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对信息的利用属于系统的优化控制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及其整个系统对信息的高效利用，包括党的决策中枢和指挥系统尽量处在信息交换发达的地区、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尽量多元化、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结构改革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信息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1-0009-05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对信息的利用属于系统的优化控制问题。所谓优化控制，是指在保证实现环境允许系统达到的功能的前提下，整个系统对空间、时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率能趋于最高。不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局部执政时期，还是革命胜利后在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优化控制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其成功和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及其整个系统对信息的高效利用。总结这些宝贵经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综合利用率，以便更好地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使命。
一、党的决策中枢和指挥系统应尽量处在信息交换发达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于上海。上海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信息最丰富的城市，是远东最大、最繁华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与众多国际大城市如伦敦、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旧金山、东京等有直接的电讯、邮政、运输联系，信息交换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到中国来，都是在上海登陆；中共派人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汇报工作、学习培训等大多数也选择在上海登船。在顾顺章叛变之前，上海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办公地，选择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方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各地党组织，根据地红军的人员、资金、技术、物资、情报的联系。索尔兹伯里指出，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1]（P52]。
1934年6月，上海的秘密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共的联系。直到1936年春，刘长胜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并带回一台大功率电台和新的密码，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络才得以恢复。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联系。他们不应只是一支在中国偏僻内地作战的与世隔绝的小部队。”[1]（P367]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执政提供了政策、制度和环境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内部和外部信息交换的渠道、容量、速度大大拓展，大批国际友人甚至盟军代表到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访问，一批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军队和根据地情况的外文著作相继诞生，如《红星照耀中国》、《伟大的道路》等，使西方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队；大批青年学生、进步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经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院校的培养，又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成为抗日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月至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最多时一个月就有1000人。此外，还有600多海外华侨、200多国际友人来到延安[2]（P5]。王安娜描述过当时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情景：“在‘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红色的麦加’进发。……几年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延安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现在，面貌一改，它已成了中国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3]（P123]事实上，延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和根据地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中心。这是一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处在敌后闭塞山区、前沿地区、敌占区和日军艰苦作战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外界的知识、技术、信息，也需要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信念、主张、纲领，这是反击国民党长期对中国共产党丑化、妖魔化的一个有效方式。
“所有西方记者都乐于撰写关于‘红色中国’的通讯和著作”。西方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共“异乎寻常的开放、有问必答并急于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故事”[4]（P776]。这是争取全世界正义力量同情和支持的历史机遇，这期间建立的国际和国内联系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新政协召开、新中国成立后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作了很好的铺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武汉（长江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重庆（南方局）等大城市建立的办事处和分支机构实际上承担着领导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枢的职能，因为这些大城市是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中心，有着便利的物资、技术、人员、情报交换的渠道，对党扩展信息利用的空间非常有益。
二、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方式应当尽量多元化
