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近年来对乡村社会输入了大量资源，这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在某些地区，下乡的资源却被乡村精英俘获，文章从下乡资源的制度安排、乡村社会的权力互动以及乡土社会的结构变迁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资源下乡；精英俘获
一、问题的提出
理解中国的农村问题，需要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看。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与农村治理格局的演进相互交织，且在一次次的相互影响中决定了历史的出口。毋庸置疑，在建国以来短短的几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从贫穷落后、温饱不足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的20%左右达到了58.52%（2017年数据），2017年全国GDP总量为82.7万亿元，且仍然保持着中高速的增长，到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直面广大农村日渐凋敝的事实：绝大部分农民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小康依然不足，农业经济在产权细碎分割的制度框架下一直难以实现质的突破，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相对滞后，乡村的治理也因普遍的空心化趋势而难以实现理想的效果。显然，这与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还存在一定距离。基于此，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反哺政策，宏观上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观上有各个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微观上从改水改厕到产业扶贫……十多年来国家把大量的资源输送到乡村，有效地改善了城乡之间的不均衡状态，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
作为弥合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手段，国家资源下乡对于促进城乡关系协调、重构基层治理格局、焕发农村内生动力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某些地区的现实运作中，我们却常常看到政策效果与目标的偏离：乡村精英群体成为了下乡资源的最主要的受益者，而真正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乃至广大村民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显然，在当前的乡村格局下，国家资源下乡需要发动乡村精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适当的精英俘获还能发挥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过度的精英俘获却会对农村的发展与治理造成多方面的危害。
二、乡村精英及其类型
精英是指一个社会中在某方面或多方面有杰出才能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精英则是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具有一个或多个方面优势的人。如贺雪峰将乡村精英定义为农村中有影响力的人。[1]而仝志辉则从精英——非精英对比来界定乡村精英，他指出相对于其他成员而言，那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就是精英。[2]黄博，刘祖云则更加放大了乡村精英的概念，认为具备优势资源，做出贡献，拥有权威的农村社区成员就是乡村精英。[3]一般认为，村干部、农村富户、家族元老等都是乡村精英所指涉的对象。在当下的中国村庄社会，我们可以将乡村精英分为以下三个类型：一是政治精英，即掌握着村庄整体政治格局和发展走向的村组干部。当前的政治精英也许并不像集体化时期那样全面严格地把控着村庄社会，且随着现代化进程走向纵深，其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也进一步弱化。但与一般村民不同的是，他们作为村庄正式权力的代表，与国家产生着更加紧密的关系，国家的各项资源、政策进入村庄都得依赖他们，且有机会与基层行政机构的人员发展出良好的私人关系。二是经济精英，即经济条件和经济能力比一般村民由明显优势的村庄富户。如小卖部或茶馆老板、农资经营者、农产品贸易者等。这些人大多脱离了纯粹的土地生产，且以其精明的头脑和相对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经营着村庄的事业，并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三是社会精英，即在村庄中享有一定社会声望、具有动员部分社会成员的影响力的人，如退休的村干部、处事公道的宗族长者、乡村医生、乡村教师等。在部分研究中，有些学者把村庄混混也归于这一类，这些人往往凭借着暴力的手段在村庄社会中积累了一定“名气”，也能在短时间内“纠集”一批人，只不过这种“名气”在很多场合并不在褒义上使用。这些人与传统的社会精英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社会精英排解村庄纠纷，影响村民行动主要依靠某种权威，而他们则依赖于暴力和某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手段。他们依靠“义气”聚集在一起，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中的某些人实现了由“名气”积累到“资本”积累的转变，从而一跃成为了村庄的经济精英。当然，我们要意识到这种分类不是绝对的，乡村精英的身份往往相互交织，且精英之间会形成多元的互动，他们对下乡资源的落地乃至村庄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三、精英俘获及其衍生逻辑
“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属于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国外一般在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涉及，意指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发展项目和扶贫项目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自身在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的禀赋优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行动，从而获得远多于自己应得的那份资源，而在结果上，也破坏了项目的发展计划，干扰了社区治理。[4]国内较早对精英俘获进行研究的是吴新叶，他分析了社区民间组织成长中的精英捕获现象，指出存在精英捕获的社区民间组织面临的发展难题，如制约普通成员活动与成长，外力干预严重等。[5]此外，温铁军研究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中的不同规模农户的收益情况，分析了小农的边缘化地位，指出在这种合作社中存在种植大户对小农的利益俘获。[6]
当前国内对精英俘获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扶贫领域，如朱战辉通过分析产业扶贫项目在村庄的演变过程，指出当前的精英俘获主要存在着两种方式：主动俘获和被动接受，而这一俘获则引发了扶贫成效地下、社会结构固化和治理内卷化等不良后果，基于此，作者从社会结构、权力、制度三个层面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指出村庄社会的分化与多元化、权力结构的重塑以及村庄治理的悬浮结构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7]邢成举、李小云通过分析财政扶贫项目的落地情况，指出在项目内外各方力量的作用、村庄社会的分化与精英角色流变、不同主体的信息、权力禀赋不均衡以及项目的门槛效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财政扶贫项目产生了精英俘获现象。[8]刘升基于河北南村的个案调查，分析了精英对下乡扶贫资源俘获的一种特定方式：资源资本化，而资源下乡的项目化、村庄社会的权力真空以及认同文化则为此提供了制度、权力和文化基础。[9]李祖佩、曹晋则從村庄精英的不同类型出发，分析了体制精英、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利益联盟并垄断了资源下乡和村庄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过程。而之所以形成这种结构，是由于后税费时代，单个的精英没有足够的能力独占村庄利益空间，因而需要依赖互相的合作，从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10]
