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媒体的发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给党群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对于新媒体，运用得合理和到位，就能够发挥其正面的威力，有力推动党建工作的开展，反之把它束之高阁或肆意滥用，则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本文分析了新媒体作为党群沟通渠道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探讨了如何善用新媒体构建良好的党群关系。
关键词：新媒体 党群关系 沟通渠道
中图分类号：D035.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10-0373-02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这深刻反映了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当前，包括博客、微博、播客、维客、搜索引擎、网站、网络杂志、网络报纸、移动多媒体、掌上媒体、车载移动媒体等在内的新媒体正日益成为党员干部和群众工作、生活的重要载体。今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5亿。这说明，新媒体正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劲。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媒体已成为传统党群沟通渠道之外的常规而重要的渠道，对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如何运用新媒体密切党群关系已成为党员干部面临的时代课题。
一、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价值和积极作用
与传统媒介生态环境相比，网站、博客、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环境更加开放、便捷、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激烈频繁，各类意见诉求发表、汇总、凝聚更加顺畅，为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提供了直通的渠道和桥梁，有利于党和政府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加快推动改革发展的进程。
新媒体成为民众反映诉求、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人群不断被多元化，各类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受限于传统媒体的特点，无法一一充分表达。新媒体发展成熟并逐步与传统媒体分享传播空间，打开了公众话语权的大门，为普通民众反映诉求、参政议政搭建了更为方便快捷的平台，进一步畅通了与公共权力的沟通渠道，有效消融了误解、化解了怨气，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新媒体成为社会信息传播、危险预警的主要阵地。与传统的新闻媒介相比，新媒体传递信息的即时性、全面性和延展性，为政策宣传、社会动员以及社会危险预警提供了更加快速便捷的条件，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和敌对分子的活动信息，或通过网络散播，或被有心的群众发现登入网络，只要加强信息跟踪与动态监控，往往可以提前发现潜在的社会危险与不安定因素，做到防患于未然。
新媒体成为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的新平台。各级党政部门都高度重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将加强与新媒体的交流作为保障民权、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如今，有许多领域的执政者通过博客、微博等新媒体，阐述施政理念、发布重要决策，借以凝聚改革社会共识，服务地方发展。
二、充分认清新媒体的特点及消极作用
新媒体作为一种“弱控制”媒体，具有便捷、高效、操作成本低等特点，发布机构全面开放，信息发布高度自由，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发布者或新闻制造者，人为制造和操控舆论变得简便易行。源于竞争压力，一些网络媒体常通过大量登载、炒作各种负面新闻来吸引眼球，其中也包含了大量虚假新闻和不严肃消息，短时间内即可形成“舆论风潮”，极大影响一些事件的进程和走向。
新媒体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细分网络人群，可以发现有明显的层次性和极强的从众性。以明星名人和"意见领袖"为主的精英层人数最少，影响却最大。大众层人数最多，看多说少，但对第一次传播和接受的信息，大多数人都会相信附和。“愤青”层习惯凭个人好恶和直观感受作判断、下结论，人数不少，破坏性也不小。精英层中的一些人或为了吸引眼球，或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刻意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加上大众层的从众跟风、“愤青”层的刻意逢迎，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成为热点，不仅不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提升，反而压制了对严肃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的深入讨论，阻碍了社情民意的真实表达。
新媒体消解主流价值判断。新媒体对传播技术的追求和自由意见的表述，促使传统新闻媒体由强调宣传向遵循传播规律转变，“把关人”角色弱化，忽视主流价值观念的普及教育，社会民众更加关注无关紧要的消费选择，真正重要的政治选择被漠视，压制了知识分子对严肃社会问题实质性与公共性的讨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削弱了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的主流价值判断。在喧嚣的新媒体环境里，严肃深入、不顺应网民心理的论断，受消费心理的影响，不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易被抵制，而不去关心内容的合理性与建设性。
新媒体足以引发不安定事件。互联网和手机相结合的即时通信、虚拟交友、多向互动等功能使社会动员变得更加迅速便利、成本更加低廉，社会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和借力，很容易引发不安定事件，甚至诱发社会动荡。近年来，英国、巴黎骚乱以及华尔街抗议事件、西亚北非政局动荡等，显示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站的动员能力非常强劲，令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有苦难言；国内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中，也不乏有网络和微博的影子。
