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兹达诺夫与鲁迅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但都受到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风云变幻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深受战争之苦的他们沿着克尔凯郭尔开凿的精神隧道进行生活和文学之勘探，存在主义是其共同的思想渊源，人道主义是其文学精神和哲学认知的契合点。比较和阐发鲁迅与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命运，可以更好地加深对东西方作家的精神结构及文学实践的认知研究。
关键词：精神结构 存在哲学 战争观 创作实践 文学命运
加兹达诺夫（1903—1971）和鲁迅（1881—1936）的文学命运深受20世纪上半期的时代风云变幻的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在1926至1936年间有十年的重合期，这一时期这两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命运体现出中俄两国文学的图景。两个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学影响的作家，其作品都在法国出版并流传过，对法国的读者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在21世纪仍然对中国读者有巨大的启发和影响作用。分析有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两人所受到的相同影响是俄罗斯经典的文学传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实践中的现代主义流派；令人惊奇的是，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将两人与以下这些文学家、哲学家进行了比较，从而形成两人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特殊交汇，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安德列耶夫、卡夫卡、波德莱尔、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加缪等；并且两人都受过基督教和佛教的熏陶；《鲁迅·自嘲》中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是鲁迅和加兹达诺夫对待饱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的共同态度。在中国关于鲁迅研究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并且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从而带动了鲁迅与俄苏作家的比较研究，虽然加兹达诺夫的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这两位天才作家丰富的思想世界，几乎使每个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共鸣与启示。作家的精神结构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动态发展的概念，它显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它的形成既与作家个人先天遗传的因素有关，也与其后天的存在境况密切相关。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是拥有独特个性且思想极为复杂的作家，其精神结构深邃而神秘，有时甚至充满矛盾。本文拟从社会政治环境、作家个人经历、哲学宗教之渊源和殊途同归的文学实践等方面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命运进行比较研究。
一、社会环境与战争对两位作家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生活在新旧政权交替、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的巨变时代，“在暴风骤雨的历史时期，艺术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往往更加深刻，并更加贯彻始终”①。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两位作家的社会政治斗争行为和文学实践活动的独特性。鲁迅和加兹达诺夫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但其个人经历却有相似之处，而这种“个体生命的感性经验，是作家创作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解释自身和世界的基础”②。它直接构成了这两位注重内心表现的作家的文本内容，同时也成为建构他们的精神结构的一个元素。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有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在青年时期都有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思想；都深受战争之苦；身处异国时都有屈辱感并怜悯自己的同胞；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另行择业，等等。
