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险社会中的风险除自然灾害外,大部分是由人祸所为,即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的同时,又制造了风险。风险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循环反复地冲击、消解思想道德的力量,加之风险的不定性和人自身的局限性,使得政府防不胜防,被迫陷入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提高抗拒风险的最好办法,便是发动群众,充分引导草根的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帮助人们对风险社会进行深刻反省,寻找风险造成的裂痕与伤口的医治方法,对人们心灵进行抚慰,对价值观进行引导。它倡导走国家与草根上下勾连的路径,有目的地加强草根建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草根建设;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2.001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突发群体事件呈现高发状态,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的发展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而风险又直接涉及风险承受体的脆弱性和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无论是风险本身的增量,还是公众认知的提升,风险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事实,并将我们置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风险已成为常态,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冲击尤为巨大,直接影响到社会道德状况。
风险不仅改变着社会而且改变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乃至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这就预示着风险的发生在给我们带来灾难,造成痛苦的同时,也隐喻着新的创新与发展机会。在风险脆弱的环节上找到新的发展领域。因此,面对风险,除了考验政府的应对能力外,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新的,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风险社会:现代社会的常态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所谓风险,是指影响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它与人类共存。正如贝克所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2]。什么是风险社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将其归入三种理解方式:一是现实主义,以劳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集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或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或者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二是文化意义上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代表有凡•Z•普利特维茨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他们认为,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三是制度主义,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的首创者和建构者。制度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成立[3]。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意识的“灾难”到现代意识的“风险”,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贝克甚至赋予“风险”社会以“哲学的含义,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中介和传统中介的概念。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然和传统失去他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4]。总之,今天的风险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人们认同的意义,它与“自然”和“传统”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当今无论是日常还是学术研究并未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正在将我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灾难也正在搭乘全球化快车”[5],发展与风险相随相伴。
(二)风险社会的特点
当今社会,各种风险层出不穷,大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自然灾害风险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性向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过渡,风险“人为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因此,它就具有了新的特点。
第一,风险的普遍性。风险具有普遍性。眼下,风险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比也因风险而出现短路,新类型的风险既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或者说是全球本土的”[6]。
第二,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总是指向未来,而未来领域总是未知的,难以预测的。“正是无法预见的东西创造了曾经未知的情景”[7]。曾经的信条,“知识越多就越能够把握未来”的说法,在风险社会里已经失效了。风险经常以隐蔽、突发的形式出现,让我们对风险的体验显得模糊和不自觉。风险的不断发生,又使人们增强了对风险意识和风险社会的感知与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理性本身的局限,使得瞬间爆发的风险后果具有不可预测性,导致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更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
第三,风险责任的模糊性。承担风险责任主体是具有模糊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贝克在《风险社会》中的核心概念。现代化的生产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8]。一方面尽管社会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他们在风险社会来临时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另一方面,就人类对环境破坏来说,目前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而各个治理主体又利用法律和科学为自己上述行为进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辩护而推掉一切责任。因此,没有一个机构明确地为造成风险的事件承担责任。
第四,反思的现代性。风险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悖论和问题进行揭示,是一种“反思的现代性”。 在风险社会中,我们侧重关注的是“风险”的社会内涵。即由于社会原因(民族国家或全球社会)造成的风险,并带来“社会性”影响的灾害。无论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还是拉什的风险文化,吉登斯的制度风险,休伯的生态主义视角中的风险,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探讨风险社会问题的。如果说贝克把风险社会概念用来表征当今世界正在从传统工业形态向一种后工业形态——风险社会的转变进程,那么,“风险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未来社会警觉。这就使人们对风险问题的认识已经从最初的“现实关注”提升到了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理论自觉”的反思层面[9]。
二、责落谁家:风险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错位与缺失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人,而风险社会则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来起消极作用。因此,风险社会客观地影响到思想领域,通过对思想道德层面的深层反思,发现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风险社会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局限。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地位与其目标不相适应
思想政治教育理应通过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增进民众的整体素质来提高应对风险社会的能力。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客观地规定了其现实地位和作用在整个风险社会中仅仅属于微观层面。
首先,从教育者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由诸多要素组合而成的系统,自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突发事件却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势必对我国社会发展构成现实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贪腐问题等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根源,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利益分化过度失衡造成的裂痕弥合问题,社会信任和凝聚力重建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其技术的使用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经济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最为明显:当政府和社会缺乏足够的可支配的公共财富惠及弱势群体时,以关心人,关注人的发展为己任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出现说假话的尴尬局面。教育者的宣传攻势和灌输,都只能让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进而引发猜疑、冷漠、憎恨和反社会的不良情绪的滋生。再加上部分官员说谎,已成为政府行政中的常态,致使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产生质疑,社会凝聚力下降,人们对风险认知的放大效应得到社会认同,社会信任失调畸变。一旦我们信任机制的错位出现某种可怕的惯性时,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显得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