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中国社会制度深深扎根于历史文化之中。当今中国重视制度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自觉，是对全球化认识深化的自觉。中国制度从深层次到浅层次、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关系要辩证把握。制度建设既要扎根历史，又要面向时代；既要汲取历史精华，又要剔除文化糟粕；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制度建设既要重视历史文化，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搞喧宾夺主。
[关键词]习近平；中国制度；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4-0005-07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既重视历史文化，又重视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两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有着丰富的论述。全面深刻地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方能科学地把握历史文化与中国制度的关系。
一、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重要影响
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总体上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不是不相关的或一般的影响；二是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或唯一的。忽视或轻视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不对，神化或夸大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不对。
一方面，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具有巨大的影响。
一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有诸多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现实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等，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社会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悬在空中，而是延续于、扎根于、立足于历史文化。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民主与各种类型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揭示不同文化与民主之间在适应性上的差别，诸如基督教文化与民主融洽，天主教次之，儒家文化与民主有矛盾，伊斯兰文化与民主冲突更大等。的确，历史文化是影响制度选择和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当今世界各国制度模式之所以多种多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历史文化的不同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中国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各国历史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程度并不一样。一般而言，越是历史文化深厚的国家，这种影响会更大一些、更深一些、更久一些。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历史文化惯性尤为巨大，对社会制度走向的影响更为显著。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今天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比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历经千年演变也一直延续到现在。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绵延不断、丰富厚重的中华文明引发我们对社会制度的深思。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从历史文化阐释当今中国制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以文化自信进而增强制度自信。习近平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而不是制度上的“飞来峰”。
另一方面，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
环顾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一种历史文化的国家，可能建立这种制度，也可能建立那种制度。一种社会制度，可以存在于这种历史文化的国家，也可以存在于那种历史文化的国家。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不等于决定性。历史文化是制度选择和制度发展的因素之一，尽管是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机械的、单线的历史文化决定论、历史文化宿命论是站不住脚的。
就中国而言，在同样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过去的制度与现在的制度不同，这种历史文化过去长期承载了封建制度，而今产生出社会主义制度，即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制度。还要看到，在当下大中国的范围内，既有大陆的社会主义，也有港澳台地区实行的不同制度，即在同时代下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很显然，这些都说明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仅用历史文化解释不了中国制度演进的历史，更解释不了经历制度剧烈演进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以来，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后世界潮流的产物，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辛亥革命革了旧历史的命，五四运动革了旧文化的命。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对历史传统是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制度演进中路径依赖和路径变迁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有时强调路径依赖，有时强调路径变迁。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改革，更加强调的是路径变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文化发展的转折。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制度变迁所显示的，与其说是对历史文化的延续，不如说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
二、理解中国制度的历史文化自觉
中国社会制度深深扎根于历史文化之中。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习近平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反复把中国当今制度与各个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这些都是我们理解今天制度的基础因素。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就社会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就政治制度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当今中国重视制度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对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自觉。
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对过去剥削制度的颠覆，在历史文化上也采取断然革命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社会主义而言，生产关系的变化，指导思想的变化，政治制度的变化，由此而来的是文化性质的根本变化。这与历史上剥削制度之间的更替、同一制度之间不同王朝的更替，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具有历史连续性，必须扎根于历史、结合于国情才有真正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融入了中国元素，变换了中国面孔，才被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对待历史文化总是包含着否定和继承两个方面，并且两个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有时强调这一方面，有时强调那一方面。总的来说，在革命时期往往强调否定的、跳跃的一面，这是革命的需要，不如此革命就没有合法性；而在建设时期，则要冷静看到传承、连续的一面，不如此就不能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对待历史文化的两个方面，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不对，不审时度势随意侧重某一方面也不对。
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历史上有过很深刻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的情况下，搞“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历史文化，既是极端的、错误的，也是片面的、不合时宜的。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那些处于造反阶段的政治力量多是对历史文化持批判态度，以寻求变革的正当性；而一旦执政之后，则注重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合法性，所谓逆取顺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历时60多年了，我们应有执政者的成熟心态，应有重视历史文化的自觉。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当今中国重视制度的历史文化因素，是对全球化认识深化的自觉。
越是全球化，越是要重视历史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国之间、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竞争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激烈。在全球化中，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全球化既是各国历史文化交锋、交流、交融的过程，也是各国历史文化发扬光大、独树一帜的契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在全球化中如果我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充分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就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倍加自觉地珍惜。
三、当下中国制度的历史文化基因
历史文化与中国制度的关联，不只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只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不是外在的而是有机的。在中国制度之中，从深层到表层、从宏观到微观、从政治到文化、从内政到外交，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就宏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几个最重要的理念，如思想基础、基本立场和奋斗目标等，都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思想基础方面，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词语出自《汉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贵在力行、循名责实、重效致用、实干兴邦等思想，并赋予了它崭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在基本立场方面，“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管子》中，即有“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论述。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奋斗目标方面，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有关大同、小康的理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绵延不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支持。
就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领域富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在政治领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最为发达。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习近平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在廉政问题上，习近平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对外战略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当今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在国家统一上，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探寻民族复兴强盛之道的过程中饱经苦难沧桑，“‘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历史文化的传承在价值观上尤为凸显。习近平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都内在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
以上可见，在范围上，中国制度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不是局限于某几个点、某几个方面，而是方方面面，是全局性的；在方式上，中国制度中的历史文化因素不是机械楔入的，而是有机融入的，不是生搬硬套的对接，而是自然而然的贯通。这些说明，历史文化是中国制度内在的“基因”，而不仅仅是点缀的“元素”。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历史文化是中国制度的基因、土壤、根基、血脉，但这些都不等于制度本身。基因与果实不能混同。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这些优秀的理念，并不一定是每个时代的主流，也不一定为统治者所真正履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发掘、发扬和践行这些进步理念和思想的追求。
四、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的辩证审视
制度建设既要扎根历史，又要面向时代。一方面，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制度建设，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扎根于历史文化，并不是要固守历史文化，更不是要从现在倒退回去，而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习近平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毋宁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也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历史文化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新时代要大力弘扬的。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下，要有“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气，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制度建设既要汲取历史精华，又要剔除文化糟粕。中国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复杂的。所谓多元的，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除了官方的意识，还有民间的思想。它们之间既是共存的，也有内在的矛盾。所谓复杂的，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既有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也有不少负能量的东西。因此，对历史文化要坚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里尤其需要注意时代的变迁和制度的变迁。历史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从时代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农耕社会、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到社会发展的局限，有不少的消极因素，诸如官本位、特权思想、忽视个人权利、推崇人治等等。而我们当今是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是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时代变迁和制度变迁。我们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待历史文化，而不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待当今制度。以当今为本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
制度建设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当然是对的，但不能因此闭关排外。在当代全球化信息化之中，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以从中获得启发。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国坚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积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习近平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将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学习、向各国人民学习，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中国和世界发展得更好”。
制度建设既要重视历史文化，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重视历史文化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将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分隔开来、对立起来，不能以历史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制度问题上，最根本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以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在这个论述中，历史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而社会主义摆在第一位，而且是本质的要求，这个定位是非常准确的。
[责任编辑 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