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八国集团；发展问题；治理
［摘 要］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全球性发展问题是七国/八国集团最早关注并特别重视的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了八国集团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时代背景、基本原则、具体措施、治理本质及现实困境。目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八国集团，正尝试通过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家、NGOs、公共媒体和市民社会等国际行为体的对话与合作，来增强其治理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合法性及功能，并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 D8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7）06.0061.08
七国/八国集团作为资本主义大国和富国俱乐部，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的良性运行，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性，发达国家不可能置身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孤立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是全球性的共同任务，需要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来实现。事实上，七国集团在首次聚会时，就已认识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是息息相关的，二者在保持一种有利于全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的气氛方面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1］（P19）因此，要解决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必须同时解决好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协调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八国集团确立了治理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则，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在治理金融危机、协调贸易政策、减轻债务、增加信贷、援助非洲、环境治理、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效。目前，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八国集团面临着自创立以来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八国集团，正尝试通过加强与二十国集团、发展中国家、NGOs、公共媒体和市民社会等国际行为体的对话与合作，来增强其治理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合法性及功能，并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新模式。
一、相互依赖的发达与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也即人们常说的南北问题，是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问题。具体涉及债务、基金贷款、贸易、能源、贫困、非洲问题、信息技术、环境问题等。［1］（P161）从当初的六国集团相聚开始，它就是首脑会议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日本三木首相是最早提出并主张注意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达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次西方大国首脑会议上，根据会议安排，每个首脑至少负责阐明一个问题，然后交换意见。法国总统德斯坦谈货币危机，美国总统福特介绍石油问题，西德总理施密特分析经济衰退问题，英国首相威尔逊谈国际贸易受到的威胁，意大利总理鲁莫尔谈东西方关系，日本首相三木重点阐述不发达问题。日本主张重新举行一个肯尼迪回合式的国际贸易谈判，以便保持日本所极其重视的自由贸易，这将要求东西方之间，穷国和富国之间有更大的相互支持。日本的这种态度既是由会议内部分工导致的，但更主要的是由其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与销售市场严重依赖的客观现实决定的①（注：在八国集团中，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从发展环境的角度讲，日本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最大的区别是，日本完全被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所包围，日本不得不经常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需求较为了解。同时，日本也严重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市场，因此，日本首先并特别关注发展问题。）。
1975年的朗布依埃首脑会议的宣言中，西方发达国家明确宣布，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他们将加紧努力谋求在所有国家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性的对话，而不顾经济发展的阶段、所拥有资源的程度以及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世界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和增进谅解，对于两者的繁荣是根本性的东西。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必要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大大有助于工业国家的经济的健全状态。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整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整个世界的相互依赖，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是完整的、全面的，虽然是复杂的、不对称的②（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第168-191页，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Scott, Foresman, 1989, pp2-6）。
按照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一种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依赖关系。［2］（P18-20）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落后国家越来越落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呈非对称性的轨迹发展。
八国集团中的美、英、德、法、俄、日一直就是世界上传统的大国、富国和强国，它们一直倡导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潮流、代表着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资本的流入与流出，是生产商品的主要产地、信息的汇聚中心，他们垄断着全球的技术、资金、贸易、信息的生产和流通，长期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地带。但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八国集团正遭逢着自1975年成立以来最持久最强烈的批评。［3］（P143）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发达国家越来越意识到不可能置身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孤立地发展自己的经济。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八国集团要想继续治理发达国家与全球性的各种危机，维持这种世界中心的地位，必须同时关注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与发展中国家中新近迅速崛起的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相互协调，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共同探索治理全球发展问题的新模式。
二、基本原则及其本质
通过对八国集团三十多年治理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基本立场、会议公告、基本措施等的分析和提炼，我们初步概括出它在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时所秉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及其本质。
第一，整体性原则。发展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共同决定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的好坏，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繁荣将直接关系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通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发展中国家是整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要统一纳入到世界经济的轨道中来，而不能孤立解决。［4］（P61）
