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较早提出“西部文学”这一称谓的诗评家孙克恒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欣赏地形容西北地区的诗歌是“崛起的山脊”。当时先生面对的是新边塞诗及之后的80年代的诗坛。20年过去了，西部诗歌在90年代以来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崛起，从地域的宽阔度来说，它不是一道山脊，而是一片拱起的高地了！这片高地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及周边具有西北特征的地域。在诗歌走入低谷，物欲热浪拍击得人们燥动不安之时，从这片拱起的高地上却不时给我们送来诗歌意的清凉和惊喜。大西北诗群以它强大的艺术魅力，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充满诗意与神性的世界。
一、 深厚的历史渊源
大西北，占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三分之一，这里除了陕西省之外，均为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之地。几千年的西北史，不少故事中闪烁着战争的刀光剑影。民族记忆、战争故事、开发业绩，是西北历史的三大主题。与这三大主题相伴的是它丰茂的诗歌，从《诗经》中的“秦风”、“豳风”到《天马歌》、《胡笳十八拍》，从《匈奴歌》到《陇头水》、《西海歌谣》，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众多的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特别是唐代边塞诗的兴盛，可谓西部诗歌的一个辉煌的高峰。很多人对大西北的了解，最初就是从这些选进中学教材的边塞诗中获得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王昌龄、杜枚、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岳飞、陆游、李梦阳，诸多大家都在大西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或诗歌。近现代的林则徐、谭嗣同、于右任，也有咏叹大西北的诗歌问世。还有历史悠久的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这也是许多地区所没有的诗歌资源和文化优势。
如果把有史以来的西北诗歌看作是一首完整的诗篇的话，那么，几千年的古代诗歌这上个半阙是不错的，它以它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气韵，为现代诗歌这个下半阙备足了一首大诗应有的“气”与“势”，尽管宋元之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诗的气势逊于唐代。西北的现代诗歌就是在这样的“气韵”与“文势”之下，开始下半阙的抒写的。近代以来，西北渐成偏远之地，与中心话语遥隔重山，所以当白话诗的锣鼓在东方鸣响之时，人们还听不见大西北有力的回应。
30年代中期，随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西北，延安成为全国两大中心之一，在延安解放区聚集了一批全国著名的诗人，如艾青、柯仲平、严辰、李季、光未然等。大西北出现了边塞诗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建国后，延安解放区诗歌成为中国大陆诗歌的方向。
除了解放区诗歌外，20世纪40年代中国诗坛最重要的两个诗歌流派——七月和九叶诗派，都和大西北有着很深的缘分。抗战爆发，牛汉随着父亲避难到西北，考进国立甘肃中学。1939年7月，在甘谷读初中的牛汉创作了第一首诗歌，赞颂抗日战士，发表在与同学合办的墙报上。是年，诗人17岁。1940年，他开始用牧童、谷风等笔名向天水的《陇南日报》文艺副刊、西安的《青年日报》、《黄河》月刊、兰州《民国日报》文艺副刊“草原”和《现代评论》等报刊投稿。在天水城外北山古寺万寿庵里，高中生的牛汉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这期间他创作了《西中国的长剑》、《草原牧歌》、《鄂尔多斯草原》、诗剧《智慧的悲哀》及几十首短诗。1943年，牛汉入西北师院先修班读书，后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创作了长诗《老哥萨克刘果夫》、《走向北方》等。1944年冬因拒绝入青年军而被学校取消了公费资格，欲奔延安，党组织指示他留在西安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创办了《流火》文学刊物。后又返回西北大学，发动民主学生运动，被逮入狱。1946年5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于6月离开西北去河南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和诗歌创作。