网络等新媒体既是先进的技术载体，也是活跃的思想阵地，表现出的是虚拟世界，反映的则是现实社会，给党联系服务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成为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一把“双刃剑”，新媒体为党的群众工作带来的新机遇。网络等新媒体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四大机遇”：一是为及时把握社情民意开辟了新通道。二是为加强舆论引导提供了新阵地。三是为服务群众搭建了新平台。四是为接受群众监督打造了新利器。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不仅使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而且拓展了群众的监督空间和渠道。现在，“人人都是通讯社，个个都有麦克风”，随时可以现场连线和直播，使党政机关在用权谋事上必须更为谨言慎行，更加注重尊重民意，更加关注维护群众的权益。同时，网络等新媒体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当前，网络等新媒体舆论空前活跃，关注的议题正向社会议题、政治议题快速转化，使党的执政环境空前复杂，党的群众工作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给掌控舆论话语权带来“引导”挑战。二是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安全”挑战。三是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信任”挑战。四是给党员干部网络执政带来“能力”挑战。如何提高同网络等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峻考验。特别是当前，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同时，在全党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等方面存在与网络发展、社会变化的时代特征和工作实际不适应、不匹配和不對称的地方。从思想观念来看，有的对于网络持一种“打酱油”的心态，认为网络民意很“山寨”；个别抱着“鸵鸟心态”，对“网意”熟视无睹，面对大量的网络舆情和沸腾的网络民意，置若罔闻；有的甚至视网络为洪水猛兽，害怕群众在网上反映问题，担心工作受影响，简单地进行封堵；还有的把网上群众工作变成一种作秀行为，往往停留在形式，满足在表面，难以取得实效。从工作方法来看。部分干部习惯于以往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还不能熟练地运用网络媒体与群众进行交流沟通，对于如何做好信息化条件下的群众工作，没有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从工作机制看，一些单位还缺乏专项的工作经费对信息化条件下的群众工作予以加强和保障，缺乏必要的激励和保障，从而影响到了信息化条件下联系群众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新媒体为密切党群关系开辟了新渠道
密切聯系群众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作风和传家宝。它要求我们党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并坚持把这些原则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的，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回顾建党90年来的奋斗历程，在处理党群关系问题上，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极为深刻的教训。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就有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党领导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对于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党一直重视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势不断探索新渠道新方法，新媒体的发展为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开通了新渠道。[2]
1.新媒体为党了解民情提供畅通渠道
新媒体正日趋成为展现民意的基本工具之一。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通过新媒体，党和政府可以了解民意，了解社会，了解在传统媒介下不可能了解到的一些真实面目。过去党和政府要了解民意，主要通过下级上报情况，但是信息在层层上传中被消解，特别是我们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担心被问责，往往报功不报过，上级部门很难全面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是上级亲自调查，也往往由下级事先安排，看不到也听不到真实情况。而在各级党委政府管理下的传统媒体，基本上陷入地方党委政府的思维，歌功颂德报道多，负面报道则以社会小事为主，因此容易发生信息梗阻。新媒体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各种事情都可能被上传到网上，群众可以自由真实地表达各种愿望或诉求。普通民众可以跨越层层环节，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上层，确保了信息的真实、完整。因此党和政府，包括最高层的领导决策人通过新媒体可以较全面了解到社会所发生的真实情况，了解真实的民意。
2.新媒体方便了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
网上论坛、QQ、微博等新媒体都是很好的互动平台，利用新媒体可以方便党与群众的互动交流。在日常工作中，党委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网站、邮箱或QQ接受群众投诉建议和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各种政策措施制定出台前后，党委政府可以通过新媒体与广大群众进行沟通交流，例如设立专门的论坛，进行网上立法征求意见，召开网上见面会；党政领导可以开通微博，及时与群众沟通交流。
