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佛教；心理治疗；述评
中图分类号：R749.055，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5）001-0001-05
心理治疗和佛教有相同之处，即，都致力于改变人的心理以缓解痛苦。正因为如此，佛教的观点、方法可以视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参考。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大家研究，本文只是一块砖头而已。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二者的不同。佛教是一种宗教，而所有宗教都有排他性，通俗地说，这就是，只有我的信仰绝对正确、完美无缺，能济世救人，其他一切信仰都不对、不好，没有用。佛教之致力于改变人心，所有办法都与此信仰直接相关，不可不察。心理治疗是一种社会的或学科的分工，有分工便有合作，因此，心理治疗不但不拒绝与其他任何专业之间的合作，而且必然会汲取其他专业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成果。在此，顺便一提S.Freud创精神分析，贡献巨大，但也有他个人的局限性，如他坚信精神分析是唯一正确的心理学理论，并且有明显的宗派倾向，如把他戴的戒指复制六枚分送给他的六位门徒，跟佛教以衣钵传法相似。很多佛教徒脱离社会实践，也不可取。其他不同之处，此处暂不细说。总之，佛教是一把双刃剑。心理治疗者必须认识并切实体会到这一点。直白地说，我们必须坚守心理卫生（心理治疗是它的组成部分）的论域和观点去对待宗教，以免误入歧途。佛教是一种极富于哲理的宗教，我们尤须警惕这一点。
由于佛教在中国传播已有两千年之久，渗透到了民间风俗之中（如，吃腊八粥就是汉化佛教把释迦牟尼成道日定为农历十二月初八，逐渐演变而来）过去的士大夫和现代的知识人士几乎都受了佛教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以佛教作为参考的有利条件。有利便有弊。那就是佛教所特有的消极面，即对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否定，这是不能接受的。个人生活的意义可以质疑，但恐怕也只能在为他人或对人类的意义中得到解答。
由于文化背景如此，很自然就有不少神经症病人学佛，但往往走向禁欲和禅定的道路，企图由此而“想开”或“看破”一切，这并非健康之道。若急于求成，有可能“走火入魔”——陷于暂时性精神病状态，这在临床上并不罕见。因此，对某些神经症病人有必要作简单的解释。举例说，生老病死四苦（佛教称之为苦谛，居四圣谛之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信条。其实，四苦之说是欠妥的。生老病死是生物学现象，精神痛苦属于心理学的论域，不同科学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明天就要被屠宰，猪今天仍然吃得很香睡得也很香。因为猪没有明天，并非它没有生老病死。可见，问题不在生老病死本身，而在于我们用什么观点、态度去对待它，而这正是心理卫生的任务所在。又例如，高僧智诜在武则天问“有欲否？”时答说“有欲”，而当武则天追问“何得有欲？”时解释说：“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高僧尚且有欲，我辈俗人怎能没有欲呢。
首先，佛陀宣扬众生平等，又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即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这种观点对心理治疗者应该既是启示也是鼓舞。
1.贪嗔痴为苦因
佛教认为，“贪、嗔、痴”为精神痛苦之源，这有道理，值得参考。
我们不妨把“贪”理解为：只是为了追求个人（或小团体）欲望的满足一过分便是贪。是贪不是贪，标准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中人们的“平均值”或“普遍期望”，超过太多便是贪。现在，大家都在奔“小康”，这就不能算贪。人们的贪大致有5种内容：名、利、权、色（即性）、寿（包括身体健康）。能做到五不贪，自然就会少烦恼。笔者见过一位70岁老人临终前出现极度死亡恐惧，那表现太可怕了。原来他一向健康，亲友邻居都赞扬他，说他一定长命百岁，他对自己的期望也高，自认活八九十岁没问题。我国现在年过60岁的老人已超过两亿。老年人能做到不贪寿，已成为心理治疗的一项重要任务。媒体不时传出，很多老年人受“健康知识讲座”之骗，出手大方，花几千元购买骗子的“保健品”，只不过是蜂蜜、维生素等的制品！这受骗背后的心理恐怕与贪寿有关。孔子曾说，老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十六》）“得”就是贪得无厌的意思。贪的反面是知足，不少人之苦在于不知足。