九叶诗人唐祈也是从西北开始他的诗歌创作的。1938年，青年唐祈随在邮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兰州，考入甘肃学院文史系，在兰州进行进步戏剧活动。后来，西北联大在兰州招生 ，又考进西北联大历史系。大学四年期间。每年寒暑假他都要搭乘邮车，翻过六盘山，回到甘肃，在甘肃、青海一带漫游，收集民歌、牧歌，写下了《游牧人》、《蒙海》、《拉伯底》、《仓漾嘉措的情歌》、《仓漾嘉措的死亡》等早期诗歌。1942年大学毕业，先在西安一所儿童艺术院校教书，翌年到兰州工专教书。因当年在这里从事进步剧运，在《现代评论》发表过诗，为躲避反动派的逮捕，去了成都，后又到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1979年，他怀着对大西北土地的一腔深情重返兰州。先后在西北师院、西北民院工作，直到去世。
九叶诗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陈敬容，抗战期间曾和沙蕾一起在兰州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草原”。是时，与唐祈相识。
辽阔神奇的大西北，世代居住着回、维吾尔、哈萨克、蒙古、藏、撒拉、裕固、东乡、保安、土、锡伯等兄弟民族。西北风磨砺着他们的意志，也培育着他们的民族个性和生存智慧。西北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特别长于想象，擅长运用比兴、借代等语言方式，他们的语言本来就是充满诗性智慧的语言。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著名民族史诗。上个世纪之初就产生了有世界影响的哈萨克早期诗人、哲学家穆哈默德·阿布·纳塞尔·法拉比，哈萨克现代文学奠基人、诗人阿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站起了维吾尔族的库特鲁克、阿吉·金吾克、阿布都哈力克·维吾尔、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衣甫江·艾里耶夫、艾勒坎木·艾合坦木，哈萨克族的阿合特·乌楼木吉、唐加勒克·焦迪尔，锡纳族的管兴才、郭基南、何耶尔·柏林、玖善等。
大西北就是这样一块与诗有着深厚缘分的土地，一片涌动着诗情与诗意的土地。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它的浑厚和博大，孕生了今天大西北诗歌的辉煌。
二、逐渐走强的西北诗坛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西北诗歌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新的一页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建设”。依靠西北雄厚的矿产资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便在西北建设了一批重要项目。进军西部的战略召唤着内地大批建设者奔赴西部，大西北也引来了众多诗人的热切关注。我们今天一提起五六十年代的西北诗坛，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到远方去》、《运杨柳的骆驮》、《天山牧歌》、《玉门诗抄》、《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戈壁日出》、《西行剪影》、《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以及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杨高传》、《白云鄂博交响诗》等。这些诗歌，以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强有力的声音，讲述着西北高原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将大西北雄奇的风光和多民族色彩传输给了对西北较少了解的人们。于是大建设的号角鼓动着诗人的诗情，诗情激荡着建设者的英雄主义情怀，形成一种互动之势。十万军官下农垦、百万知青和支边青年奔赴边疆，就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情。
但我们仔细检视那个年代的诗歌名作，便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也有柯仲平、戈壁舟、民族诗人铁衣甫江等留下了传诵全国的诗歌。但大多数叫得响的诗歌，并不是本土作者创作的。也就是说，建国后大西北诗歌的序曲和首章是由移居西北、体验生活的外来诗人或纪游诗人们的手指掀开的。催动他们歌喉的，一是进军大西北的激昂号角，二是这块土地雄奇的风光和诱人的民族风情。然而，也正是这些外来的著名诗人带动了本土诗人的成长。如五十年代在甘肃玉门油矿落户，后担任中国作协兰州分会主席的李季，和先在新疆新华社工作，后到甘肃担任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的闻捷，对于甘肃诗坛的影响就是不可估量的。同样，艾青在新疆的16年，虽然还在“戴罪期”，但也为后来新疆诗歌的崛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北诗坛再度引起全国的关注。这次的引起关注，首先是因为“新边塞诗”旗帜的亮出。那个年代的青年，谁不知道杨牧的《我是青年》、周涛的《野马群》和章德益的《金色的大西北》呢？新边塞诗很快形成群体之势，强有力地向全国辐射。其实，“新边塞诗”的大风歌骤起西北，与诗人林染也是有很大关系的。1981年周政保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新边塞诗派”这个概念。1982年2期阳关，林染正式喊出了“新边塞诗”口号，与70年代末就开辟了“边塞新诗”栏目的新疆文学形成呼应之势。不长时间里，全国的不少权威文学刊物都开辟了“新边塞诗”栏目。“西北风”以强劲之势刮向全国。
