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刁民，号鹤卿，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我国近代史上探索救国之路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先驱之一，毛泽东同志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奋斗了40多年。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1917.1-192.7)，他为北大的改革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学术建设方面，他创办、编辑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月刊》(以下简称《月刊》)，不仅促进了北大学术研究的进步，更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学术的建设。
《北京大学月刊》是1918年9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也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的学术刊物。《月刊》第一期的《附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缘起》明确规定了其出版周期、容量、编辑职责等，“民国七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大学校长召集各学长及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月刊。议定每年自一月至六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月出一册，暑假中之七八月停刊，九月出I临时增刊一册，共十册，每册约十万字，全校职员及学生，均有供给稿件之义务，而分门编辑，则由各研究所主任任之。每门每月以供给一万一千字左右为至少之限。每册之总编辑则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实际上，由于社会动荡，《月刊》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共出版一卷九号，其中1919年出版第一至五号，1920年出版第六至七号，1921年出版第八号，1922年出版第九号。同期刊登的《编辑略例》规定了论文来源、录用标准等内容：
编辑略例
一、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其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著，亦可代为发表。
二、本月刊内容排列之次序，以问题重大者居先。讨论局部事项，而性质较为专门者居次。杂文居末。
三、本月刊取材，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至无谓之诗歌小说，及酬应文字，如寿序祭文传状之类，一概不收。
四、本月刊注重撰述。间登译文，亦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不以无谓之译稿，填充篇幅。
《月刊》一卷九号共刊登论文100篇(含续文)，在论文作者中，北大教授居多，此外，还有北大学生、助教、讲师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作者。法科教授陈启修、马寅初和文科教授朱希祖发文较多，属作者群中的高产者。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及现实性，对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月刊》的创办者和组织者，蔡元培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并指导着《月刊》的编辑出版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教育救国，学术立国
蔡元培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及其个人经历孕育了其“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自幼就开始接受封建科举教育，1894年，不满28岁的蔡元培就担任翰林院编修，达到了科举道路之极。之后，惨败的甲午战争深深震撼了蔡元培，使其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开始接触西学。在之后的维新改良浪潮中，蔡元培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维新运动失败后，蔡元培深感清政府的腐败，官场的昏聩，感叹民智仍然未开，遂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回乡期间，蔡元培热衷于办学与教育，这是其自身特长和兴趣所在，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认定的一条路。他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征途。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教育岁月和沪上革命的冲击，蔡元培一直在践行着自己“教育救国”的追求，甚至在其后四年的留德期间，也积极修订教科书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接连推出《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大学令》等革新措施，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经历了动荡的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后，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势必要从教育人手。1917年，蔡元培秉承“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如果说“教育救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总纲，那么反映到学术刊物编辑工作上来，就是其“学术立国”的编辑思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将其视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正如他在《编辑略例》中指出：“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凸显了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为什么他如此重视学术研究?因为他感到“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月刊》正是蔡元培践行其“学术立国”思想的重要载体。《月刊》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统计，《月刊》的学术含量高达96％左右，刊发文章遵循了蔡元培“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的理念，对启迪民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所刊发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宏观总结与综述性质的文章，如文科文章《哲学与科学》(蔡元培)探讨了哲学与科学之间互为指导、互相促进的关系；《文学论》(朱希祖)系统阐释了文学的定义、学科范畴、学科特点等；《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阐述了“庶民主义”的意义、理论基础及其与政治学上诸问题之关系；《原币》(李芳)介绍了货币的产生、功能及改进；《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总结了清代汉学家们对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使用情况；《何谓法》(陈启修)从多方面探讨了法的历史、本质等问题。理科文章《近世几何学概论》(王仁辅)介绍了几何学的一些推导方法；《有机化学史》(丁绪贤)系统介绍了1828-1867年有机化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李俨)考察了中国数学的起源及发展史；《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化学的发展历史。这些综述性质的文章反映出《月刊》对学术宏观体系的构建。此外。不少文章从学术理论人手，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立学术”进而达到“救国立国”的目的，如《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陈启修)从历史出发，说明了国家和世界改制的标准，进而联系国内实际，批评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及国人对改制的淡漠，指出“此正改革之绝好时机也……若及今不察世界潮流，自改其国制，兼助他人之世界改制，愚恐不唯中国终难入于国际团体之列，中国民族亦将自消自灭矣”。
