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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至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进行了连任后的首次访问。此前不久美国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也刚刚结束对中东五国的首访，加上3月20日恰逢伊拉克战争十周年，因此，在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叙利亚和伊朗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奥巴马的中东之行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与联想：奥巴马第二任期外交是否已从中东开局？
“转向亚太并不必然抛弃中东”
为何选择首访中东？这是外界对奥巴马中东之行的一个很大疑问。对此，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
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奥巴马在2012年战胜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过程中，曾经得到犹太人的大力支持。且不说其团队中的犹太顾问和助手，近70%的犹太选民也把选票投给了奥巴马，尽管这一数字比2008年的78%有所下降，但仍是一个比较高的支持率。这些犹太选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以色列与中东局势。奥巴马为了争取这部分选民，在竞选中做了不少承诺，其中就包括连任后“首访以色列”。成功连任后，奥巴马自然要投桃报李，在中东问题上有所行动。
其次是美国中东政策因素。中东外交在战后美国外交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中东外交备受诟病。2009年，奥巴马修复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中东之行一度引燃了人们对美国的幻想和期待，但被一些人指责“忽视了以色列”。2012年大选中，罗姆尼更是指责奥巴马“将以色列抛下了公交车”。即便是在伊斯兰世界，奥巴马也普遍被认为“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和平与尊严。2012年美国皮尤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穆斯林国家对奥巴马的信心为33%，2012年下降至24%；2009年认同奥巴马对外政策的人为34%，2012年下降至15%。“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奥巴马政府虽然支持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的反对派，但在地区秩序重构和塑造中东新格局过程中被指“无所作为”。特别是随着叙利亚形势的持续恶化，奥巴马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公开指责说，“叙利亚不应成为美国胆怯的牺牲品”。奥巴马要想恢复其在中东的战略信誉，廓清中东乱局，在任内留下外交遗产，也迫切需要迈出坚实的步伐。
最后是全球战略因素。近年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快速崛起，促使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旨在实现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并通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战略调整。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能源进口多元化、水力压裂采油技术、可替代能源技术等手段逐步减少了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到2020年美国可能基本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到2035年之前甚至有可能完全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从表面看，似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战略依赖和关注度正在大幅降低。但事实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并非要放弃中东地区。一方面，对于美国这样的全球性霸权而言，其亚太战略同样需要稳定的中东作为战略支撑；另一方面，正如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的亚厄尔·古赞斯基所说：美国的中东战略和亚太战略并非“零和游戏”。换言之，“转向亚太并不必然抛弃中东”。古赞斯基还列出了美国无法离开中东的六个领域，比如能源市场、核扩散、和平进程、恐怖威胁、阿拉伯和以色列盟友关系。他认为，即便美国可以在2020年前后基本实现能源自给，美国要想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同样离不开中东产油国；即便美国离开了中东，也无法摆脱被当作“圣战”恐怖组织袭击目标的命运。至少，短期内美国还无法从中东地区脱身。
奥巴马不走当年路
此行是奥巴马首次作为总统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2008年竞选总统时，奥巴马曾为拉犹太人选票而访以色列。就任总统后，他在2009年首访中东时绕过以色列，访问了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奥巴马在四年任期没有访问过以色列，在美以关系中极为罕见。但这一次奥巴马没有重走当年的路线。
以色列是首站。这毫无疑问是奥巴马此行的“重头戏”。自2009年以来，美以双方在伊核、叙利亚和西岸定居点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以色列民众对奥巴马的好感度持续下降。以色列的一项民调显示：2009年5月，认为奥巴马“亲以色列甚于亲巴勒斯坦”的人约为31%，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发表“希望同世界上15亿穆斯林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演讲后，这一数字迅速跌落至6%。即使在此次出访前一周，仍有36%的以色列人认为奥巴马“亲巴勒斯坦甚于以色列”，只有26%的以色列人认为奥巴马“亲以色列甚于巴勒斯坦”。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后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上升和激进势力的回潮，使以色列面临的安全战略环境有所恶化，而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以色列的战略依赖不降反升。因此，美国和以色列都迫切需要修复双方关系以应对急剧变化的中东局势。不少媒体也因此将此次中东之行称为“修复之旅”。
