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属于人民军队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军队建设和武装斗争中的一系列失误，和此时开展的军事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要科学地阐释人民军队建设发展中的有关问题，就必须探讨清楚这前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国革命中共早期军事运动
“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当这幅大幕豁然拉开之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独立领导开展军事斗争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众多先驱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且在这一领域内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真伪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否存在“军事运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研究，在理论界尚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鉴于此种情况，笔者遂留意收集几种史料，按时间排序如下。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酝酿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这一机构，用以统一领导党开展军事运动工作。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妇女及分配科、出版科等，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常地执行自己的工作。”
1926年1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第9期载《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一文，在介绍农讲所课程设置情况时指出：“该届农讲所开设《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一科，由周恩来主持，授课时间为六小时。”《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收集到的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听课笔记中，即有冯文江学习《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时的课堂记录。可互为印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册上，收有中共中央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这一文献对于证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存在最具有说服力。该《决议案》对于中共军事运动的工作范围、对象重点、工作方法及基本方针都作了原则性规定，从而表明共产党人至此已经自觉地把军事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
1928年7月3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作“军事报告”，对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军事运动作了认真总结和反省。他说我党“不明了军事运动的根本任务”，“党对于军事运动没有系统的观念与工作：有许多同志说党特别注意军事运动，实际上并不如此，只是做军官运动……中央虽有军事部，只做些上层的工作，而没有整个军事运动的计划。”
抗日战争后期，朱德对中共早期军事运动作了评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曾记下他下述意见：“大革命时期，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上述文献资料足以表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决不是纯粹的抽象概括，而是过去确曾发生过的一段历史。
关于“军事运动”概念最初的提出及其内涵。据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显示，早在1923年就有“军事运动”这一提法。1923年11月1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5期，曾刊载了署名敬云（刘仁敬）《论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文中借与一位朋友讨论关于推翻军阀势力“则主要仍须靠军事运动”的观点，阐述了作者关于开展军事运动应遵循的正确策略。作者指出：“军事运动固然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种战略，但决非如今日之运动军官。如国民党所用之方法可比。军事运动是要在一般兵士中间播下革命的与反抗军阀与外力的种子，这已非一蹴所能成，何况仅是军事运动，缺乏工人（运输）与农民（粮食）的积极援助，也容易为外国军队惊人的武装直接镇压呢？”此后，使用军事运动概念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文章，遂在各种正式出版物上时有所见。譬如林育南曾以林根为笔名，撰成《军事运动与革命》一文，发表在1924年10月18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48期上。由此可见，“军事运动”这种提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建党初期就为党内众多的活动家们所接受。
