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础教育要体现公民教育和国家意志。从建国以来高中历史课程不同阶段课本的叙述中心和大纲要求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历史研究的时代性。但在历史教材关注现实、把握时代特征的同时，更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高中历史课程；教材变化；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09-010X(2011)04-0045-02
基础教育是公民教育，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民教育当中，应该体现也一定会体现国家对国情、对时代的认识，体现现政府对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认定。
当前的中学历史课程正在进行课程改革。这次改革，在体例选择、史事叙述、教学目标等等方面，均与以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国力水平、治国方略、时代主题的变化，均能在教材内容布局、叙述中心、教学要求等等的变化上体现出来。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课本叙述中心和大纲要求，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种变化，可以分两大阶段加以分析。
第一个阶段就是复兴愿景中的革命形态的叙述模式。
我们知道，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主题。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上，突出革命和复兴也是必然的，尤其是建国初的三十年更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新时期以来，很长时间依然延续了这种叙述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段历史内容本身决定的，二是这段历史正是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过程。那么，这就要体现两个中心思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外有外族入侵，内有阶级压迫，革命就成了必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另外一个要体现的——它紧扣了复兴的主题。这样就产生了三个结果。一是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三条基本叙述线索：“侵略史——抗争史——探索史”。二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因为以往的革命纷纷失败，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以中国共产党为先锋队的中国无产阶级身上——这也是历史探索的一个必然结论。三是对“落后就要挨打”进行了有侧重的叙述，以紧扣复兴的主题。之所以说是有所侧重的，就是因为“落后”包含各方面的内容——生产力水平落后、政治制度落后、思想观念落后、整个上层建筑的腐败，但是，以往主要是侧重于生产力水平落后这个方面。当然，这也与唯物史观的传统模式的影响有关。例如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一目，其德育目标表述为：“它给人们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从而教育学生奋发图强，为国家强大而读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么，虽然前面也提到“清朝的腐败和落后是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主要突出的是“要强大”。
第二阶段是复兴进程中的建设形态的叙述模式。
这个模式的形成也如第一个模式一样，既与当时的世界客观形势有关——第一阶段所处的主要是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初期，也与国家对这种形势的判断有关；既与当时我国的国情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也与国家对这种形势的判断有关。总之就是与国家的战略决策有关。那么，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多极化、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由此，国家最终形成推动和谐世界建立的外交目标，积极展开国际对话、交流、合作。这种判断也是基于我国国情的变化作出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的国力空前提高。由此，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现实支撑。那么，在随之而来的国际交往中，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以及世界局势的局部变化，使对国家主权和权益的维护和拥有意识得到逐渐强调。同时，关于执政党的地位、能力和水平问题也引起了注意。这些都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所体现。
例如，关于国家主权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4版《普通高中课程标；隹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一册专题二：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的导语中所说中“从1840年开始，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屡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面对列强的屡次侵略，中国军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第23页)，就从对学生进行主权意识教育的角度，对近代以来的革命做了以前从来没有侧重过的阐释，这种变化是明显的。
“面对列强的屡次侵略，中国军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这里的“国家主权”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是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我国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自生的，而是逐渐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从既有情感上讲是被动的、不情愿又不得不接受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话，那么，这样的概念就绝不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当中，对有关天津主持交涉的直隶总督琦善在看到英国的外交照会时的一段叙述：
“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
可见，当时官员中总体上看，是没有今天的所谓国家主权概念的。很多材料都证明那时社会奉行的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夷观念。那么，民众中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鸦片战争中割让香港岛和甲午战争中割让台湾岛之后的社会反应来推测一下。我们能从课本中看到的一个鲜明的不同：在割让台湾之后，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武装反抗斗争：而香港被割让后，从课本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想这不是编者无意或有意的疏忽，因为，是有鸦片战争时期民众斗争史实的记述的，例如“三元里抗英”。那么，怎么会单单不记香港被割让后的民众斗争呢?显然可以推测为当时由于没有很强的明确的近代国家主权观念；而台湾被割让时就不同了：产生了新的阶级，进行了新的斗争。这个新阶级是有明确国家主权意识的阶级，他们的主权宣传也是遍及全国的。另外，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与西方的交往越来越多，当然就会使观念意识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强调“维护主权”从现实性上考虑固然没错，但多少与历史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果这是联系现实所做稍过的地方的话，那么，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尤其是对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就可以认为是做得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要总是从落后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上来看待问题，而要侧重于对腐败因素的分析。这是联系“关于执政党的地位、能力和水平问题的探讨”这个现实问题而言的。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最现实的问题。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会腐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失去了忧患意识，而中国近代史正是培养这种意识的好教材。
综上所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的确是多样的，而且往往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此，在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的过程中，要努力联系现实，并不断进行反思，以加深对历史认识和思考。这也是我国史学和中学历史课程教育走向自我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韩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