80年代活跃在西北诗坛的，除了“归来者”诗群中的昌耀、罗洛、唐祈、高平及解放前就有重要诗作面世的夏羊、赵戈等外，还有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歌唱的杨文林、汪玉良、单正贡布、伊旦才让、赵之洵、段玫、王辽生、杨树、雷霆、东虹、克里木·霍加、白渔、桑格多杰、高深，以及稍年轻一些的李云鹏、何来、老乡、肖川、闻频、子页、晓蕾、毛 、刁永泉、林染、姚学礼、陈默、李瑜、朱增泉、刘国尧、石河和更年轻的梅绍静、张子选、阳、叶舟、曲近、渭水、耿翔、韩霞、匡文留、完玛央金等。90年代以来，西北诗坛愈益强劲。除了上述80年代即已成名的诗人外，高凯、娜夜、古马、人邻、伊沙、阿信、唐欣、桑子、高尚、牛庆国、沙戈、才旺瑙乳、札西才让、林野、王若冰、雪潇、第广龙、马青山、南山牛、小米、毛树林、包苞、波眠、谢荣胜、胡杨、孙江、梁积林、李满强、于贵锋、杨梓、杨森君、风马、梦也、虎西山、单永珍、沈苇、北野、王锋、王族、秦安江、贺海涛、班果、梅卓、马非、马丁、翼人，及军旅诗人王久辛、辛茹、张春燕、师永刚、马萧萧等，一个个新鲜的名姓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频频亮相，不少人成为有全国影响的诗人。三届的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中，就有5 位西北地区的诗人获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儿童文学诗歌奖、《人民文学》、《诗刊》大奖，屡屡为西北的年轻诗人们夺得。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西北诗歌的兴盛和荣耀是由外来诗人所带来的话，那么上世纪80年以来的诗歌之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诗歌的崛起。大西北诗坛，名副其实地成了一片崛起的高地。
三、本世纪50年代以来西北诗歌的大体走势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雄奇的大西北给了诗歌以阳性的滋养，因此，从古以来从这片土地诞生的诗歌，多都表现出一种大气。这大气成为西北诗歌的骨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因素的掺入，又有各自不同的审美特质。纵览建国以来的西北诗歌，呈现出以下三种走势：
（1）从热情激越的英雄叙事到物我感应的生命体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北诗歌，尽管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但贯注在诗间的昂奋之情却是相通的：
“声声切啊/声声紧/阳关外的风砂呼唤着西行的人！/红红的太阳哟/红红的云，/高高的阳关变成了凯旋门。”（郭小川《西出阳关》）
诗人笔下西部生活、西部景观是时代精神化了的。诗人的着眼点多在自我之外的客体世界（或人或物）。
这种英雄情结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崛起的新边塞诗中：
“但我是一条内陆河。/短短的河——/沙漠里诞生/沙漠里消隐。/——为了大漠的/焦渴与信赖，/献出全部的热血与生命”。（杨牧《玛河——写给我的生命》）
但这里的英雄情结和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叙事已经有了明显不同。五六十年代的诗中跳荡着一个共同的时代政治主题，歌唱社会主义制度下，西北人民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勇敢开拓的精神和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新边塞诗则更注重自我感受，是在实现人的个我价值的同时表现了诗人为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执着与果敢。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中，都有一个强大的抒情主体。在这个“我”的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战胜的！
到了90年代以后，在个人化写作的时代语境下，虽然英雄情结还是一些诗歌的内核，如牛汉笔下那个“滴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能飞奔一千里”的汗血马、沈苇笔下“一半是冰，一半是火，中间是咬紧的牙”的西行者。但更多的诗则是沉潜在西部大漠、戈壁景观之后，以人与自然的契合的生命同构状态，展示了西北土地的神性与永恒。如李瑛的《黄河源头》：
草尖，又一颗露珠滴下来落日颤动了一下沉落了苍冥中，空间一声悠长的回声，激起入海口处波涛的喧响。