关于军事运动的内涵，中共中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曾对党在当时的军运工作范围作了大致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议案》指出：共产党人“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同时反动的军阀又因彼此敌视，如军队中的内部冲突，与雇佣兵过分虐待而离异，使我们易于在反动军队内部进行工作”。民众武装是党开展军事运动的重要内容。《决议案》指出：由于“乡间有许多贫苦农民的秘密武装组织，且已开始爆发有政治意义的武装暴动”；“城市工人阶级的争斗中，亦常常发生与工贼武装冲突的事件”。因此，党要注意“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此外，《决议案》将之列入军事运动范围的工作还有：“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形成……中央及各地工作机关及其相互之关系”，“收集材料”，“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组织能受我们指挥的士兵支部”，“在兵工厂、军械局等处活动”，“派人去做政治工作”或者“去当军官”等等。由此可知，所谓军事运动，是指某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为了一定政治目的，在关涉到武装斗争的各层次、环节所进行的分化敌人、构建我方武力的社会活动。它包括的范围甚广，如现有武装组织的宣传、联络、渗透和破坏，新武装的组建、训练、指挥，以及从事上述活动的机构设置、干部队伍工作人员的调配等等。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发端时间及阶段划分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开展时间几乎与建党工作同步。在华南地区的广州，年轻的共产党刚一诞生，广东党组织就有了开展军事运动的计划和活动。在一份由前苏联保存下来的工作报告中，介绍广东党组织开展组织工作时指出：“更困难的是与士兵群众建立联系”，尽管如此，广东的党组织表示仍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许多军官……不久的将来我们想把他们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①由于广东党组织的重视，广东的党、团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有了进展。至1922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即已经在各旧军队中争取“军人三十余”为团员。②在阮啸仙1922年10月23日致俞秀松的信中，也可找到相关线索，反映广东党、团在军队中开展军运工作的成绩。该信指出：“现在粤Ｓ·Ｙ·（不连佛山分团）共有团员四百一十人。学生之外，军人工人为多”。③
在华北，中共地方党组织的军运工作，其起步之早，也不稍逊色，甚至其军运实际工作和形成规模的时间还略先于南方。还在1922年夏，李大钊即通过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对吴开展工作。为此，李大钊曾三赴洛阳与吴会谈。是年7月，李大钊首赴洛阳。10月6日的《上海民国日报》曾以《吴佩孚拉拢教育界》为题对此予以批露。在这次晤谈中李大钊曾委婉讽劝吴氏：作为军人不宜干涉教育，否则“未知其可也”。吴佩孚当即表示同意，“点首者再”。李大钊与吴的另外两次会谈是9月8日和10月9日。《白坚武日记》皆有记载。④阎稚新所著《李大钊和冯玉祥》对此写道：李大钊“在1922年夏曾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吴佩孚的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工作，并派共产党员到吴佩孚企图控制的京汉、京绥、津浦、京奉、陇海、正太六条铁路工作。”⑤对此，还可参考《逃出赤都武汉》一文的有关片段。周佛海回忆说：当时“京汉、京奉、津浦、陇海四线的总稽查，都得吴佩孚电令……委共产党人充任。京汉线总稽查为包惠僧，津浦似乎是李民治”。⑥由于李大钊的努力，促使吴佩孚发表了“保护劳工”的通电，从而为当时华中、华北开展工运赢得了有利的环境。此外，在铁路线上充任稽查员的共产党员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收集情报、发展组织的工作。
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的三个阶段。中共在南昌起义前夕开展的军事运动，如果根据其基本方针政策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共建党初期部分共产党人开始从事实际军事工作时起，止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时期，中共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分化、瓦解既有的军队，以争取开展民众运动的有利条件和环境，并壮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声势。这表明当时共产党人并未清楚认识到推翻中国军阀政权要靠革命军队进行革命战争方可实现；而是企图通过发动并组织广大民众，然后或是召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直接行使国家中央政府权力，不承认现存的“军人政府”，实行所谓和平政变；或是“立起战争”，实行全民暴动，强制政权易手。由此可知，上述改造社会的道路，无论哪种途径，所谓“军人”都被视为国民中的普通分子，“军事集团”的军事行为也只是国民革命运动中平常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搞军事运动不过是为了扩大国民革命影响于“军人”，分化军阀阵营；或者争取某些军阀首脑人物对民众运动的中立、同情，甚或予以某种支持，直接加入国民革命运动的行列。
第二阶段，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黄埔军校军事势力崛起时起，止于蒋介石在上海摧残工人纠察队。这个时期中共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这表明，共产党人当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革命的正规军队在消灭反动军阀武装的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地位。而当时以黄埔军校武装为首的军事势力在两次东征，平定刘、杨诸役中的胜利，以及北方国民军在军阀阵营倒戈反吴成功等一系列事件，都为共产党人肯定上述认识提供了论据。但是，当时共产党人没有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原则，只是根据现实的既有条件去思考问题，没有对中国革命作更深刻的认识。因而未能提出创造中国革命的条件、领导建立组织更为严密的工农武装的任务。