巴勒斯坦是第二站。奥巴马在这里不仅不再受欢迎，加沙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以火箭弹相迎。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奥巴马不仅没有兑现其第一任期内的“和平”承诺，巴勒斯坦“入联”时还遭到了美国的抵制。这次访问奥巴马也是两手空空，连一纸“和平倡议”也没有，只是简单地重申支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建立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认为直接谈判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惟一途径”。但是，对奥巴马而言，如果单方面访问以色列而无视巴勒斯坦人，不仅是对其第一任期内中东外交的完全背离，而且会招致更多道义和舆论谴责。因此虽然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安抚”访问，但也要显示其推动和平进程的“诚意”。可以说，在奥巴马的访问议程中，巴勒斯坦是一个常规内容，但却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议题。
约旦是最后一站，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站。约旦是非产油国，近两年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上政府取消食物和能源补贴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和政治伊斯兰势力的推波助澜，约旦王室正面临严峻挑战。但是，约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也是以色列最忠实的和平伙伴，而且还将是下一步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重要抓手，奥巴马焉有坐视不管之理？于是，奥巴马与阿卜杜拉国王大谈叙利亚危机、承诺提供2亿美元帮助约旦应对叙利亚难民，却闭口不谈约旦国内的抗议活动和反腐败问题，俨然是在为阿卜杜拉国王撑腰打气。
“倾听之旅”另有玄机
尽管白宫在出访前一再降低外界的期望，不断声称此次访问只是“倾听之旅”，然而外界对奥巴马的访问成果还是颇多质疑，甚至有不少媒体讥讽奥巴马此行更像是“游山玩水”。
事实上，评估奥巴马中东之行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如何衡量，也即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如果就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言，奥巴马此行的确建树不多。历史上看，中东和平进程不仅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关注，也是衡量美国中东政策成败的一个重要参照。在和平进程上有所突破的美国领导人，如卡特和克林顿，其中东政策往往被认为比较成功。但是，如果今天仍用这个标准衡量美国中东政策的话，未免有些“刻舟求剑”了。首先，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和平进程在美国中东政策议程中的排序已经大幅下降了；其次，在伊核、叙利亚等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下，白宫对于其中东政策成效的考量已经超越了中东和平进程。
简单地说，奥巴马此行的收获至少可以归为四个方面：一是恢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信誉。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的反美浪潮滚滚而来，而奥巴马第一任期内修复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的努力不仅没有取得理想效果，其抛弃穆巴拉克等传统盟友的行为更是遭致阿拉伯君主国的不满。对此，美国《世界政治评论》指出，奥巴马此行“不只是在倾听”，也是在“塑造人们的看法”。
二是修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同盟体系。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除了美以关系龃龉不断外，作为美国中东战略两大支柱的以色列和土耳其也因为2010年的“袭船事件”而渐行渐远。3月22日在奥巴马结束对以访问几分钟前，内塔尼亚胡致电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以军武力截船事件道歉，实现以土关系正常化。在以色列，奥巴马一改此前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压的做法，再次强调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承认以色列在面临威胁时具有“自卫权利”，连内塔尼亚胡也指出“奥巴马总统的承诺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届美国总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战略支柱由此而得到巩固。
三是进一步协调了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奥巴马虽然拒绝就伊朗核问题划出“红线”，但重申将使用“各种手段”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尽管以色列仍担心美国可能会同伊朗达成“交易”，即允许伊朗通过制造高纯度浓缩铀而获得快速制造核弹的能力，但奥巴马毕竟承认了以色列在必要时的“自卫权利”。这等于告诉伊朗：如果它继续坚持发展核武器的话，美国将不会阻止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则指出：“如果奥巴马未能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将会在全球失去信誉，其未来的政治遗产也会受到影响。”
四是为即将到来的叙利亚后阿萨德时代进行铺垫。奥巴马在访问约旦时一再表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由于“叙利亚已被撕裂”，即使阿萨德离开，“它也不大可能很快被粘在一起”。但奥巴马政府又不愿通过军事途径直接介入叙利亚内战，因此此次中东之行就成为美国间接介入叙利亚事务的重要机会。奥巴马不仅积极推动了土以和解，还促使叙利亚周边国家加强协调与联合。有境外媒体称，以色列的无人机正在帮助约旦监控叙利亚和约旦边界，两国的军事和情报官员频繁联系，正在为后阿萨德时代“无法避免”的动荡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