信息一般指相关的知识、信号和消息，它是系统内部建立相互联系的特殊形式，包括客观信息、主观信息和价值信息三种。客观信息强调信息是物质的属性；主观信息强调信息是反映相对于外部世界的某种知识；价值信息强调信息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捕捉信息、利用信息、吸收信息、输出信息的政党，收集和处理国际和国内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社会信息历来是党的各级组织活动和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局部执政时期，党面临着严峻和残酷的斗争形势，对于信息的物质载体和技术载体，譬如情报人员、通讯站、交通站、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报刊书籍、有线或无线电讯设备，党历来是高度重视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一）技术手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大部分处在分散、孤立、流动不定的状态，根据地的红军一般通过无线电台、地下交通站甚至邮政保持着和外界的信息往来。在当时的通讯技术水平下，最快捷和最隐蔽的技术手段是无线电报，对于缴获的敌人电台和俘虏的无线电人员，红军总部非常重视，对被俘电讯技术人员尽量提供优厚待遇留用。红军当时有两个无线电通讯局：二局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通讯，三局负责内部通讯。红军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而国民党方面直到抗战时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才在电讯侦听和密码破译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一直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政策，无线通讯设备和医疗卫生设备、药品、军械修造设备、军火弹药、军械零部件同属最紧缺的物资。因此，“这些设备往往仅能将就并且不敷使用，能够操作和维修设备的人员也十分短缺。通过密码来传递中文字常常造成错误，这当然会引起误解。然而，即使困难重重并频繁出错，这个通讯系统对于沟通各地和各级党、政、军之间的联系来说仍是绰绰有余的。”[4]（P682]
（二）组织手段。党和红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中汲取信息、整理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主要依靠的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方法，苏区的人民群众是红军的衣食父母、士兵的主要来源，也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红军历经多次反围剿越打越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5]（P86]党、军队、政权和群众的密切结合是弱小的红军得以生存的根本原因，根据地群众为红军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使红军可以在山地、丛林、湖泊、河汊中快速机动，所到之处均有基本群众提供补给、情报，帮助转移伤病员、传递信息，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国民党方面则千方百计试图破坏红军与外界的人员、物资、通讯联系。“在苏区周围，康泽组织了他的别动队，下设五个纵队，共24000人。其任务为搜索红军掉队人员、封锁贸易、检查行人和信件，以及训练和组织群众。而共产党一方，则在苏区建立严密的政治保卫系统。他们有肃反委员会负责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向被捕者的家庭提供援助，收集情报，建立江西与上海、香港之间的情报网，也对蒋介石的特务采取报复性行动。”[4]（P242]抗战爆发后，作为一个开放、有序、严密的政治系统，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面临日军重兵扫荡、清乡、蚕食的严峻情况下，通过实行群众路线、壮大统一战线、内线坚守和外线突击、“敌进我进”开辟敌后新战线等方式，打破日军对抗日军民的经济、政治、军事封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系统保持着各级政权之间、各根据地之间、各作战单位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西方学者认为，党在各级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中，都设有支部。因此，党就像一个神经系统，联系着运动的各个部分，输送和处理各种信息并发布指令[4]（P678]。这是信息流畅传递的组织条件。
（三）宣传手段。组织部和宣传部是党最早成立的两个职能部门，都承担着信息收集和处理的任务。由于内外封锁和残酷的对敌斗争，党的宣传手段主要依赖纸质媒介和口头宣传。口头宣传主要靠人力，广播电台只有延安时期的新华广播电台，用于重要声明、社论的发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是《红色中华》，1937年1月29日改为《新中华报》并在延安出版，1937年9月9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红星》，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长征途中，邓小平还主编过该报。《红星》创刊号头版头条“见面话”中说道：“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6]（P324]这就把报纸承担的信息收集、整理、传递的功能讲清楚了。西方学者评价道：“中共用以交流和指导运动的另一重要媒介，是印刷资料。它发行两种主要报纸，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在国民党首都经常受到书报检查的《新华日报》。这些报纸和其他公开出版物主要刊载经过筛选的国内新闻、国际要闻、党的领袖的讲话或文件以及其他宣传性内容。同样，每个主要的根据地也有自己的地方报纸或期刊。此外，一些机密的内容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期刊、简报、文件的形式在人们手中传阅。地方组织常常采取十分原始的油印方式印发材料。”[4]（P682]《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党最重要的舆论喉舌之一，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很多重要文章、社论都首先刊登在该报上，如《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质问国民党》等。《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是党在国统区可以合法发行的报刊，主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和团结各阶级、阶层，支援敌后抗战；对反对抗战、团结、进步的投降派和顽固派，进行坚决而灵活的斗争，维护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各根据地、中央分局、野战军也都有自己的报纸，如《晋绥日报》、《前线》、《党的生活》、《战斗》等。譬如，刘少奇的文章《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就是应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抗敌报》、新四军五支队的机关报《前锋报》以及新四军某单位的《迈进报》所约而写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的纪念文章。
三、大力发扬党内民主是保证信息流畅的关键环节
信息沟通通道（信道）的容量多少、畅通与否及速度快慢、时限宜否等直接影响关于支持的信息和关于输出结果的信息是否能够顺利、准确、及时、充分地到达当局，从而影响当局是否能够使其成员维持对系统的足够支持，进而最终影响整个政治系统的生存。换言之，信息在系统通道中是否流畅传递关系到政治系统的生存大计，这和信息的真实性、通道的灵敏性和规模、系统的记忆能力等密切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就是在认知、选择和处理过程中信息的准确性。它常常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噪音是指与信息接收者的要求无关的信息，如小道消息等；二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失；三是信息的扭曲，信息的损失也是一种扭曲，但扭曲还可能由沟通者的偏见等引起。通道的灵敏性主要是指发送与处理信息的机构的迅捷程度。记忆能力是指沟通系统联系、鉴选和产生与信息分析有关的历史经验的能力。参见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这就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在全国执政后，国际和国内信息舆情的收集、整理、调研及向核心政治系统的传递是执政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毛泽东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对信息的准确掌握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党历来重视舆情民意的收集调研、互通情况。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强调：“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7]（P1441]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8]（P899]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又是领导科学和执政科学，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汲取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反馈信息、校正信息的全部环节。建国之初，对于执政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的信道容量小、传递环节多、传输效率低、信息失真等弊端，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9]（P222]1980年8月，他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阐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痛批“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官僚主义现象，认为这种不正之风阻碍党内民主、破坏党群关系、阻塞信息流通、降低执政效率。
