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徐嘉瑞的文学创作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他更把西方现代思想视为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徐嘉瑞借助文学翻译活动传播西方文化。文章通过对文学翻译的对象、语言、功能和翻译态度的研究，探讨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思想。
关键词：徐嘉瑞;文学翻译;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2-0001-03
中国现代文学的进化体现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它的发生离不开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这些新思想多来自西方的各类论著。对西方论著进行翻译，尤其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翻译文学使中国学者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云南现代著名学者徐嘉瑞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直接参与者，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他也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对西方思想的翻译和介绍是徐嘉瑞的主要文学活动之一。在徐嘉瑞的翻译活动中，通过研究他的翻译观念、翻译对象、翻译方法和译文语言等，可见他认为西方文化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进化的外部动力。
一、中國现代文学翻译活动的背景
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活动的兴起，酝酿于晚清，盛行于“五四”。晚清翻译活动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救国，更是为了“保君”。鸦片战争后，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清朝面临着国土遭受瓜分，政权难保的危机，于是朝中的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不能再只是墨守成规。于是近代以来，以“保君”为终极目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早期翻译活动兴起。1862年，在冯桂芬、曾国藩和马建忠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指出亟需向西方学习，了解西方文化“译书之不容稍缓”，但是当时国内“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不达洋文”，于是“译书之才不得不即时造就”。同文馆成立后，先后翻译了一批西方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万国公法》、《法国律例》、《格物入门》、《化学阐原》和《天学发轫》等，对当时学习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文馆从1862年至1890年期间共招收学生528名，培养出大批专业的翻译人才，为之后中国翻译文学的盛兴奠定了基础。此外，由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出于生产需要，也在内部自设翻译馆，进行以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主要内容的翻译活动，从1868年至1896年共译书一百余种，促进了中国现代科技发展，也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等。清朝末年的翻译活动是在列强入侵，国家飘摇的背景下，由清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开展的活动。近代翻译活动注重对西方科学技术类著作进行翻译，对文学著作翻译关注较少，同时较有远见官员主张设立学堂，注重对翻译人才的系统培养，为民初至“五四”运动中文学翻译的盛兴奠定了人才基础。但在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下，仅注重“器”层面的革新，是难以挽回清政府走向没落的命运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现代翻译活动进入盛兴时期。“五四”以来的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不再为了“保君”，而是为了“救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统治，但是国内的不同政治派系纵横对立，为了争夺政权，军事活动频繁，社会动荡不仅是面临着外患更存在着内忧，普通百姓生活艰辛，人心难安。为了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和平的国家，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们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他们为传播西方思想自觉地在民间进行翻译工作，开展了现代以来的自下而上的翻译活动。这些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仅是技术的革新无法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更需要思想观念的革新，于是他们更期望通过西方文学改造社会思想。“五四”以来的翻译活动沿着以下路径展开，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促进中国新文学建设，而文学作品生动可感的内容能够潜移默化地启发民众的思想，再通过文学作品实现全社会的启蒙。学者们充分认识到小说和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说：“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所以学者们尤其重视对小说和戏剧的翻译。这样的翻译观念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原在古典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和戏剧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国现代文学翻译虽是自民间发起，但学者们在翻译活动中有具体的翻译目标和翻译原则。胡适在翻译戏剧作品时，在答读者的一封新中明确提出了他的宗旨：“我们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剧里的思想”，“在文学方面，我们译剧的宗旨在于输入‘范本’。”胡适还提出了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原则：“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以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胡适之外，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和刘半农等文学家都自觉地进行了文学翻译，借助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改造，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化。当时中国的学者多数具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了解、熟知西方思想，在语言表达和内容描述等方面，他们的文学翻译较之前人也更加融通。
