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白坚武相识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以来，两人虽经历多次分别，但交往却十分密切，情同手足。“二七”惨案后，两人关系破裂。因政治理想的不同，李大钊断然选择放弃了私谊。出于昔日同学旧谊，李大钊离世后白坚武又曾尽力接济其亲属，并未完全绝情于他。
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二七”惨案后，两人关系破裂。本文旨在对两人由相识走向破裂的交往过程进行简要的梳理，以期进一步了解此二人的交往活动。
法政相识
1907年夏，李大钊与白坚武同时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共同的志趣使二人很快走到了一起，成为最亲密的知己。1910年11月4日，天津学界罢课举行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的第四次请愿活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此次请愿活动中表现极为活跃，推举李大钊、白坚武等八名学生为代表，领导全校学生参加天津市学生集会游行。在此活动中，李大钊与白坚武结识了孙洪伊。1912年秋冬之际，北洋法政学会成立，二人均在第一年入会。1913年4月1日，北洋法政专门学会的刊物《言治》杂志正式出版。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是《言治》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白坚武则为评议部部员。法政六年的求学岁月，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13年毕业后，幸得孙洪伊、汤化龙在经济上的支持，李大钊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白坚武则任直隶总督冯国璋幕府秘书。
分别又重逢
自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为复辟帝制作准备，又不惜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并于1915年5月9日最终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虽身处异国他乡，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1916年1月底，李大釗回到上海。滞留上海的两周时间，李大钊同国内各方取得联系，以加强讨袁的宣传活动。回到东京后，他得知学校已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这样，李大钊从此离开了早稻田大学。1916年5月，李大钊离开日本回国。
白坚武在冯国璋幕府任职期间，因于同事不合，8月回到天津。后“王月波参政约来京，在《黄钟日报》充住社笔政。”“民国三年以高静涛约，充法校宪法讲习。民国四年……以孙念生、周国屏两君介绍来京，任自治筹办所第二课长。”1916年5月，白坚武赴上海投奔国民党议员孙洪伊。恰逢李大钊在此期间回到上海，二人终于得以相见。
1916年5月19日，两人于法政毕业后首度重逢。22日午后，“访谷九峰未遇，又访籍亮侪不在，遂同归”。25日晚，“同守常谈，甚适快”。26日午后，“赴泰安里访守常……与同人啖鸭子、吃烧饼，大乐。行旅中有此良属，难得也”。6月6日，“晚刻，同李凝修、张责敏、李守常小酌宴宾楼，赴丹桂观剧”。30日晚，“同赴四马路买物件，归来沐浴。与守常谈，不觉午夜……。”7月5日，李大钊介绍白坚武与章士钊会谈。11日，李大钊赴京创办《晨钟报》，两人至此暂别。久别重逢后的出访、畅谈，足见二人友谊之深厚。
1916年7月25日，白坚武随孙洪伊北上进京，直到1917年3月30日才携眷属回津。白坚武居北京长达数月，为两人相处时间最久的一次。除了一同访友、畅谈外，12月1日两人一起去中央公园参加黄兴和蔡锷的追悼会；4日晚法政学会同学开办恳亲会，与白坚武去孙伯兰处请款；6日与白坚武访周国屏、齐隐斋、郁宪章，后又至林质生家小饭；7日参加法政学会同学恳亲会的聚会；11-16日同白坚武等赴津，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同学欢迎会；25日与白坚武访刘任夫，又同往中央公园看纪念会。这段时间里，李大钊与白坚武过从甚密。
1917年7月初，因张勋拥护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李大钊避走上海，寄居友人家中。1917年，白坚武由孙洪伊推荐，在江西督军李纯处任督署顾问。8月21日，李纯接江苏督军印，白坚武遂任江苏督署顾问兼书记处交际股主任。1918年1月，李大钊开始到北京大学工作，任图书馆主任。1919年1月22日，白坚武乘晚车赴京，李大钊留其在家居住至27日。2月1日夜，白坚武回南京，两人短暂相聚后分别。
