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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目前的混乱程度，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的。仅仅就文物艺术品方面而言，当前发生的两件大事，深深地改变了欧洲市场未来的前进方向。
第一件事情来自于德国。2016年7月8日，德国“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法修正案”被通过。此新法案也被称为“史上最严格进出口文物法案”。
新法案中主要有两项内容将给德国艺术品市场以重创。
第一，法案规定，任何交易的文物都需要原产国的出口特许证明。即便是在欧盟内部，进出口一定价值以上的文物也需要特殊许可。
第二，法案还规定，任何超过一定价值或历史的文物只有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出口，而这一许可由德国的16个联邦地区共同商议决定。具体内容为，经纪人与藏家在向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历史超出50年，并且价格高于15万欧元的艺术品的时候，必须要获得德国政府的许可。对于欧盟内部的出口，相应的限制则是75年与30万欧元。
德国的新法案在酝酿及征求意见期间，遭遇到本国博物馆与文物艺术品行业的强烈抵触。在这些专业人士看来，新法案完全是官僚主义的产物，根本不符合文物艺术品市场的实际情况。
但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出现了：德国市场交易文物的大搬家。有古董商声称，他知道有人已经将其全部古董收藏都移至伦敦以应对法案通过后无法出口海外的尴尬局面。
新法案打击的一个重点，就是来自亚洲的交易文物。这些文物要获得原产国的出口特许证明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亚洲艺术经销商在德国濒临绝境。包括科隆的范汉姆拍卖行。斯图加特的纳高拍卖公司等等，都提出他们的商业迁移计划，比如将交易地点转移至澳大利亚。这些亚洲艺术品交易当然包括中国艺术品。
在德国交易文物大搬家中，英国伦敦更像是坐收渔翁之利的角色。然而，英国的情况也同样一片混乱，因为他们正处于另一件更为巨大的事件当中：脱离欧盟。
理论上说，脱离欧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分离，其中包括人员、资金，也包括一些合作方式。就艺术品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的活跃因素，包括来自欧盟的艺术家、画廊、参与其间的资金等都会受到剥离的影响，那些基于更广阔欧盟市场才能得以扩大影响力的英国本土机构、艺术家，也面临着反方向的作用力，而支撑市场的另外一极，包括博物馆、美术馆等，其影响就更加巨大，这种冲击是非常现实的。
至于英国的二级市场，这种影响是比较微妙的。
有声音表示，在脱离欧盟的风暴中，拍卖行交易受到了直接影响，伦敦拍卖行的成交情况有点惨。应该说，脱欧的结果使得有人开始怀疑伦敦作为艺术之都的地位能持续多久，而由此延展至拍卖行业就有点勉强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拍卖行成交有所下滑是正常的，但说动荡有多剧烈就有些言过其实。
日前，苏富比和佳士得都公布了他们的2016年上半年年报。
佳士得2016上半年度艺术品总成交21亿英镑，其中拍卖成交额达17亿英镑，私人洽购成交额为3.221亿英镑，网上拍卖成交额达1940万英镑。苏富比2016年上半年成交总额为24亿美元。这样的数据显示出来并不难看。
问题是，当把这一数据与2015年比较时，差距就出现了。
佳士得2015年同期业绩为29亿英镑，与之相比，2016年上半年减少了8亿英镑。此外，总交易量也下降了29%。苏富比较2015年同期的37亿美元的下降幅度是24%。谈及这种下滑，各拍卖行传出的声音大体类似，那就是征集的困难。人们并不愿意把好的收藏品拿到拍卖行，导致拍卖行重量级拍品稀缺，由此影响了拍卖成交成绩。
不过，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年报中，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亮点，一个是苏富比所特别强调的，其亚洲区上半年度拍卖成绩斐然，总成交额较2015年同期增长22%。2016年首六个月拍卖，亚洲苏富比总成交额高达36亿港元，较拍前低估价高出145%，逾80%的拍品以平均估价或以上成交。另一个来自佳士得的消息是，佳士得网络平台电子业务增长96%，自2015年同期的990万英镑增长至2016年的1940万英镑，显示了拓展网络业务的成功。
作为拍卖业人士，苏富比和佳士得目前传出的声音是，所谓英国脱欧对于拍卖行影响不大，而拍卖行业的全球调整能力，也使得他们可以应对发生的问题。实际上，与一级市场相比，拍卖行恐怕是最不怕动荡的一种业态，他们所编织的全球交易网络，最有可能成为动荡的受益者。
按照苏富比和佳士得公布的数字，2016年上半年度，两家公司的新买家增长幅度部超过20%，这比近两年超过30%的增长幅度有所回落，但仍然可以视之为不慢的增长速度。相对于较为稳定的欧美买方市场来说，未来亚洲才是重中之重，只不过看起来只是全球一部分的亚洲，其格局却是世界性的，这一步亚洲之棋，局面相当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