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的远离既深且广。这固然是政治空间极度逼仄的现实使然,却也反映出长久以来一部分精英人士身上的文化迷恋,如余英时所言:“如果我们接受民主的建立离不开文化基础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则文化建设似乎比政治运动更为迫切。”他援引美国和法国的例证说明,“中国近代史上民主发展历程的艰困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化的准备不够充分。”(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少数人致力于文化建設的缓慢努力,显然无法抗衡物质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双重侵蚀,由此导致文化建设(或文化重建)要么成为小楼里的孤芳自赏,要么成为保守势力用以抵制政治变革的堂皇工具。对此,沃尔夫·勒佩尼斯提供了一个用文化反对文明的危险先例:18世纪晚期以降的德国,知识分子高扬文化大旗,贬抑现代民主,视文化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从而一再错失历史机遇,最终酿成了20世纪几乎导致国家毁灭、民族沦亡的大灾难。
经由勒佩尼斯的梳理,德意志思想史上的这一脉络清晰可见,前有歌德、黑格尔、尼采、瓦格纳、托马斯·曼,后有画家出身的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长、小说家出身的戈培尔,莫不坚信文化贵而政治贱。在德语中,文化成了反政治的关键词,一种孤独的、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民族姿态”。近代史上的德国知识分子相信,通过兴建剧院可以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民族统一,20世纪的法西斯党徒也深信仪式的魅力。
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正是法西斯美学登峰造极的产物,历史成了戏剧,而政治成了仪式。这两出大戏经由莱尼·里芬施塔尔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传诸后世,即使七十年后我再度观看时,仍然会为自己受到的“美学冲击”而惶恐不安。
从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走向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在德国知识分子深深为之自豪的文化幻觉中,只有绝对而无妥协,只有纯粹而无兼容,“德国人无法把政治看成是利益争夺的必要手段,也不认为政治是平衡利益角逐的艺术”。于是德国一再孤立于世界之外,并以自我欣赏的态度面对这种孤立,认为此乃天意使然。若要从文化根源上寻找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相信勒佩尼斯一语中的。
并非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迷醉于文化的孤绝,一部分人,尤其是那些有机会得以自省的流亡异国者,如托马斯·曼,实现了可贵的思想转变。一战爆发不久,托马斯·曼认为,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于“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因此,“德国人永远不会爱上民主政治”,因为“独裁主义国家”是最适合他们,也是他们最渴望的国家形式。但到了魏玛共和国灭亡,以至他被迫流亡美国后,他不再沉默,不再“退隐到孤独的文化存在中蹲守”,转而成为共和体制的鼓吹者。
然而二战的惨痛失败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德国知识分子漠视政治的传统,冷战时期,民主德国的知识界是整个东欧阵营中最驯顺、最无争的群体。因此人民大众推倒柏林墙时,精英们莫不感到被历史抛弃的巨大失落。他们的无能为力再一次证明了文化自我隔绝于社会现实后的无边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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