北京一别一年半间，李大钊忙于北大的各项工作。针对北大图书馆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李大钊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北大图书馆面貌一新。从1919年5月开始，李大钊在《晨报》、《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热情发动并积极参与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指导者和参与者。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一致通过，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又开始了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白坚武也在为江苏督军李纯所推动的南北议和而奔波。袁世凯称帝败亡以后，中国进入了军阀纷争与分裂动荡的年代。南北分裂状态下爆发了战争，但双方均不能战胜对方，因此有了南北议和。自李纯任江苏督军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南北议和。1919年2月12日，李纯托白坚武常行住沪，访问接洽和局会议等事。此后白坚武频繁往返沪宁两地，连日奔波对其情绪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他不禁感叹“鬼生活者滔滔皆是，毫无朝气之可言，昼伏夜行，以是知末劫之期不远也”。然而，南北伺谈却进展不大，对其打击颇深，逐渐改变了对和谈的看法。他说：“如此终谈和局，则南北统不是东西。”自9月29日起，白坚武奉李纯之托绕道广州前往湖南联络，但此行终究意义不大。他11月4日日记云：“余离宁湘行，迄今日月有10日，谓此行有效乎？不能也。无效乎？亦非是也”。长久以来的奔波劳碌，四方联络，而和谈又不见成效，使得白坚武逐渐认为李纯只是望气看风、毫无主张，遂萌生了离去之意。种种情事，使得白坚武身心俱疲，以致于他直言最讨厌调停。1920年7月27日，他向李纯提出辞职。
这一年半来，两人书信往来明显减少。白坚武寄去10件，李大钊回复6件。而1917年8月仅一月两人就有八次书信往来。1919年4月16日，白坚武给李大钊寄1函，道近况，并表达对南北和谈之失望。4月24日，李大钊回复“指陈当世政治太涉书生理想，终不能入彼之易耳”。可见，两人都对时局十分失望，其中也流露出对李大钊这位故友的安慰之情。所以，出于对时局的关心及各自的工作，彼此的联系难免不受影响。
1920年8月14日，孙汉忱代表吴佩孚来南京接洽浙督卢永祥一事，并代表吴佩孚敦约白坚武赴长辛店一行。这样，白坚武借北上之机分别与9月、11月两次与李大钊会面。从1921年1月开始，白坚武寓居上海达一年之久。此间二人联系甚少，直至1922年3月5日白坚武才给李大钊寄函。
1921年3月，北京教育部连续3个半月拖欠各校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索薪斗争。为领导这次斗争，各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李大钊担任该会新闻股干事，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个月，正式会议76次，加上临时会议百余次。同时，作為早期党组织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大钊又在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积极奔走。繁重的教学、校务工作，还要潜心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及多种社会工作，这就使得李大钊异常繁忙，与白坚武的联系日渐生疏。
白坚武闲居上海不久，北京当局曾沟通英捕要将其逮捕，这不免令他颇为烦恼。在1921年3月1日、4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自由行动被限制之人，其苦痛视他罚为重”；“余日来陷沉闷之苦境，有身欲奋飞病在床之苦”。另外，白坚武从南京离职后，一直在观望时局，其也感叹“人无事作，则度日如年”。面对吴佩孚的邀请，他也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贸然前行。为生活、前途计，他也难免暂时将李大钊抛之脑后了。
促成李吴会谈
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制定了“联合吴佩孚”的重要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李大钊肩负使命，开始了对吴佩孚的工作。1922年1月，白坚武任两湖巡阅使和直鲁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成为吴佩孚的重要幕僚，这为李吴两人的直接接触提供了便利。
白坚武在日记中对李吴两人的三次会面作了记载。1922年6月7日记：“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1922年9月8日、9日分别记载：“李守常、李静庵、林素园来洛……守常自申江来，谈申江寓公近情。”；“守常及李晓沧约余同看元帖木儿坟，途中共谈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长得失大略。”1922年10月9日、10日分别记道：“李守常来洛……连晚与守常谈京况”；“午后同……李守常……等游关陵、龙门、香山寺……。”可见，李大钊意在专门与吴佩孚商谈，与白坚武未有过多接触。与以往不同的是此番重逢是李大钊为极力争取吴佩孚所致，带有很浓的政治意味，少了几分故友相见的纯真友谊之情。
断绝一切交往