诗的主题由此前的对抗、战斗、征服，变成了契合、感应、共振的生命和谐交响。诗人面对生命世界，面对生存环境，不再是想象它在承载什么，而是凝思静听它们在言说些什么。这是大千世界恒久存在的声音，是诗人灵魂的泛在形式，是诗人“心灵的语言”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进入这种体验状态的诗人是幸福的。诗人在这时才真正成了土地的“知音”。
（2）由时代的代言人到生命个体的自说自话
不用怀疑，同那个年代的文学一样，在50-70年代的西北诗歌中，诗人是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向同时代的人们发出投身大建设洪流中去的召唤的：
在这样的路上，这样的时候
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
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又闪亮的眼睛
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
你可曾想见，那些年轻人火热的胸口
在渴望人生的第二个战斗？（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到了80年代，那种单纯的热情宣泄的抒情方式和既定的时代政治主题都已改变或已消解，西北诗歌进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如，被上千年思维定势化了的飞天，在杨炼笔下成了墓穴中的觉醒者，诉说着渴望和无奈。
到了90年代，整体进入自说自话的时期，诗歌不再是要歌颂什么，号召什么，而是个我体验下的精神“独白”。比起80年代新边塞诗时期，西北诗歌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这种“多元”正是个体言说的必然结果。以往那种因时代风而造成的类型化诗歌写作现象，已为各自独立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所取代。这是西北诗人走向成熟走向独立的标志。如同是表现乡土生活，高凯和牛庆国就是明显的两种路子；同时写他们的会宁家乡，牛庆国的沉重绵长与林野的写意化抒情风格就有鲜明的区分。叶舟、唐欣是大学的同班同宿舍的诗友，二者的诗的取材到表述风度更是泾渭有别。
但尽管是自说自话，但却从五彩纷呈的诗歌形式上，见出时代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对诗人创作潜在的影响。
（3）由浮泛走向沉潜
回首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道路，80年代以前总体上是一个宏大叙事、激情泛滥的年代，西北诗歌也不能逃匿于时代的整体定势之外。尽管也有像《戈壁日出》（李瑛）《扬场》（张志民）等意境优美、内敛味长的诗歌，但总体上看，诗人感情表达是浮泛的，虽然执着，却不深刻，其情感的文化价值指向也是单一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或被阶级意识道德化了的。进入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潮流下，人本的主题得以彰显，诗人们开始普遍关注个我价值的存在，但这个“个我”仍然是以服从历史的指令为存在前提的。正如舒婷在她的诗中表述的那样：“我钉在/我的诗歌的十字架上/为了完成一篇寓言/为了服从一个理想/天空、河流与山峦选择了我，/要我承担/我所不能胜任的牺牲。”（《在诗歌的十字架上——献给我的北方妈妈》）
新时期之初的西北诗歌，也表现出这方面的价值取向。由于诗歌长久地被捆在政治的战车上，在诗人心理上造成了厌倦和逆反。当政治的指令不再是必须遵奉的律条，诗人们普遍把目光转向内心或在雪山、戈壁、红柳、大漠间放纵诗情。这个阶段西北的一些诗歌，虽然新鲜却不深刻。久而久之也成了一种新的模式：一种自然表象的扫描。但这毕竟是一种独立意识的觉醒，诗歌向开放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也有一些诗着眼于内在精神世界的发现与开掘，无论是写人还是自然，都进入了精神内质的层面。如昌耀的《慈航》、老乡的《自然界的路》、子选《牧马人的妻子》、周涛《野马群》等。
仿佛是劈开一片荆棘，现出一条路径，到了90年代之后，西北诗歌普遍走向沉潜，伴随沉潜走来的是厚重、大气和新鲜。这也是西北诗歌在90年代能赢得诗坛关注的重要原因。
一些诗人并不以有西北特征的事物为抒写对象，但也同样表现出沉潜与大气的特质。如娜夜、沙戈那些展现女性内心世界的诗歌。虽然诗中没有羊皮筏子和摇曳的红柳，但它们已是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潜在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西北的风沙、兰州的手抓、走西口的汉子和唱花儿的女人，如影相随，如水流淌，激荡在诗人的笔管中。
如上所述，西北的诗歌因其沉潜、大气与厚重而在中国诗歌的格局中有着重要的位置。但西北诗坛对正在变革着的现实，发言还不是十有力。如何表现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大西北诗人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此外，批评滞后于创作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