得以实现（2006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决定在部分省市的12个区、市进行“学校场馆向社会开放”的试点，而这只是解决大众健康需求最基本的条件，大众更缺乏的是保障基本物质条件基础上的“运动休闲”公共服务），因而，积极促进“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层次，从而努力保障服务大众不断增长的休闲的基本需求，促进我国社会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4健康生活方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将为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公共健康服务赋予使命
健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21世纪追求人类健康仍是世界范围内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标。WHO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但是没有身体缺陷和疾病，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这是对个体生存质量与生活状态的一个多维评价体系。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应用速度加快，促进技术日益进步，从而推进社会生产的现代化，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伴之而生的却是人的许多体力劳动被机器所代替，原本通过大量身体动作从事的工作只需坐看就能完成了，人体由于运动不足，某些部位过分劳累、精神高度紧张而产生了“文明病”。在当今发达国家和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疾病死亡谱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死因已不是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而是冠心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然这些慢性疾病多与不良的生活方式、行为（约占50%）、职业和环境因素有关［20］。
“生命在于运动”（伏尔泰）。身体运动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许多世纪以来，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已经了解并且确信了一个简单的真理，那就是健康始于适当的体育锻炼和合理的饮食习惯。许多研究资料证实，科学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能减少心脑血管病、Ⅱ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某些癌症即所谓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是全球引起死亡和残病的十六大主要原因之一［21］。在美国前10位死因中，致病因素有50%与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12］。WHO估计到2020年，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将超过全球所有疾病负担的70%；因体力活动缺乏每年将导致约200多万人死亡；世界许多国家大约有60%～85%的成人体力活动没有达到有益于他们健康的要求［11］；德国2001年用于医疗的总支出高达5 500亿德国马克（1/6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有关统计表明，至少有1/3的医疗花销可以通过运动减少，但对德国而言就意味着每年可以多支出1 600亿马克用于学校、公园、文化中心的建设，通过改善不良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身体健康以节省医疗资金［22］。因此，WHO建议开展一次全球疾病负担和影响因素的讨论和研究，认为身体活动将是改变身体健康状态的关键。
健康行为学认为“以增强体质和健康为主要目的的身体运动是健康相关行为，是预防和保护性行为，是有利于健康的、外显的、基本的促进健康行为”［23］。197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体育运动的国际宪章》，在国际范围内明确了“发展人类身心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使体育运动的发展为人类进步服务”的任务。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联合召开了“健康促进与身体活动(Health Promo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国际会议，会议提出“虽然个人健康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但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创造一个使公民形成和保持运动生活方式的社会的和体育运动的环境”，大会敦促“各国政府把推动大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作为公共健康与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并明确了“使体育运动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石”等7项中心任务［24］。在1997年日内瓦第47届世界健康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奥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宣布将加强两个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并阐述了一个完整的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的观点，即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积极生活—体育运动为健康”［25］。
2002年WHO在世界卫生日（WHD2002）提出口号——运动有益健康，主题是身体锻炼，号召个人、社区及国家采取行动、实践倡导。2002年10月，世界休闲与娱乐协会教育委员会（WL-EDCOM）主席Hill.Ruskin教授，在香港举办的“世界体育科学大会”上提出“诸如心血管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在许多国家占发病和死亡人数的70%，原因在于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明智地利用休闲时间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有效地减少医学治疗”；“当今发达社会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公民自由选择最佳的健身方式获得满意的健康生活以参与到社会和文化中”；“明智地利用休闲时间，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个体的具备一定的技能、知识、理解力和价值观，这就需要学校和社区教育组织体系发挥作用，使他们形成良好行为方式以促进身体健康”。
2002年北京市体育局会同北京市教委、科委、卫生局等部门进行的市民体质检测结果表明，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但市民的健康状况却非常令人担忧，在20～69岁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比例，男女都超过50%，比1997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7～9岁城市少儿中，肥胖率为10%，从1995年开始每年递增5%，增长速度超过许多发达国家［26］。因而，2000年，为了加强卫生保健工作，促进我国人口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行动计划”，其中重要的行动内容是“增强国民整体素质”，包括“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健康水平”；“深入开展农民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农民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27］。因而，高等体育院校也要作为健康产品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供给者，努力创新供给大众健康产品，也要通过课程教学、实习实践等多条途径向学生和大众普及传播运动健康价值观、知识和技能等，并使高等体育院校参与供给“运动健康”公共服务的功能得以实现，因而，也应积极促进“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升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层次，从而努力保障服务大众不断增长的健康的基本需求，促进我国社会朝着全面建设和谐安康社会的目标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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