李大钊是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2年秋，在李大钊两赴洛阳争取吴佩孚之际，就开始领导北方工人阶级由原来以组织工会为中心，转到向反动统治阶级展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将北方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两三个月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罢工潮流，几乎席卷了北方整个的铁路和矿山。192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对吴佩孚的方针开始发生转变。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苏俄与吴佩孚的关系急剧恶化。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爆发大罢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长辛店、江岸等沿路各地，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发生时，李大钊正在武汉讲学。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写信给白坚武，断绝与他的一切交往。虽不知李大钊何时寄出信件，白坚武日记中也没有记载收到信件的确切日期，但李大钊与白坚武确实就此彻底决裂。1923年5月9日，北洋法政同学徐回澜来函，述别后行踪，并询李大钊行止，他只复函问候。1924年2月1日，白坚武逗留北京7日后回津，其间也未与李大钊有任何联系。1924年5月下旬，吴佩孚指使北京政府通缉李大钊。由于及时得到消息，李大钊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面对李大钊被通缉，身为吴佩孚重要幕僚的白坚武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然而，在其5月下旬至6月初的日记中同样对此事没有做任何记录。
李大钊认为即便白坚武对“二七”惨案没有直接责任，可他毕竟是敌对营垒中的重要人物。李大钊立即断绝与他多年的友情，这或许是获悉众多阶级兄弟惨遭杀害后的愤怒之举。但白坚武的一些做法又实在令人费解：对于昔日好友来信断绝一切友情竟毫无惋惜之意，在李大钊被迫铺的时候，又无动于衷。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白坚武任吴佩孚的“讨逆军”总参议。由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吴佩孚的失败而告终。此后，白坚武一直追随吴佩孚左右，直至1927年白坚武见直系军阀主力溃灭遂寓居天津。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的默许、支持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特务包围苏联大使馆及附近的几个办事机构进行大肆搜捕。李大钊与该日上午被捕。4月28日“上午10时，奉系军阀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对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宣判死刑。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解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处以绞刑”。
1924年10月22日后，白坚武日记中断，1927年9月6日才恢复。在此期间，李大钊离世的消息，白坚武想必肯定知晓，而面对故友的不幸离世，白坚武究竟持何种想法亦不得而知。但据白坚武后来的日记记载，他曾不止一次的接济李大钊的亲属。1927年9月30日记：“接李采言函，云守常夫人需款，转原函于张楫丞，告其将津之款酌寄”。1929年8月26日记：“……余自顾生活实为不了之局，安有馀力济人”；“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9月6日记：“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捐济之200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1933年白坚武与日本人开始密切联系，策划华北国的建立。3月18日在收到“接济费”50000元分配各人后，21日又给李大钊女儿李星华汇去50元。虽然李大钊已经离世，但是白坚武似乎并没有忘记他。即便自己生活并不宽裕，但出于昔日的友情，他仍然在尽力帮助李大钊的亲属。
白坚武在这前后的做法似乎很矛盾。但从其一再尽力接济李大钊亲属，李大钊夫人又曾来函告其生活贫乏等来看，对于李大钊的不幸遇害，最起码李大钊的亲属们并没有对白坚武满怀怨恨。据此可以认为，“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主动与白坚武断绝一切往来是出于其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其纯洁品质的体现。白坚武虽接受了李大钊主动与其断交的事实，但这可能并不是他所愿意的。他们之间友谊的破裂，更多的是因理想与追求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