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干群关系和谐是实现农村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认真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和谐的主要因素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优化策略如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农村干群思想政治素质。
关键词：农村；干群关系；和谐；优化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083-02
农村干群关系和谐是实现农村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做好农村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保证。”[1]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并且日益凸显，干群关系紧张就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分析当前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探讨密切干群关系的对策，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新时期和谐融洽的干群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影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和谐的主要因素
农村干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干群关系的核心内容是物质利益关系。当国家给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实行宽松农村政策的时候，农村干群关系就比较和谐。反之，就会出现紧张、冲突、对抗等不和谐现象。纵观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推行，现阶段的干群关系总体上是建国后最好时期之一。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部分农村地区干群之间仍存在着冷漠、疏离、不信任的状态。笔者认为，影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和谐的主要因素如下：
1.农村干群间日常客观任务间的联系减少。首先，“三提五统”、农业税等政策的取消以及有关便民工程的实施，国家发放的各类补贴直接进入了农户的银行卡，不需要干部亲自收缴与分发。这既方便了广大的干部与群众，也容易造成干群间的联系松散。其次，部分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难以为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无力兴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基层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农民的生产、生活难题得不到相应的解决，农村的管理出现了真空。第三，传统分散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民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何组织生产生活，主要沿袭于家族或家庭内部解决，常常游离于乡村干部之外。第四，干群沟通机制不完善、渠道不畅通的问题长期存在，客观上造成了干群间的关系疏远。一些群众的呼声不能及时反馈给干部，当群众对某些方针政策不理解而又得不到正确解答时，极易导致干群间的不理解甚至是不信任的状态。
2.部分农村干部主观深入群众意识不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部分农村干部低下的沟通服务意识与水平，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极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一些乡镇干部喜欢高高在上，习惯于看报、开会、听汇报、迎来送往，不愿深入群众，与之打成一片；我国经济欠发达的不少农村地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一些村民生活贫困，公共服务跟不上导致村民意见重重，也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而村组干部由于职务补贴很低，发展机会不多，他们为农民服务的积极性自然不高；现阶段的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由于利益关系规定和制约着其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干部在执行、落实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经常和群众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在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权衡上，干群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加大了农村工作的难度，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
3.部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现象严重。在农村社会转型期，由于缺乏科学的制度建设和对农村干部的监管，一些农村干部出现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现象：有的凭借手中的权力以及与上级政府官员复杂的社会关系，侵吞集体财产；有的利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将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演变为权力“寻租”的机会，向企业或个人谋取私利；有的收款不入账或私自出借公款，个人收取好处费；有的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挥霍无度；有的在土地征用、安置补偿、工程建筑中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等等。农村基层干部这些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大大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造成干群紧张，矛盾激化，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4.部分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现实生活中，部分乡镇领导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不愿意真正“还权与民”，采用种种手段让内定的“理想人”当选，村民的自治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村民会因而感到村干部是上面定的，“选不选都一样”、“选谁都一样”，对选举也开始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冷漠，以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村民拒选、罢选现象；部分农村家族、宗族势力根深蒂固，操控村民选举，采用不法手段让“自己人”当选，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贿选、暴力干预等现象的出现，也导致了一批背离民心的村干部产生，更增添了农村干群关系的不协调。此外，干群关系问题的出现，不能仅仅归结于基层干部，部分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低下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封建保守、愚昧落后的小农意识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们往往缺乏大局、长远观念，过份看重眼前利益，对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不理解、不支持，政治参与意识冷漠。
二、我国农村干群关系的优化策略
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2]。要保持农村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干群关系和谐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影响农村干群关系和谐的诸多不利方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至关重要。
1.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干群关系的实质是党群关系，实现农村干群关系和谐首先就要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其关键是选好配强党支部书记。采用“党员评议推荐，群众民主推荐，党内进行选举”的“两推一选”方法，切实把那些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思想作风正、群众威信高的人选拔出来担任支部书记[3]。其次，加强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引导基层党组织更新用人观念，拓宽干部来源，遵循人才资源的市场配置规律，立足于挖掘培养本地人才，尽可能地从农村致富带头人、回乡青年学生、退伍军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发展党员和培养选拔村干部。第三，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党风建设,坚定群众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观点，强化宗旨意识，从实际出发，和农民群众一起寻找符合当地特点的发展路子。
2.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应根据时代发展，结合农村实际，不断调整、完善对农村的管理体制、法律法规和政策。首先，尽快修改完善农村基层组织选举的相关法律规定，确保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村民有权罢免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村干部。其次，要指导农村基层组织不断制定和完善如农村干部监督、考核审计、激励、管理以及干群关系协调制度等,主要有:建立干部的监督约束机制，防止农村干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侵吞集体财产；建立农村干部考核审计制度，增强在职干部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健全农村干部激励制度，尽力解决现任村干部的报酬与退休养老问题；完善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规范村务公开工作；建立农村干群矛盾的协调制度，把其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3.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现阶段的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且自2000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免除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义务教育政策等，已初见成效[4]，但仍需进一步加大，主要是：制订与完善一系列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大民生工程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的全面发展,健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调整、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4.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干群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村民从集体里获得的收益和村干部的待遇，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必须重建或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首先，我们应站在理论战略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农村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指示精神，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国家对农村财政支出的力度，努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其次，我们应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各种手段，因地制宜地挖掘自身优势和潜力，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求有关机关、企业和基础较好的镇村结对帮助经济薄弱村解决发展项目、资金、技术和营销等问题，对集体经济薄弱村要采取相应优惠政策，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使群众从集体经济中受益，使农村的干群关系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5.提升农村干群思想政治素质。应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的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最大限度地吸引干部群众的参与，既要抓好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搞好农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认真抓好其思想和作风建设，增强党性观念、宗旨意识、理论政策水平；加强农村干部岗位素质培训，使广大农村干部掌握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组织农村干部外出参观学习考察，使他们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增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要加大政策宣讲力度，使党和国家针对农村的各项政策、法规能够家喻户晓；重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权利义务教育，使其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要坚持教育与管理并重，以法治村，提升村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12.
[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5.
[3]夏宝龙.不断提高村级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8).
[4]李超.试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法律保障[J].法制与社会2010,(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