“嗔”义为怒、生气。能做到不发脾气、不生气，并非易事。言语表情没有发怒的表现，而心里却压抑着愤怒，这对心理健康为害更大，也容易相对不随意地转移到无辜人身上而损害人际感情。我们还不妨把“嗔”推而广之，即佛教所谓烦恼，实指所有不良情绪，则心理治疗，尤其是短程的，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缓解病人的不良隋绪及解决有关的问题。个人心理卫生的任务之一是渐进地加强对情绪的自控或自调节能力。
“痴”即“无明”，二者皆佛教术语。佛教认为，贪为苦因，而贪的根源在于“无明”。我们不妨用老子的话来注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无明就是不明智，既不了解别人，也不了解自己。促使病人趋于明智，是心理治疗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佛陀”一语的原义是“觉者”。心理治疗常提及的“悟”（insight）跟“觉”意思相近，并且跟佛教一样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佛教的“觉”有三等。“自觉”指自己一个人觉悟了。“他觉”指帮助别人觉悟了。“自觉”和“他觉”都达到完美的境界叫“圆觉”或“至上觉”，也就是成佛，这是一种理想。精神分析的“悟”有它独特的含义，此处暂不论。对神经症病人来说，悟就是对精神痛苦的个人根源有清楚的洞察，因而不怨天不尤人，并能推动良好的人际关系发展以提高精神健康水平。这里要解释：所谓清楚的洞察用什么做标准？这涉及笔者的一个基本观点，要多说几句。
汉语“常识”一词限于知识，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2002）对“常识”的解释是“普通知识”。这跟英语的common sense（有人译作“通识”，本文借用）不同。《简明牛津词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1964）释义为：“正常的理解，对日常事务之良好的务实的态度，人们共通的情感”。笔者对“清楚的洞察”的标准便是英语的通识。在物理学和天文学里，即使95%以上的人弄不明白，也不妨碍某种理论在科学里的确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没有高等数学知识根本看不懂。心理治疗却不然，它必须面对普通人，为大多数普通人所能理解，尽管有时需通俗的解释，但如果通俗化以后，与通识相违背，仍然不行。笔者对各种宗教哲学一概取折扣态度，因为宗教哲学总是把通识绝对化了：要价太高，必须打个折扣才能接受。那么，笔者的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呢？《简明牛津词典》在common这一词条里，解释了common sense后紧接着提出的“通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即“接受人类共通的基本信念作为真理的终极标准”，就是笔者所相信的哲学。显然，相信通识哲学与忠实于心理治疗是一致的。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有无精神障碍，心理健康与否，一言以蔽之，便是通识。在日常生活中，言行符合通识便是健康的，反之，与通识背离太远就是精神障碍。其实，大多数中国人相信的都是通识哲学。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宗教意识淡薄或缺乏，就是这么回事。
佛教把一切事物统称之为“色”——这是色的广义，狭义的指色、声、香、昧、触，所谓五蕴之一——并提出了“色即是空”的著名命题，简称色空。这种思想对国人影响深广，成了一种相当广泛采用的自我防御机制。举一个例子。《辞源》（1988）在“色空”词条下引了司马光的诗句：“欢游俯仰皆陈迹，薄宦须臾即色空。”司马光是一位典型的正统儒家士大夫，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用色空观看人生有一定的道理，也难免自打耳光。人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且往往自相矛盾，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若说宇宙万物皆非实有，却与通识柑障，太过分，不可取。赵朴初也承认，佛教教义不是唯物论，而唯物论与通识是一致的。
