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如《部门预算制度研究》[13]。此外，有的学者主张从治理理论角度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这种借鉴于欧美的预算模式[14]。
二是预算编制方法。现代预算制度的核心要求之一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就本文重点关注的公共预算编制方法研究而言，目前虽然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但是仍然有一些代表性成果。比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和财政压力对地方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15]。有的研究了预算编制模式;[16]有的从部门预算编制视角进行研究，如《部门预算编制问题研究》[17];有的从政府预算编制视角进行研究，如《中国政府预算编制改革研究》[18];也有学者探讨了我国政府预算编制存在的若干问题[19]，或者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因素[20]，还有学者比较了中美两国在预算编制机制设计上的差异[21]。
三是预算改革效果。在国内，公共预算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的设计、改革的过程以及对预算改革的效果评估等方面。有的从政府预算改革的内容视角进行研究，如《中国政府预算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研究》[22];有的专门对预算改革中的某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部门预算改革研究》借鉴英国的经验，对中国的部门预算改革进行研究[23];有的从中国政府预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视角进行研究，如地方政府预算收支[24]。还有学者从预算管理流程角度研究我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25]，有的则提出了将规划项目预算制度作为中国预算管理改革的一种新途径[26]。
总体上看，既有文献对预算模式、预算编制方法及预算改革效果等方面进行了较丰富的探讨，但目前尚未发现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相关研究。针对以上研究的不足与缺陷，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基础，对整体性预算模式进行了探讨和理论阐释，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为进一步深化中国预算体制改革提出相应的论证依据。
近年来，基层参与式预算成了公共预算改革实践中的一个亮点，已经有不少相关研究，例如温岭模式[27]。但总体上，我国目前的参与式预算的主体还比较单一，参与的层级还较低。相比较而言，日本等国家的参与式預算的主体较为多样，参与层级较高。研究表明，在日本的地方公共预算过程中，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主体——议员、行政人员和公民——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虽然直接的公民参与是有限和具有挑战性的，但学者们发现，作为游说者的当地协会、社团和议员们，较公开地影响公共预算，但总体上仍然是由市长领导的预算办公室发挥主导作用，公民则广泛参与其中[28]。当然，即使在西方国家，参与式预算也面临一些问题。虽然参与式的授权机制，比如民众的倡议、公民投票和公私共治理事会，都有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和回应性的明显潜力，但是，研究也发现，为了获得这些益处，追求平等，实施问责制，引入这些机制需要更多主体走到一起，包括强有力、有代表性的立法机关，有调整权力及增加利益集团的代表性的改革等[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