《国家之性质》(陈达材)用发展的眼光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探讨了国家的性质问题，最后落脚现实，指出国家应力避战争，以促进全民族的发展；《银行之真诠》(马寅初)解释了银行的基本构成、运作及盈利方式、相关业务等，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若干相关问题；《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江绍源)介绍了宗教的定义、影响、宗教学的研究对象、目的等，最后引入现实指出研究宗教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关系。对蔡元培而言，通过革新北京大学来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实现问题会的进步，都是要立足学术的。因此，“学术立国”的思想一直贯穿其对《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 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女可。”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也月了蔡元培《月刊》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另外，“五四”前后正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转折时期，这更促使蔡元培将《月刊》打造成立足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平台。在《月刊》中，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马寅初教授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在《月刊上相继发表了《银行之真诠》《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纸币与我国之京钞》《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不动产银行》以及《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之方法》等文章，显示出《月刊》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另外，《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陈启修)在探讨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结合近期的“护法事件”和“弄法事件”，指出当时中国法制的缺失与不足，并提出“提高法学教育”这一根本改进方法。《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陈启修)指出“北洋政策”与“西南政策”实际上是指“军国主义”与“文化主义”，并详细阐释了这两种主义的产生原因、目的及价值，提出“军国主义”在中国不可取，“文化主义”才是“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国际联盟与中国今后之外交后援》(张庭英)指出当时所滑的国际联盟仍为强国所控，是强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维护弱国的外交利益。只有国家强大，外交力量才能真正增强。《月刊》所选刊登的论文，不仅文科注重联系实际，数量较少的理工科论文也体现出服务现实的思想。《今后研究化学之趋向》(俞同奎)举例阐释了化学怎样增加社会的物产供给并服务于人的生活，指出学理与应用的一致性及利用科学促进国家发展的紧迫性。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了理论与现实共存共生的发展状态，凸显了《月刊》对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编辑思想的坚持。
三 兼容并包，中西融合
从个人经历来看，蔡元培早年饱读儒家经典，中年之后转而钻研西方文化，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其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认定“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为滋养料”。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战乱，落后封闭，亟须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两者共同决定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学术编辑工作中，即为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
针对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用《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释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从刊发文章整体上看，《月刊》中既有大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文章，又有很多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与讨论。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介绍庶民主义(Democracy)的历史、意义、要求等，对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宗教及神话之起源》(屠孝实)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宗教及神话起源的不同观点；《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源自西方的化学发展历史；《圣西蒙及经济集中主义》(王建祖)介绍了西方的圣西蒙经济思想并阐释了其与社会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本土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字形变迁新论》(钱玄同)对中国字形变迁的历史记录加以科学的考察，指出旧字随时代的要求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朱希祖)考察历史记载，驳斥了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的传统说法；《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沈兼士)总结出汉字通用的构字规律；《墨子小取篇新诂》(胡适)对《小取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中西文化和思想在《月刊》中并行不悖，互相补充，正如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所述：“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月刊》中一些文章还将西方先进理论和思想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在中西联系和对比中更好地表达作者观点。《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朱希祖)以基督教在西方的盛衰史为比较对象，指出孔子“重述而不重创作”“极端信古”的思想使“人人尽失其自我，思想束缚”，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进而号召国人一起努力，打破迷信孔子的思想，挣脱传统的束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本文以西言中，通过对比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孔子思想的发展史来阐释孔子思想于现今社会的不适应性，颇具说服力，使接受了两千余年孔子思想熏陶的中国学者易于在中西联系和对比中接受文章观点。可以说，这种以西言中，赋先进思想于本土传统之中的方式在新、旧过渡时代的中国社会还是颇为适宜的。
蔡元培创办、编辑并出版了《月刊》，并使之成为中国影响较大的学术刊物之一。《月刊》所体现出的蔡元培的学术立国、理论联系实际及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多为后来的学术刊物继承和发展。在近世中国学术由旧到新的转变中，影响并塑造了一代学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