佛教主张“破执”，难哪！
《白话坛经》“付嘱第十”的经文是六祖惠能临终时最后传法之言。然而，他一开口便是“不失本宗”。到死还念念不忘“本宗”，何固执之甚也。其实，这绝不限于惠能一个人。
据说，释迦牟尼临终前“对阿难说了遗言，大意是：已成者皆灭。不可放逸，要勤修我法。吾灭后以法为师。”佛陀到死还是抓住他的法不放，非执为何？
可见，所谓破执，归根到底不过是，破你的执，立我的执。执并非一概不好，就看你所执为何。
佛陀遗言中“已成者皆灭”这句话对心理治疗很有意义。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俗谚云：好汉不谈当年勇。“已成者”指已有的成就，不论多么了不起，那都是过去了的事，不值一提。多么伟大的人，只要还活着，都要尽可能有所为，这才是心理卫生之道。神经症病人往往不大体会：人生不可能有一次性的解决，即使“大彻大悟”了，也还得过日子。另一方面，“已成者”也可以指过去不幸的遭遇或罪错，别人在他身上所犯的错误等。神经症病人常纠缠于往事，不悟“已成者皆灭”的道理，不能全身心地投入现在之中。
2.戒，定，慧
佛有三学：戒，定，慧。心理治疗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和解释。戒指禁欲或寺庙的清规戒律，太过分，不可取。佛陀虽反对苦修，但佛教徒的生活离苦修不远。心理治疗的任务是要促使病人充分了解自己的欲，尤其是那些压抑着的，按轻重缓急采取有效行动去满足它们，并且力争与他人达到“双赢”，至少也不要损害他人。这里“他人”主要指帕森斯的重要关系人（significanl alter）。把“戒”打个折扣，就是“有所不为”和“适可而止”，也可以说就是戒贪。神经症病人常有不健康的习惯（包括情绪反应、认知的和行为的），心理治疗者要帮助病人“戒”掉这些，并代之以建设性或健康的模式。但这常要求病人有较根本性的态度改变，否则戒掉了又会复发。
定指禅定。作为生活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每天的必修课，这种定不可取。打个折扣，可称之为定力。心理治疗的定力至少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健康人总要有某些时间段安于独处而不受外界干扰，自我松弛，或自娱，或做些只有独自才能完成的事，等。另一方面是，遇事不惊慌失措，不大发脾气，也不悲伤欲绝，等。总之，适当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可用定力一语概之。当然，定力可以通过自我训练而提高。
慧即上文提到的明智或悟，不赘。
所谓六度，即菩萨行，戒定慧之外再加上布施，忍辱和精进。布施就是做好事，尤指在物质生活上帮助贫困病残的人们。一点也舍不得，是为悭吝，当然不好。忍辱一事要分析。“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就个人对集体、暂时对长远而言。“宰相肚里好撑船”，说的是要做大事就不要计较小事。然而，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说来，大辱不宜忍，因为勉强忍受终将爆发，反而难以收拾，不如即时处理，但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去应对。至于鸡毛蒜皮，以忍为上，即俗话所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精进说的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修炼上有所进步。对于俗人，要点在于不要跟别人比高低长短，而是要用今天的我跟昨天比，不宜停滞不前。
3.大慈悲
佛陀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爱，很有参考价值。固定和限于对某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爱，是有分别心的爱。这种爱可以给人带来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如失恋、离别、所爱之人病残、去世，等。另一种是对众生的爱，是无分别心的爱。后者被称之为慈，加上因慈而悲（为众生之苦而悲）即是大慈悲。为个人的不幸遭遇、受辱和罪错等而苦是一种苦，为众生之苦而苦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苦，后者可视为个人之苦的升华。通俗地说，人生难免有苦，便需要宣泄，为他人之苦而苦类似“悲剧的喜感”，有宣泄的功能。再者，慈悲蕴含着一种道德的愉悦，与行善时体验到的愉悦性质相同。佛陀悟道之后活了大约50年才去世，在这50年里，他始终保持着平和愉悦的心境，言行十分从容，这与他高尚的道德感密切相关。所谓善有善报，只有从为善过程中体验着道德快感这一点来理解才是正确的。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缺乏事实根据。