党的八大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导致信息失真、传递不畅、言路闭塞、执行偏差，执政生态系统对信息的利用效率极低。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批判后，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斗争使大批同志遭到错误的组织处理，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伤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避祸的不正之风。文化大革命将这种不正常的系统运转推到了极端。“文革”中期，毛泽东已察觉到这种党内党外假话盛行、信息失真、人格扭曲的状况。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诺谈话时明确表示不赞成“文革”中“讲假话”[10]（P266]，但已无力改变这一情况。1971年以后，毛泽东病情时好时坏，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最高决策机构已经陷入对信息收集、辨别、处理、输出的困境之中，党内阴谋家形成若干集团、派系且各自把持组织、宣传、军队和一些地方政权，政出多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按自身利益解读方针、政策，刻意扭曲真实信息，故意夸大虚假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结构改革是提高系统信息利用能力的直接动力
由于建国后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形势，帝国主义的封锁、中苏关系的破裂、周边环境的恶化，加上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往非常少，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几乎处于自我循环的孤立状态，长期下去容易导致系统萎缩甚至崩溃。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系统打破封闭，走向开放，汲取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外宾讲：“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1]（P117]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对内和对外两个渠道都要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互补。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信息流进入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不仅带来新鲜的养分和血液，促进系统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而且信息本身具有的选择性、差异性、随机性，可以帮助系统实现“对不确定性的解除”，使系统从不确定的多种可能状态中确定某种（或某些）状态。这就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系统论、信息论含义，石头代表的就是信息。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走的是一条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哪个国家走过的道路，它和全球化进程相联系、适应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竞争又强调合作、既要请进来又要走出去，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实践中对信息进行筛选、比较、选择、权衡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执政生态系统对外界物质、能量、信息利用的成功，也是输出物质、能量、信息的成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善和提升了系统处理信息的速度、容量、效率，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对信息的利用能力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信息化使现存文化与社会的空间化运行的可能性迅速多元化。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时间和空间秩序由控制论的系统所促生，形成所谓信息网络空间（informational cyberspace）和信息网络时间（informational cybertime）。江泽民专门针对信息网络化问题发表过讲话，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他还指出，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等，都应该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12]（P300]。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中国社会正逐步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形势的需要，在工业领域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13]（P21]；在民主政治领域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13]（P27]；在文化领域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13]（P32]；在军队建设上提出“坚持科技强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快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积极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加紧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切实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13]（P39]；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14]（P12]；在党的建设领域提出“探索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不断提高党建工作水平”[14]（P19]，包括“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公布党内信息，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拓宽党员意见表达渠道，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14]（P21]；“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加强党员动态管理”[14]（P22]，“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等[14]（P46]。
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利用信息上大有可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在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五个要素中，信息的权重会越来越大，重要性会越来越突出，甚至改变时间、空间、物质、能量的存在方式，创造出一种整合其他要素的新信息时间、信息空间，让物质、能量必须依赖信息才能得以传输、交换和转化。积极应对信息时代和数字化环境提出的挑战，适时改变执政生态系统的存在、运作和发展模式，适度推进系统体制机制调整和结构改革，系统对信息的利用效率和处理能力将大幅提升，系统将紧紧依赖信息网络技术整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疏通信息传递渠道，增加信道数量、容量和负荷能力，提高信息真实性和传递的速度与效率。这样，环境对系统的压力能够转变为系统演化的动力，环境对系统的诉求和愿望能够引起系统的响应和政策输出，环境对系统的破坏和干扰能被消解、稀释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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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7.
[14]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