3.新媒体为党整合民意提供有效平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导致各种利益纵横交错，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新媒体为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平等的话语平台，为利益群体之间充分沟通提供了方便的沟通平台。在新媒体环境下，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表达者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评论。这些意见和评论聚合形成某种愿望或诉求，凝成某种舆论，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其间进行讨论和争辩，通过协商、互动、交换等活动，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意。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将新媒体作为我们党分析和把握民意的重要工具，加以规范并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取舍，就能全面了解真实的民意，在这些民意下进行利益整合，形成的政策制度的社会可接受程度将大大提高。
四、善用新媒体构建良好党群关系
面对新媒体给党群沟通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沟通双方尤其是党员干部要顺应潮流，以积极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改善和创造有利于科学、高效利用新媒体的条件，构建起新媒体环境下党群良性互动的沟通局面。
1.党政干部要提高对新媒体沟通的认识和运用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有效利用网络媒体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提高网络综合素养。胡锦涛同志曾在2011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培养善待新媒体、善识新媒体、善用新媒体、善管新媒体的全方位媒介素养。其中，善待新媒体的核心是领导干部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尊重群众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在内的基本权利。领导干部要切实认识到信息垄断的不可行性，注重与群众运用新媒体进行无障碍双向沟通。在提高运用新媒体沟通的能力方面，领导干部首先要心态开放，善于学习和运用最新技术成果，使党群沟通在物质载体上保持与时俱进，因为新媒体还在不断发展，电脑、手机的基本操作只是一个基本技能。其次要了解新媒体沟通的特点和规律，善于坦然面对和包容不同意见。同时，领导干部在新媒体环境中沟通要注意语言转换，摒弃陈旧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贴近群众的网络用语习惯，学会个性化表达、人性化表达。最后要树立信息权威。领导干部要提高传播信息的鉴别、研判能力，及时利用官方权威的信息资源，及时、准确、权威地公布所掌握的信息，主动设置议题，引导意见领袖，及时、灵活、合理地引导民意。
2.构建新媒体环境下的常态化党群互动机制 通过媒体构建常态化的党群互动机制，提供民意诉求表达的正常途径，实现党群经常对话、交流与沟通，在平等交流中凝聚社会共识，共同推进工作。一是通过官方网站打造互动交流平台。通过官方网站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政民互动、交流平台，例如交流论坛、留言板等方式，为公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提供有效途径，及时将大量潜在、分散、合理的群众利益诉求提升为明确的、集中的、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二是开通政务微博。鉴于微博在当前中国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应当扩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大型微博网站实名开通政务微博的范围，通过这些政务微博建立即时的政民互动机制，充分了解民意，宣讲政策、动员民众，与群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三是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党群互动机制的机制间联动体系。不仅仅要构建单独的某部门、某地方的常态化党群互动机制，还要在这些不同部门、不同地方党群互动机制之间建立起联动体系，发挥群体合力和影响力，从而能够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
3.完善新媒体环境的规范化管理 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和隐匿性，使公众舆论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甚至滋生不少不良信息，给群众造成误导，影响党群工作的开展。但是新媒体的自净化能力有限，需要外力的大力干预。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要做好党群工作，还必须要完善新媒体环境的规范化管理，规范新媒体秩序，给党群关系的密切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要完善新媒体领域的相关立法。针对新媒体问题进行统一立法规范，拓展法律监管范围，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回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已有的立法中增加涉及新媒体管理和信息安全的内容，注意法律之间的彼此衔接。此外，还要不断推进新媒体衍生领域的相关立法。二是要建立完善网络舆情的搜集、研判和反应机制。建立科学的、完善的网络舆情的搜集、研判和反应机制，对重点网站、热点问题等进行全天候监测，准确把握舆情动态，为党群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三是要遏制不良信息通过新媒体载体传播。要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及时监控网络谣言、低俗信息等不良信息，防止信息传播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确保新媒体环境的安全运行，为党群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把新媒体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沟通渠道，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李朝晖.充分利用新媒体密切党与群众联系[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