爱是促进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动力。仅就此而言，精神分析强调动力是可取的。只是它对爱的理解过于偏颇，不足为训。因此，顺便将笔者关于爱的观点表述如下。
原发的（primary）爱是与本能需要或心理基本需要直接相联系的善意情感（benevolent affect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instinctive needs or psychological basic needs）。原发的爱大概有三种，对母亲或她的代理人的爱，对异性、情人或配偶的爱，童年期与同胞或其他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而生的爱，即与归属的需要直接相联系的爱。
我国传统道德所说的五伦（或五常）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关系已经消失。我国现在，从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可以看到过去父子关系的“影印本”。所谓“父子”和“兄弟”是重男轻女观点所致之歪曲或片面的表述。可以说，上述三种爱是传统道德的继承并在现代社会中加以修改的产物。
其他的爱都是继发的。继发的爱并非一定就不强烈或不持久，切不可误解。道德高尚实际上就是继发的爱之高度发展，如见义勇为、给不认识的人献爱心、爱国，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心理治疗的关键就是用治疗者对病人的爱推动病人爱的发展。方法和技术当然重要，但比起爱来毕竟是第二位的。世界三大宗教无不宣扬爱，由此可见。真诚的爱使病人或信众不觉得你在灌输什么道理而易于接受。另一方面，心理治疗者富于爱心便不会因疗效不佳而有挫折感，也不会发生职业倦怠（burn-out），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
4.佛教四要点
赵朴初把佛教教义归纳为“四个重要的论点：（1）无造物主；（2）无我；（3）无常；（4）因果相续”。如此归纳十分精辟。下面简单谈谈笔者的体会。
（1）无造物主。佛教认为，世界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叫做“法轮常转”。基督教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们自然要问：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基督教只能回答说，上帝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这不又回到了佛教的“法轮常转”这个论点上来了吗？那又何必绕上帝这个弯子呢？
（2）无我。“我”是什么？“我”是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属性、功能或现象。“我”并非物质，故曰“无我”。“我”总有一天会消失，所以，名啦，利啦，一切“占有”都不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但是，人是不甘心于无所作为的，任何“理论”也不可能阻挡。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普遍的，这是通识在起作用。鲁迅曾说（大意），一个人死了，他就活在别人的记忆里。古人有三不朽之说，说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就立德说，古有颜回，今有雷锋；就立功说，古有诸葛亮，今有董存瑞；就立言说，古有司马迁，今有鲁迅。他们都是不朽的。
（3）无常。这意思是说，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跟通识相一致，理论上也能说得通。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与时俱进：心理治疗如此，其他一切也应如此。