二、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概观
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活动便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徐嘉瑞自幼家贫，无力留学海外，但由于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年仅18岁徐嘉瑞在昆明陆军医学院担任司药生期间，开始自觉学习英语和日语，这为他日后访学日本和翻译外文著作打下了语言基础。徐嘉瑞主要是在自己的文学活动初期开展文学翻译的，他最早的翻译作品发表于1920年的《澎湃》杂志，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时，年仅25岁的徐嘉瑞满怀热情地投入这场文学运动中，将西方思想视为救国良方，积极翻译发表各种西方进步文学。在徐嘉瑞文学活动的中后期，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以及国内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和战争局势，他意识到只依靠翻译外国文学对中国现状影响不大，于是他的文学活动更体现为直接运用西方思想，他于1934年出版了最后一部翻译作品《罗马大将凯撒》。随着对社会现状日益成熟的认识，徐嘉瑞在文学活动的前后期主要接受的西方思想不尽相同。
（一）徐嘉瑞的文学翻译对象
文学家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翻译对象体现出来。翻译者虽不亲自创作文学作品，但从他选择翻译这个作品，而非另外的作品的选择观念，可看出他所倾向和希望传播的思想。从徐嘉瑞文学翻译的对象上看，以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为主，既有对文学作品完整的翻译，也有在文学评论中对作品中某一片断的翻译，翻译对象兼具了多样性和侧重性。徐嘉瑞文学翻译范围较广，可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按照翻译作品的文体分类，徐嘉瑞既翻译过欧美诗歌，也翻译过文艺理论，他翻译的文体更以戏剧为主，这一方面是出自于徐嘉瑞的个人兴趣，他喜爱戏剧戏曲并对此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更受到当时文坛风气影响，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说：“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学界注重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实用功能，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也具有浓郁的功利性，注重文学对社会教育和对民众的启蒙作用，他选择并系统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戏剧作品。按照翻译作品的语言和地域分类，徐嘉瑞早期翻译的作品以日文居多，有日本学者的原著，更多的还是日本学者翻译的欧美文学;徐嘉瑞在后期的文学翻译中则全以欧洲的英国文学为主。从翻译作品的来源和语言可见，比起日本的本土文化，徐嘉瑞更多倾向于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量接受了西方各种文化思想，很多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便是借助日本作为桥梁。同时，徐嘉瑞在1925年因为眼疾赴日本治疗期间，在东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段旅日的经历，他的日语水平大大提高，并在回国时带回了大批日文书籍。这些日本学者的思想和他们介绍的西方文艺思想，都给徐嘉瑞以思想的启发。回国后，有感于宣传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徐嘉瑞精心挑选翻译了其中的佳作。在1924年至1929年期间，徐嘉瑞以翻译日文作品为主，1930年后，随着中日间紧张的局势，加之徐嘉瑞在工作中结识了来自法国的教育家柏西文先生，徐嘉瑞较少翻译日文作品，代之以英文作品为主。柏西文与云南有不解之缘，他从1912年受蔡锷聘请赴昆担任政府的外事秘书和翻译之后，一直定居昆明。柏西文后不再在政府任职，投身于云南教育界，對云南现代的英语教育有重要贡献，甚至云南大学的“会泽楼”也是由他延请德国设计师设计。柏西文创办的达文英语学校为云南培养了大批精通英语的学生，他培养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又赴英美等地留学，归国后成为了国内建设急需的高级人才。徐嘉瑞与柏西文交情甚深，甚至在柏西文逝世后，都是由徐嘉瑞为他撰写墓碑的碑文。徐嘉瑞在与柏西文交往过程中，英语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徐嘉瑞既与柏西文合作开展翻译工作，也在柏西文指导下独立完成工作，完成了多部欧洲名著的翻译，其中包括翻译难度极高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更重要的是按翻译作品的内容分类，可见出徐嘉瑞具体主张和提倡何种西方思想。徐嘉瑞文学翻译的内容丰富多样，他早年既翻译过英国浪漫主义诗作，也对未来主义艺术倍加提倡，还十分赞赏象征主义诗歌。不过从翻译作品的数量可见，徐嘉瑞对浪漫主义等风格的作品多只有单篇译文，但是相对集中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四部戏剧，同时也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的作品，可见徐嘉瑞最认同欧洲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人道主义思想为徐嘉瑞早期质朴的“平民文学”思想提供了理论资源，契合他的以人为核心，尊重人的价值的“平民文学”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为他的“平民文学”思想提供了创作论的支撑。同时，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更启发了那个时代“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主题，“为人生”的文学作品为了能够反映时代的声音，更需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此外，徐嘉瑞的文学思想一直关注文学进化发展的问题，他认为文学进化重要的外部动力来自外域文化，尤其是宗教。徐嘉瑞翻译过多篇与宗教相关的文章，如《宗教哲学概论》、《宗教之起源》和《印度之佛教美术》，徐嘉瑞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发展重要的外部动因来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
