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编者给作者的信:
10月28日～30日,温总理将赴越南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东南亚,是我们重要的近邻和伙伴,它和我们与它的关系,是中国公众关注的对象。我们关注东盟系列峰会也有十几年了。最初,我们以极新鲜的心情,关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席首次东盟与中日韩及东盟与中国峰会,开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新时代。后来,我们又以极欣喜的心情,关注朱镕基总理在世纪之交参加峰会,与东盟开启自贸区谈判进程,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从2004年至今的六年,我们逐渐学会以平和、乐观、稳定的心态,关注温总理参加历届东盟系列峰会,与东盟携手共同致力于和谐地区的建设。
今年,我们格外关注温总理的此次东盟之旅,尤其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问题。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仅给地区带来确定性的机遇,也带来不确定性的挑战。尤其在2010年,双方既启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经贸总额又攀新高;但在南海问题上又面临新的挑战,并形成美国等介入的复杂形势;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双方关系更是在不断产生新问题(如水资源问题、灾害问题等)、刺激新合作的过程中深化和拓展。在此过程中,国际舆论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的描述也因事而变,因势而变。今年,软实力、公共外交、国家形象问题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和推动的话题,读者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想借此次峰会,跟读者说说:东南亚国家究竟怎样看中国,或者说,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是什么?我们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超过美国和日本了吗?中国今后应如何在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塑造自己的形象?
作者给编者的信:
非常巧,我和我的同事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的何胜、宋清润、骆永昆、褚浩、宋颖慧、陈庆鸿、张学刚等组织了一个“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课题组,也在关注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的确如此,这是我们第九次关注温总理参加东盟系列峰会了。我们的印象相似,年底的峰会,越来越像街坊邻里的串门,亲朋好友的走动,合作伙伴的磋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温总理的出访已经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中产生品牌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比如第一代领导人在国际上树立独立自主的新形象,第二代领导人塑造改革开放的形象,第三代领导人塑造与时俱进的形象,目前中国又在致力于塑造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线索非常清晰。在这期话题里,我们尝试向大家讲述,作为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发现,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 “威胁者”的可能。
未来几年,中国仍需要通过日益成熟的传统外交,以及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加强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
上篇:见龙在田
龙是中国的传统形象。《乾卦•九二》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思是“龙出现在地上,适宜见到大人”。大人是谁?大人就是有德行、有地位的重要人物。这恰好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成长的写照,中国在东南亚具备有德行、有地位的形象吗?
中国作为“合作者”形象的确立
冷战期间,总体而言,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有时是朋友,有时又是对手。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划线,中国是印度支那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东盟等亲美国家的对手,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恰好相反。从7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之前的朋友成为对手,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成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
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均积极发展,中国作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东南亚总体上接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期间发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国1991年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复交,并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开启中国崭新的形象塑造进程;二是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的无私表现,赢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的认同;三是中国与东盟在10+1和10+3的框架中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合作,如中国第一个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又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与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国际社会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经超过美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战结束至今20年的长跨度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取得长足进展,这一范例也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貴经验。
东南亚对中国大国形象的五点
“感同身受”
一是对中国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现代化“感同身受”。双方都经历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致力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设。区别只在于,双方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难度、规模和成就不同。
二是对中国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战略取向“感同身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即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方针;第二代领导人与东南亚国家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双方关系的历史问题,并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共同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进程;现任领导人更致力于与东盟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对中国发挥特殊地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感同身受”。一些东南亚国家曾感受过古代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发挥的主导性地区作用,也曾一度感受过冷战期间中国在本地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区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则日益感受到中国奉行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地区主义,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地区作用。
四是对中国真诚支持东盟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感同身受”。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虚怀若谷与鼎力支持,东盟几乎不太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创建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并让“东盟方式”成为地区合作的价值和制度规范。
五是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惊叹但不能认同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则较为钦佩和羡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感受在东盟国家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作者”形象的内核是“共赢”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