（4）因果相续。佛教典籍对事物的发生、经过和结局有许多详细的论述。一句话，任何一件事，都有很多因（原因）和缘（条件），并且互相作用，十分复杂。什么本体与现象、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主要与次要、必要与充分等。这里有必然，也有偶然（数学里叫做概率）。请想一想，一位南方人和一位东北人在北京偶然相遇，从相遇到相识，再从相识到密切交往，虽经不少波折，终成眷属。这真是“百世修来同船渡，千世修来共枕眠。”多不容易。数以百万计的精子中的某一个偶然与某一个卵子相遇，成为胚胎，终于分娩而有了“你”，也有了“我”，这概率多么微小，简直不可思议。在漫长而复杂的锁链中，只要有一个环节脱钩，事情就完全两样：既没有“你”，也没有“我”。如此想来，我们该何等珍视这缘分啊！神经症病人都有人际关系障碍。如果病人对因缘巧遇甚至奇遇有所体会，人际态度和行为一定会有所改善。
把以上四个论点跟个人生活、行为结合起来，反复去思考、体会，笔者认为，这才是学佛的要点。什么剃发修行，参禅打坐，吃斋念佛，都不过是些旁枝末节罢了。
5.对事？对人？佛教传道与心理治疗的异同
徐贲（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在《南方周末》（2014-08-21，30）发表文章说，“在公共说理中，应该对事不对人，一旦把个人动机（其实是无法确证的）牵扯进去，那就难免对人不对事了。”确实，“对人不对事”，互相进行动机指责，说理就无法继续下去，甚至会演变成对簿公堂。
然而，宗教传道却是“对人不对事”。此话怎讲？
不论事实如何，佛教认为人都在苦海之中，只有皈依佛法，才能脱离苦海。基督教也一样，不论事实如何，传教士总是对人说，你有罪（原罪），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赎救。
心理治疗与此类似。精神分析很明显“对人不对事”。不论病人说什么，根本不需要任何人证物证，一概视之为“事实”。分析师的目的就是要病人承认所推定的个人动机（如恋母嫉父之类）。如果病人不接受，那就是阻力在作祟，必须继续分析。所谓悟，就是病人完全接受分析师对动机的推定。所谓修通（working-through）就是用分析师的观点对个人作全面系统的理解。这不是西方人所谓“洗脑”（brain-washing）又是什么？
其实，其他心理治疗也一样。只要病人来到诊室，心理治疗者就不管“事实”如何，总要从病人的嘴里挑毛病——这很容易，谁一点儿毛病也没有？——要求病人接受正常人理解和解释的纠正。不同学派观点方法各异，就像不同宗派的宗教信仰不同一样，唱的却是一个调儿。
可见，心理治疗与宗教传道相同，都“对人不对事”，而跟公共说理“对事不对人”不一样。三者共同遵守的原则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在这一方面前两者比公共说理更进了一步，都强调爱的重要性。
心理治疗与宗教传道有无不同？当然有！略举数端。
心理治疗的对象只限于人类中的少数，宗教传道却指向全人类。
心理治疗拒绝神秘主义，宗教传道却离不开神秘主义。
“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汝摩诃迦叶。见大梵天问佛决疑经，是为禅宗起源。”
可见，禅宗从一开始就是神秘主义的。至于六祖惠能“不立文字”
“以心传心”，只不过是佛“拈花示众”的继承而已。
神秘主义是什么？神秘主义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按词典释义其共同特点是：超理性的，不能说明的，或者莫名其妙的。就人与人的交流沟通而言，相信不通过符号和语言的意义或象征之约定俗成的所指便能传达体验、观点、意向或价值判定，即是神秘主义。佛教传道为了迎合俗人的迷信心理，大量使用神话、仪式行为、祈祷、偶像崇拜等宗教象征主义方法，都跟神秘主义有密切联系。
张帆（“全能神”一头目）指着被害人吴硕艳说，一看就知她是个“恶魔”。据媒体报道，此事发生在山东省招远市一家麦当劳餐厅，时间是2014年5月28日晚上（《南方周末》2014-06-05）。
1966年，一青年男子指着林彪的照片说，看他那样子就是个反革命。结果，此男子以反革命罪被关入监狱。直到1980年，大概由于中央有指示，要平反冤假错案，监狱管理人员才觉察到，此男子入监后一直有各式各样不正常的表现，遂送到北医三院精神科。此时病人已有严重的情感意志缺陷，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禅宗，张帆和某些精神病人，三者在神秘主义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宗教传道的传统路线是有组织地广泛深入民间，除到处兴建寺庙外，还开展多种公益事业，办学校，等。心理治疗却十分可怜，总是“单干”！
心理治疗者能否学习宗教传道的办法呢？当然可以，但这样一来，就不限于治疗而成为心理卫生服务和教育了。我们不能不接受心理治疗的局限性。其实，哪个行业没有局限性呢？任何一个行业也不能包打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