国家资源下乡中的精英俘获具有其复杂的衍生机制，它不仅与现阶段的下乡资源的制度安排有关，还与当前村庄的社会结构、地方权力网络紧密相连，是这三者在村庄场域的互动而形成的。具体如下：
（一）村庄主体的既有禀赋不对称
在村庄社会中，不同主体的禀赋是不相同的，这也深刻影响着其在资源下乡的过程中的获益程度。首先，对于乡村精英而言，他们可以利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获知信息，如村干部能通过正式的渠道第一时间获知扶贫资源的信息，而村庄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村民也能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或广阔的熟人网络较快地了解到下乡资源的信息，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一般农民而言，往往只能通过村干部的宣讲或熟人的告知才能了解，无论是获知信息的及时性以及了解程度都远不如乡村精英。其次，在具体的扶贫过程中，村庄精英也能利用权力优势和经济能力优势将扶贫资源俘获，普通村民往往需要精英的行动才能分享扶贫的效益。
（二）不同主体的行动能力差异
由于既有禀赋的不同，村庄中不同主体行动的积极性与行动能力存在着差异。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即使大家同等地了解了相关政策信息，也只有少数的精英才能付诸行动。首先，各个主体的行动积极性存在差异，村庄精英在村庄领域的活跃度较高，且对行动的损益有着精明的计算，而一般农户往往抱持着等待的态度，不会主动积极去争取。如在广西某村，政府为贫困村的村民提供三年的五万额度的无息贷款，但是却少有贫困户去申请，而往往是村干部和村庄私营企业主申请得多。其次，各个主体的行动能力也不同，有些地区的村干部获知下乡资源信息后，往往第一时间动员其亲朋好友参与其中，共同分享利益，而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也会积极行动起来，真正的需要享受资源的普通农户往往依赖于精英的行动才能参与其中。如在一些产业扶贫地区，对农村要素资源的整合也大多依赖于村干部和其他精英进行。
（三）下乡资源的门槛效应
尽管随着国家对农村的反哺力度日渐增大，农村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某些资源在下乡的过程中，却逐渐表现出规模偏好和效益偏好，这种偏好使得只有具有一定实力的村庄精英才能有效对接，即产生了下乡资源的门槛效应，在客观上限制了贫困人口的进入。从现实的角度看，许多贫困户多呈现出受个人禀赋优势不足、经济基础薄弱等特征，这就限制了他们对接扶贫资源的能力和机会。如在广西某地的农村产业园建设中，当地政策规定，每新增一亩桑园种植面积，政府将为农户无偿提供良种、农药、化肥等，但是，但是新增耕地的建设成本，却无形中提高了农户对接这一项目的投资门槛。因此，某些下乡项目并没有很好地与乡土社会契合，其设计的规模偏好实际上也给乡村精英俘获资源创造了较大空间。此外，在中西部的某些贫困地区，基层政府为了完成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为了将项目资源落实下去，也倾向于与乡村精英而不是普通农户进行项目对接。
（四）村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除了上述因素外，精英俘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村庄权力——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经过了近代的政权建设与建国以后的集体化改造，传统村庄的社会纽带与治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士绅早已不复存在，而国家权力在打碎传统以后的撤出进一步解构了村庄可能存在的权威。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村庄各项资源外流严重，空心化趋势加剧，村庄组织能力低，治理日趋颓败，村庄舆论难以构成对精英行为的限制。同样，现代生产方式与对理性经济人的推崇又引发了村庄传统价值与私人生活的急剧变迁，村庄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也逐步加深，村庄精英的权威流失使其难以整合村庄社会，而价值观念的变迁也使现代的村庄精英不断在“保护型经纪人”和“赢利性经纪人”之间徘徊，且趋向于利用资源优势满足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上惠及村庄。下乡的资源在这样的权力——社会结构下恰恰容易成为乡村精英的捕获对象。
四、結语
随着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的日渐增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也要进一步关注国家资源下乡的实际效益。国家资源下乡是在农村日渐凋敝的情况下开展的，许多农村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承接国家资源，这就给资源的落地带来了挑战。在国家对乡村不断输送资源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资源与变迁了的乡土社会的契合性，便会诱使村庄精英积极行动，从而代替普通民众成为资源的获益者。因此，深入乡村社会，理解资源下乡的分配逻辑，有助于我们发现精英俘获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有效推进国家资源的下乡落地提供参考的要素。
【参考文献】
[1]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158-167.
[2]仝志辉.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J].社会学研究，2002（1）：2.
[3]黄博，刘祖云.中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脉络与走向[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05）：55.
[4]AniruddhaDasgupta，Victoria A.Beard.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Collective Action and Elite Capture in Indonesia[J].Developmentand Change， 2007，（ 2） .
[5]吴新叶.社区民间组织成长中的精英捕获：问题与对策——以社会管理为视角的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学报，2010（6）.
[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与政策研究"课题组.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的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7）：5-12.
[7]朱战辉.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7（05）：55-62.
[8]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9）：109-113.
[9]刘升.精英俘获与扶贫资源资本化研究——基于河北南村的个案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25-30.
[10]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J].探索，2012（05）：18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