鲁迅出生于家道中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在十五岁时丧父，因贫困使其饱受冷脸和世态炎凉，在私塾里读的也是压抑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求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有效途径，积极向西方学习，不断派送留学生到各国取经。在此社会环境下，1902年想要科学救国的鲁迅到日本学海军，在日军重要军事基地仙台，其气息浓厚的军国主义让弱国子民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民族危机。仙台这个地方让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个人经历有交集，主要因为当时侵略中国和与俄国作战的日军多从该地派遣，日本的军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俄国人民都造成了伤害。鲁迅早年接受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立志不杀人，遂弃海军而学医。在日本的经历以及目睹的国内现实让鲁迅深感拯救国民的精神，消除国民的劣根性比单纯地治疗其身体的疾病更为紧迫，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产生文学性自觉的重要因素。精神界之勇士鲁迅强烈感受到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禁锢，发起了激情的反抗绝望的行为，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工作中去，还曾亲自组织学生的武装游行。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和张勋复辟让鲁迅认清，所有这些换汤不换药的走过场的社会改革、革命等使中国深陷轮回的恶性循环之命运中，这种现实让鲁迅产生强烈的虚无感和绝望感，他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有了怀疑否定的认知态度，以及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在1909至1918年间的十年沉默期中常常寓居在屋里抄古碑，少问世事，勤于深思，这对其精神结构的建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他与兄弟的决裂，自己学生的背叛以及论敌们的攻击，被国民党公开通缉以及文章屡遭查禁等等，都给鲁迅造成了镂心刻骨的精神创伤和耻辱的生命体验。1920年代的鲁迅在他先觉的改造世界之行动中呈现出历史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这一“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境被形象地体现在他1925年所写的《杂感》中：“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③1925年后，接连发生的“五卅”运动与“三一八”惨案，面对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凶残，以及日渐严酷的敌我斗争，让鲁迅深感必须做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直面虚无和绝望才能真正撞破犹如封闭的铁屋般的黑暗世界，进而创造有意义的存在，遂主张拔刀相向、以血偿血，对敌人必须除恶务尽的战斗原则。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开始自觉地把精神之悟融入到自我生命的实践活动之中，重新回归本我的存在。
加兹达诺夫出生在沙皇统治末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时动荡剧变的历史交替时代：日俄战争的惨败，1905年的革命，卷入“一战”，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内战争，等等。加兹达诺夫八岁丧父，其美好童年随之不复存在。家境渐贫的他只能上波尔塔瓦中等武备学校。1919年夏天，未满十六岁且只为亲身体验战争为何物的他参加了白军，走向了高加索战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死亡，这使得死亡主题和对存在的哲学思考贯穿在他那具有高度自传色彩的多部长短篇小说中，并对战争对其主人公精神的巨大影响进行了深刻而逼真的描述和阐释。1920年秋，加兹达诺夫随着所在部队撤退到了土耳其，当时的国情迫使这些参加内战的“被忽视的一代”从祖国撤离，并移民。通常情况下，很多俄罗斯侨民在旷日持久的流亡状态中的选择，通常是自杀。加兹达诺夫的命运属于罕见的例外，他的生命书写的重大意义在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俄罗斯侨民生活的情节模型的所有四个阶段：参加战争对应着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获得流亡中新的生活体验，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底层的生活状态，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了双重磨难。第三阶段是再生阶段。在1920年代末他作为一个作家首次公开发表作品，开始了他的创作时期。加兹达诺夫从1928年开始开夜间出租车，白天则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活动。然而，这种生活和创作的复杂性，在他生活的这一时期彼此之间没有按顺序改变，而是被相互叠加，与社会各色人等的接触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他将“为灵魂”和“为生存”的情况协调起来，形成一个与命运决斗的经常性状态。这一切从生活流入文本，形成了他小说的主要情节主题之一。第四个阶段是加兹达诺夫自1952年不再开夜出租车，他被邀请到“自由”电台担任俄语版主编。这个电台名字在他的自传情节中获得了象征意义。
在加兹达诺夫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1932年春他加入了俄罗斯共济会组织，这使加兹达诺夫发生了犹如托尔斯泰的“阿尔扎马斯”式的精神巨变。别尔嘉耶夫说：“那些最伟大的俄罗斯天才在自己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的峰顶，感到‘高处不胜寒’了，承受不了高处的感觉和高山上的精神自由了，他们害怕孤独，狂奔下去，投到低处人民生活的怀抱，并期望从与这一自发力量的结合中获得更高的真理。……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抛弃，害怕寒冷，从而在人民集体的生活中寻找温暖。”④ 这种巨大的、神秘的人民自发的精神力量同样吸引着加兹达诺夫，他在《第三种生活》《路灯》和《幸福》中真切地叙述了这种体验。在“二战”期间的巴黎沦陷时期，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加兹达诺夫参加了抵抗法西斯运动，还创办地下报纸《抵抗》，并实施了对很多人的援救工作，他被自己的同时代人称作英雄。