（二）徐嘉瑞的文学翻译语言
从徐嘉瑞文学翻译使用的语言上看，徐嘉瑞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应以白话为主。徐嘉瑞在翻译由日本学者写作的论文时，由于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渊源关系，且这些论文内容与中国文化关联紧密，徐嘉瑞所使用的语言还是半文言半白话，不过这样的译文只有三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发展中白话取代文言已是大势所趋，徐嘉瑞翻译的欧洲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均使用了白话，特别是诗歌和戏剧，不仅语言是白话，而且分行，格式也符合了现代化。正如胡适所说“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好处”，周作人也说“口语作诗，不能用五七言，也不必定要押韵;止要照呼吸的长短作句便好。现在所译的歌，就用此法，且来试试;这就是我的所谓‘自由诗’。”随着翻译作品的普及，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意义。
（三）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方法
从翻译方法上看，徐嘉瑞采用了多样的翻译方法，既有直译也有转译，基本遵守了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徐嘉瑞精通日文和英文，他翻译的多数作品是直译作者原文，如翻译日本哲学家帆足理一郎的《宗教之起源》和盐谷媪的《支那文学概论》，都是直接从日文译为中文。另外翻译莎士比亚《凯撒大将》、《仲夏夜之梦》、梅特林克的《青鸟》、象征主义的诗歌，都是直接从英文译为中文。只有《产业与艺术》本是俄国作者原著，《英诗小辑》原是英文原著，徐嘉瑞从日文转译文中文。直译原作可以忠于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不致原文思想经多次解读后被扭曲，保证了传播思想的准确性。徐嘉瑞在翻译过程中基本遵循了“信、达、雅”三原则，徐嘉瑞早期的翻译以“信”为主，追求对原文准确的表达，但英语句式与中文句式相异，徐嘉瑞直接按照英文语序译为中文，难免导致语句颇有生涩之感，如《产业与艺术》中的“我们再举一个抱着美的思想的多数欧洲人中的代表思想家拉斯铿氏”一句，明显受到英文定语从句句式影响，阅读起来颇为拗口。随着徐嘉瑞英文水平的提高，在他后期的翻译中，基本可以符合“达”和“雅”的要求，翻译语言通顺而优美，加之灵活使用汉语的各种修辞手法，使翻译作品既准确又兼具了可读性，这在他翻译难度颇高的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可见一斑，也可看出徐嘉瑞翻译水平的提高。
（四）徐嘉瑞的文学翻译功能观
任何的文学翻译都带有特定的目的，翻译者在清晰的目标的驱使下来选择翻译对象和使用翻译语言。徐嘉瑞的文学翻译致力于社会思想的改造和推动新文学发展。徐嘉瑞的文学思想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内忧外困的背景下进行文学翻译，很难也不可能纯粹出于文学审美的原因，更多是具备了启蒙和改造的意义，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徐嘉瑞希望通过他翻译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和新文学发展。于是徐嘉瑞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是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在使用，如他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凯撒大将》并非是翻译的莎翁原作，而是翻译的弗兰克·艾伦森·朗巴德编辑的《学生版莎士比亚》，这个版本最大特点就是便于学生学习使用，于是在书前详细地梳理剧中庞杂的人物关系，书中穿插有编者的“批评”和“问题研究”，方便学生对剧情脉络的掌握和深入进行拓展思考。与其说这是莎翁的剧作，不如说它是学习莎翁的教科书，柏西文为该书作序时就明确指出“这篇译文惟一的目的就是从实用的价值出发。”此外，徐嘉瑞翻译的其他的莎士比亚的原作，狄更斯的《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多是作为学生课外阅读使用，他翻译的“苏俄文学”也是作为教材使用，他甚至一度因為坚持使用“苏俄文学”作教材，遭到反动派的检查。
（五）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态度
徐嘉瑞积极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并非不加辨别地将西方思想全盘接纳，而是从中国社会实情出发，批判地接受西方思想。在他的《文艺杂谈：西方文化》中，徐嘉瑞一方面承认对西方文化了解不足，他反复说“这一大堆都是19世纪的西方文化，至于其他呢，我们也无从认识了”，“我们惭愧，除了这一些东西更没有其他的知识。”另一方面他更用充满隐喻的语言对西方文学家提出批评，对他们的创作脱离现实提出批评，他说“写着《社会柱石》、《玩偶之家》的易卜生，到晚年来也写着神秘古怪的象征剧以后，于是，作日出之前的霍布德曼，也敲起沉钟看汉列特升天，并且还高谈着异端了。总之，从现实游离了走到神秘的宫殿，尊严的颓废着的梅特林克或是走到坟墓去，嗅尸体的奇香而和蛆虫们对语着……”。在“五四”新文化以来，在胡适等学者主张的“全盘西化”的文化背景下，徐嘉瑞未完全被他们的思想影响，仍清醒地对部分西方文学提出批评实属难得。同时可见，在徐嘉瑞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他主要接纳的是与他的“平民文学”思想相契合的西方思想，与胡适等学者走向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其学术活动的中后期在坚持“平民文学”的立场上，更多的是接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而胡适等学者在主张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受到全盘西化思想的影响，他们所倡导和创作的文学还是成为了一种完全欧化的、脱离普通百姓的贵族文学。
严格意义上说，徐嘉瑞不是专业的翻译理论家，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积极接受并传播西方文化，从他文学翻译的对象、语言和功能等方面看，他促进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影响。
★本文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徐嘉瑞戏剧美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1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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