第三阶段，以蒋介石军事集团开始屠杀工农群众时起，止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三大起义的发动。此时期，中共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是：独立建立、领导革命武装，并大力发展以军事力量为中坚的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群众暴动。这表明，共产党人此时对依赖所谓“进步的军事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政策已彻底放弃，从而认识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但是，这一方针虽然酝酿于“四一二政变”后国共两党在军事领域合作局面的局部决裂，但最终确立却延搁至“七一五武汉分共”，这似乎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况且当时共产党人开始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只是利用先前军事运动奠定的基础，率领党所掌握的武装实行仓促的复仇式反击，而没有把进攻和退却巧妙结合起来，把发展工农群众武装向更高层次组织形式推进，建立正规军队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建设。
制约中共军事运动成果积极发挥作用的主客观因素
影响中共早期军事运动积极作用的发挥，其主要原因是政治方向定位的错误，即错误的政治路线制约了军事工作的实效，其具体内容是未能处理好在统一战线内与国民党这一重要同盟者的关系。
综观中共当时对武装力量的影响及实际控制能量，可以确认，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其成绩未可谓小。它所控制和影响的武装，如果使用得当，在军事斗争中未必不能找到立足之地。相比而言，当时蒋介石的实力，也并非强大得不可动摇。北伐时，他的部队虽雄踞他部之上，共有10000人枪，但却分割在江西、福建两个战场。蒋在江西直接指挥的只有2000人。即使他采用了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腕招降纳叛，但当时他的地位受着党内政敌唐生智的威胁，仍有可虞之处。唐生智其时势力最厚，共有6个师，36个团，接近30000人。至于其余从广东出来的各军，一方面他们不满蒋，妒嫉蒋，另一方面却又势力单薄。如当时第二军有6000余人，第三军有3000人；第四军包括新招2500人共6000人；第六军2000余人；第七军7000人。借鉴中国战国时纵横策略，这些军事首领未必不欲寻找一个强者，作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盟友与蒋抗衡。当时，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最为强硬，如果敢于在军事上自创一种局面，胜败之数，也未必预先可卜。因此，对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应该在军事运动的更深层次——路线、方针和政策上面探寻其中的原因。
要探讨中共军事运动方针政策的得失，必须先对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运动的政策作认真的考察。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所开展的军事运动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必然产生重大影响：或者维持政局均衡，或者破坏政局的均衡。如此，必导致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及其军事集团对中共军事运动政策的不同态度。当时，北洋军阀分裂出来的各个军事集团，如奉、直诸系对共产主义皆一致视为“洪水猛兽”，其政策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共产党人在这些军阀辖境及其军队内部开展军事运动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针也是明确而又一贯的，即只宜采用秘密的地下工作方式。至于那些割据西南的诸小军阀，由于他们地处边陲，共产党人未及播植势力于彼，他们也无暇顾及辖境以外的所有政治活动。尽管他们对中共的军事运动多有顾忌，但是却也鞭长莫及。因此，他们与共产党之间的政策关系也表现得比较简单而明朗。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共军事运动，相比之下，其关系就显得密切而又微妙复杂得多了。一方面，它们以党内合作的形式结成了反封建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并且共产党人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需接受国民党的约束；另一方面，国共两党活动范围又往往处于同一空间：它们同时崛起于华南，共同携手向华中发展，最后将势力影响扩大至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它们活动的地域内，往往是国民党掌握着军权和政权。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共产党人搞军事运动受其政治盟友国民党政策影响最大。因此，要中肯地评价中共军事运动的方针政策得失，必须首先研究清楚国民党关于中共军事运动的方针和政策的内容。（作者为川北医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中共早期军事运动》部分成果）
注释
①“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原件系俄文，引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7页。
②“谭平山致国昌先生”，1922年3月6日，原件系俄文，引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14页。
③“鸢致秀松兄”，原件系俄文，引自《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21页。
④张绛：“李大钊与河南党组织的创建——兼述李大钊的六次河南之行”，《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
⑤阎稚新：《李大钊与冯玉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9页。
⑥周佛海：“逃出赤都武汉”，《共产党与中国国民革命》，广东特别委员会宣传股编，1927年，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