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将鲁迅塑造成一位文化偶像——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与此同时，加兹达诺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关注俄罗斯文学家的创作，而且积极关注国家政治体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
二、两位作家的哲学和宗教意识之比较
东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其精神生活和文学创作获得自己正面的意义和价值，正如索洛维约夫指出的，“哲学、科学和宗教的综合为‘完整认识’创造了条件和可能，而完整认识和‘有目的的创造’构成了‘完整的社会’和‘完整的生活’”⑤。两位作家有共同的存在主义思想渊源（加兹达诺夫甚至被称为“俄罗斯的加缪”），其精神的契合之处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危机和民众精神荒原的焦虑、反抗绝望、死亡、自我观照的途路、荒诞，等等。呈对立性并置的“先觉”和“庸众”之概念是鲁迅早期哲学思想的核心，“这一哲学思想也见于鲁迅的小说，是他小说原型形态之一”{6}。鲁迅被认为是最坚强有力的勇敢者，又是寂寞的孤立者。当先觉者鲁迅置身于普遍麻木的庸众者之间奋力呐喊时，犹如身处毫无边际的荒原，这种精神隔绝让他感受到孤立无援的被逐感，而庸庸碌碌的常人仿佛能够使人们不断地求援共在的存在方式。鲁迅“以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那种激进的勇气和激情表达自己的观点”{7}，向庸众所承载的传统进行口诛笔伐。对加兹达诺夫的精神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也认为庸众是一种具有无形的神秘力量的共在，“虽然任何地方也没有它并且也不能找到它，但是它却以神秘莫测的方式深入人类生活，摧残和扭曲生活，就像劫运、命运、天数、天命，无处躲避它，并且也无法摆脱它”{8}。鲁迅思想形式的最鲜明的表达形式是他不妥协的论战精神，是他从绝望中开始的文化政治立场。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受到基督教和佛教的重大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基督教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并得到迅猛的传播。鲁迅曾三次购买《圣经》，文章中提到过耶稣受难十来次，在书房悬挂《夏娃》画像，喜爱诸多受到基督教影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晚年与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教士交好，等等，可见鲁迅受到了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精神的深刻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与救赎为鲁迅的启蒙思想提供了一定的价值反思之镜，并转化生成他具有牺牲精神的情感体验和批判并超越的行为方式，他最终消解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回到现实的思想和人文价值层面，进而完成其话语转型和精神重构。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面临信仰危机的深渊之时，中国出路何在的现实问题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寻求应对之策，近代中国佛教在此社会背景下重新振起，并被赋予富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人生观念。鲁迅从小生活在佛教信仰氛围浓厚的绍兴，出生后便被父亲抱到长庆寺拜龙祖法师为师父，取法名长庚，这也是其笔名常庚之渊源。鲁迅自1908年起开始真正学习佛教，并在1914至1916年间用功研读佛经，还与近代国内外佛教知名人士有交往，这在现存的《鲁迅日记》中都有详细记载。1936年鲁迅撰文《我的第一个师父》讲述了自己的佛缘。佛教既排解了鲁迅的孤独感，抚慰了其饱受误解的心灵，又促进了他对人生境遇的反思和文学的创作。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一些佛教词汇、寓言、故事和典故等，这使其文章变得寓意深刻，且富有讽刺性和幽默感。鲁迅从个人的悲苦进而感受到他人精神的痛苦和死亡的惨苦，他怀有以己之身来担黑暗的人间地狱之苦的悲壮精神。鲁迅从一切皆苦的存在走向万事皆空的虚无，在《野草》《过客》和《影的告别》等作品中体现了他的苦闷无奈和救世情怀，并且《野草》中自我怀疑和对话的文艺和心理之特征体现了鲁迅思想意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意识的冲突是当时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一种象征。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都喜爱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和基督教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深受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影响，但他们对前辈传下了的精神食粮采取的是去粗取精的手段。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民族，自接受洗礼以来，就认为自己肩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宗教信仰渗透到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俄罗斯民族精神、心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9}毫无疑问，加兹达诺夫的宗教意识受到具有强烈的崇高使命的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影响。“俄罗斯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别尔嘉耶夫称之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它强调的是：在人的物质与精神二维中肯定精神维度的本质意义，在精神之维上体现着世界的普遍本质——上帝，人必须通过对精神之维的确认来实现自我。”{10}俄罗斯文学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加兹达诺夫在上武备学校时，每天必须祈祷，还有宗教神学课。他在自己的多部小说中刻画过神父的形象，但几乎都是在对其有辱教规之行为进行无情的嘲讽。加兹达诺夫侨居法国时，佛教在法国十分盛行，在其小说文本的宏大叙事中有一些佛教题材。加兹达诺夫的短篇小说《水上监狱》中谈到主人公季托小姐每天晚上都邀请两三个人到她家聚会，经常对天主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加兹达诺夫后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涅”“佛”“轮回”等佛教用语，有些小说的篇名就与佛教相关，如《佛的归来》《朝圣者》和《觉醒》；并且短篇小说《汉娜》（1938年）完全贯穿着佛教情结。显然，独特的佛教主题的存在和倾向在加兹达诺夫小说中出现绝非偶然，反映出作家的哲学和艺术的演变之确定的规律性。
佛教是小说哲学体系的关键，加兹达诺夫的哲学特征是深度分析作为人的存在法制，相信内心的净化，这些都接近于佛教的教义。正如研究者托特洛夫所说：“起初加兹达诺夫的研究不是后期佛教的宗教教义——大乘佛教，而佛教自身的教义——是导师，而不是神——他看到了在道德和精神的自我提升中，在人的启示中释放‘痛苦’的可能性……感觉其存在的一切人的责任……”{11}小说《佛的归来》的叙事人没有陷入世界的荒谬，其“精神疾病”中反射出托特洛夫的轮回学说，在叙事人的生活中还能看到佛教道德的反射，叙事人对自己朋友的命运莫名其妙的冷淡，很容易在佛教/尼采的表态框架内来解释。叙事人后来变得解脱是因为佛像的归来，在象征层面他得到了宽恕。这说明他已经走上了一段精神启蒙之路，他的行动，从佛教的观点来说，是有意义的，引入了救赎动力的道德因素。《朝圣者》中抢劫杀人的皮条客弗雷格精神蜕变的历程在小说中几次出现，书中描写了他充满焦灼和痛苦的追寻：他既挣扎于对原有生活的留恋与排斥，又有对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的怀疑和追求。这使他的精神流浪日趋焦躁和强烈，以至于他后来潜心山林，博览群书，成为文化的朝圣者，虔诚地从哲学、文学和宗教思想进行个性探索来摆脱精神危机。这也体现了加兹达诺夫精神结构的一种建构历程。
三、两位作家的文学实践
在中国近代的西学东渐之时，一些作家充满热情地接受西方文学，在他们所引用的西方文艺理论中存在着世界主义因素，这培养了他们的国际主义感情。鲁迅欲以文学服务自己的祖国和人们的实践，他的著译与西方19世纪以来的各种思潮有着广泛复杂的联系。与之相对应，深受俄罗斯古典文学熏陶的俄侨作家加兹达诺夫在法国也受到西欧文艺思潮的熏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实践中。
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实践都有反传统和怀旧的特征，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精神剖析，其创作总是随着日常经验和精神体验的加深而与时俱进，并且他们对传统的反对和赞同皆出于理性的思考和道德的关切。И.萨伊达诺夫认为小说是“建立在所采用的作为历史时刻的个人生平的材料之上，可以被看成两部分，既包括将个人命运纳入到历史前景的广阔空间，同时又包括印在个人头脑中的精神生活的事实。在这个人和历史相互接近的时刻就产生了新的时代感。它需要新的形式”{12}。两位作家都曾参加过文学社团组织，创办报纸杂志：鲁迅在1926至1930年间创办《莽原》和《未名》两份杂志（并在《未名丛书》中认真介绍前苏联文学），还创办《奔流》杂志系统地介绍前苏联以外的西方文学，鲁迅译介了大量表现主义的论著。加兹达诺夫在巴黎还经常参加文学团体“游牧点”的文学活动。鲁迅和加兹达诺夫进行文学实践的时期正是现代主义勃兴之时，其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象征主义等都大胆采用和借鉴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他们的创作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微妙而又显著的变化。
早在1907年鲁迅就举出普希金、雪莱、裴多菲等西方诗人的例子来证明：诗人可以直接作为独立于官方立场的预言家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学的力量引导民众进行伸张社会正义的活动或从事政治改革。鲁迅运用卡莱尔、尼采、勃兰兑斯等西方哲学家的论说来唤起年轻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以及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抗。1918年鲁迅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发表《狂人日记》，这标志着他长达十年的蛰伏期结束。在1919年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五十三》中就提到了“立方派”和“未来派”，认为这两个学派的新奇主张在中国未必被理解。而加兹达诺夫1926年在其处女作短篇小说《未来旅馆》中就使用了鲜明的立体派（立方派）的表现手法，并对当时人们的精神匮乏进行针砭时弊的讽刺。加兹达诺夫在现代主义的轨道上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具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综合特征，进而不断发展和更换其写作技巧和审美原则。
对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文学实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其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之间构成的对话与潜对话的关系模式中蕴含着复调诗学。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故乡》《头发的故事》等小说的复杂性就是从其在多种独立平等而有价值的多声部的话语世界中体现出来。加兹达诺夫的第一人称小说占他全部小说的30%，自传性和复调是他小说的鲜明特征。在他们第一人称小说中的记忆主题的叙事目的有所不同，“鲁迅式”的记忆是为了更好的忘却，为了抗战黑暗和虚无的绝望；而“加兹达诺夫式”的记忆则近似同普鲁斯特的哲学，是为了与时间和遗忘抗衡，为了在记忆中维持人的主体性。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独特的存在主义书写的诗学原则与现象学的、精神的、心理的叙事紧密结合。
正如萨特所说：“人们不是因为选择说出，而是因为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这些事情才成为作家的。”{13}讽刺是鲁迅和加兹达诺夫的作品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鲁迅的一些作品中充满着政治火药味，对政治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进行讽刺和指控；加兹达诺夫作品中始终关注战争对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影响，辛辣地讽刺那些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和人民生死的各阶层之人渣，讽刺叙事语调在描绘社会特征时产生了道德讽刺喜剧的元素。加兹达诺夫小说的纪实方面的实践几乎完全是由相似的“社会”印象组成：在短篇小说《夜间的伴侣》和长篇小说《政变》中以现实中的议员和总统为原型来塑造其小说的人物形象，在文中甚至直接引用真实的新闻报道。加兹达诺夫的自传记性事件的变异从一部小说转到另一部小说，它们被重写，更大比重的虚构将自传体概念从情节的外部视角转入内部的接近作者的主人公的精神空间。从“二战”开始到1948年这十年间也是加兹达诺夫文学创作的“沉默十年”，也是其精神结构的重构时期，这期间最显著的文学活动就是在“二战”刚结束就用法语出版的纪实小说《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它真实记录了从德国纳粹集中营逃生的前苏联游击队和法国人民一起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经历两次战争洗礼的加兹达诺夫不仅创作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创作思想变得更加宽广：加兹达诺夫在其后期的长篇小说《佛的归来》中论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性精神在20世纪的却失等问题。在教育小说《觉醒》中赋予“小人物”主人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抵抗死亡，作者将创作视为对抗虚无的唯一力量。加兹达诺夫在长篇小说《埃维利娜和她的朋友们》的所有人物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渴求对抗虚无，战胜死亡。而在加兹达诺夫生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政变》中反映出他日益关注政治斗争中政权的更替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
结语
“文学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对社会的影响。”{14}鲁迅一生都在为社会和民众方面，积极地呐喊和奔走，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勇猛而悲壮的反封建战士；但在个人和文学方面则带有悲观和颓废的色彩，这种悖论关系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对传统与现代同时进行质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而侨居异国的加兹达诺夫也为同胞们的生存权利执着地呼吁和实践，其作品的自传性特征表明其文学创作和自身的社会经历及思想认知是同步发展的，但其犀利讽刺的文风与其自持内敛的性格也是相悖的。身处动荡时代且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鲁迅和加兹达诺夫，其精神世界里始终贯穿着对下层民众的博爱和对其疾苦的悲悯情怀，其作品充满着自由的精神、痛苦、心理和哲学的深度，不断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孤独、死亡和偶然性在人的命运中的作用。这两位个体遭遇相似的作家在中俄相似的历史文化环境下，他们所接受的一系列文化、文学和哲学宗教等相似因素使他们的现世生活分别选择了殊途同归的文学道路。他们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激励着读者去寻求更符合时代发展的答案。
{1}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谷羽、王亚民等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 高旭东：《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兼评刘小枫以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归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 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4} [俄]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5} [俄]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张冰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6}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氓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1页。
{7}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4页。
{8} [俄]列夫·舍斯托夫：《旷野呼告》，方珊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9} 何云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10} 王志耕：《作为生命意义的俄罗斯文学》，《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9月5日，第A06版。
{11} [俄]托特罗夫：《在贫穷和太阳之间：论加伊托·加兹达诺夫》∥加兹达诺夫：《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符拉迪高加索，1990年，第536页。
{12} [俄]И.萨伊达诺夫：《怎样存在和怎样回忆（现代自传和回忆录小说》（俄文版），莫斯科，1981年，第7-8页。
{13} [法]萨特：《萨特文集（文论卷）》，施康强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14}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