第二，政治原则。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应尊重人权和法律、鼓励个人为发展做出贡献；要实行民主多元化和对公众负责的公开的管理制度；需制定健全的市场经济政策，以便使发展得以持续并使人民摆脱贫困。简而言之，一个开放、民主和负责的政治制度是面向市场经济有效而公平运转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诸多问题的基本前提。［3］（P310-315）
第三，经济原则。这主要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护其投资利益，要求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旨在增加竞争的部门改革以及市场的开放以促进经济增长，应制订透明和公平的投资条例，对外国和本国投资者一视同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实行投资制度自由化，为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做出政策方面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先进的工业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稳定的、日益扩大的市场和资本来源，向进行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以能够加强不断进行的自由化。［5］（P143-144）［4］（P61-62）
第四，贸易原则。发达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坚决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政策，致力于有效地实施开放的多边贸易制度，并进行结构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应大大减少关税，提高受约束的关税的百分比，同意对所有形式的例外情况——包括对国际收支困难采取的措施——实行平衡而有效的限制，有意义地参加涉及这些新领域的协议，制定出一套适用于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规则。［6］（P189-192）
第五，债务原则。债务问题的解决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进行改革，这是债务战略的核心，是减少债务和偿还债务的先决条件。债务国要采取发动储蓄以及鼓励新投资和收回抽逃资本以支持本国经济回升的步骤；债权国将通过重新安排官方债务的偿还日期和提供新贷款，继续向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缴纳款项，取消最贫穷国家欠下的官方发展援助债务。［3］（P79-89）
第六，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和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政策和中心目标。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是持续发展的宗旨。民主、人权、有透明度和负责任的管理以及在人力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是持续发展的基础。鼓励各国奉行正确合理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为持续发展制订适当的法律和结构框架；鼓励各国奉行分享发展战略和支持政治改革，这些改革保证廉政、政府责任、稳定的法治和积极的文明社会；鼓励发展一个健康的私营部门，扩大担保和共筹资金安排，以刺激私人资金的流动，并为中小型企业增加信贷；如果从私营部门得不到这些资金的话，继续为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持续发展要求人口的增长同增加的资源保持某种合理的平衡，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使她们在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活动并为稳定人口计划做出重大贡献。［1］（P161-162）［3］（P310-315）
八国集团对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则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大国的观点、立场和利益。发展是广义的、综合的、持续的，发展援助是有政治前提条件的，而不是无偿的、无原则的、任意的；其根本点是为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着想的，许多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关系，其中附加了诸多不平等的政治条件，这典型地反映了中心—边缘理论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实质。
三、治理领域与举措
随着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对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度参与，其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但治理的重点与精力仍然局限在金融、债务、基金贷款、贸易、能源、贫困、非洲问题、信息技术、环境问题等领域。［1］（P161）
第一，金融问题。货币问题是创立七国集团峰会的根本出发点，也是20世纪70年代首脑会议的核心议题。经过80年代的暂时偏离中心后，90年代后由于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又回到了聚焦中心点。［1］（P61）为了对较穷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西方七国支持世界银行和三个小地区开发银行设立软贷款基金，以补充国际开发协会的资金。对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将保证满足越来越多的商业贷款的需求，并支持以此补充多国开发银行的资金；鼓励政府与私人为这些银行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在发达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笔发展农业的国际基金。在1989年的首脑会议上，七国集团对最贫穷国家的情况做了专门的说明，将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贷款和世界银行对最穷和债务最重的国家的特别援助计划，补充非洲发展基金。冷战以后，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一直贯穿首脑会议的始终。针对1994年底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5年的哈里法克斯会议与1998年的伯明翰会议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列为会议的核心议题。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把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创建20国集团和金融稳定论坛，加强工业化国家中的金融管制，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对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债务问题。债务问题是七国／八国集团较早关注并基本贯穿始终的话题之一。从1984年的伦敦首脑会议明确制订解决债务危机的时间表开始，历经1988年多伦多首脑会议制订的对低收入国家实行的“多伦多项目”(Toronto terms)，1996年里昂峰会的“重债穷国计划”(HIPC)，一直到1999年的科隆首脑会议，才使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减免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决定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推进“重债穷国计划”的落实。［1］（P57-71）但债务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八国集团主张应通过债务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应把它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下，作为经济增长、贸易和金融一整套问题中的一个来考虑解决。
第三，贸易问题。一直以来，七国集团对待贸易问题与金融问题是不一样的。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问题不再局限于国内事务而成为首脑会议经常关注的国际问题。［6］（P171-175）七国集团在推动东京回合与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贸易霸权衰落期间，七国集团促进了高水平的政治合作和全球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贯彻和实施。［6］（P211-212）但由于八国集团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导致1999年的科隆首脑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的无果而终，没有就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千年回合——达成协议，僵局一直未能打破。目前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各当事方在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处于停滞与胶着状态。
第四，能源问题。能源问题是引发1975年第一次朗布依埃峰会的根源之一。也一直是南北问题中的焦点。1979年的东京首脑会议第一次把能源问题列为核心议题，以应对不可预测的石油价格上涨危机。1980年的威尼斯峰会继续对能源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1］（P19-22）在石油危机期间，工业国家首脑会议对石油输出国多次大幅提高石油价格的决定十分遗憾，认为这将加剧没有石油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还会增加发达国家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的困难，希望发展中国家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的气氛，以有助于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西方七国针对石油输出国提高石油价格的做法，不得不就石油进口规定了限额。时隔20多年后，由于能源供应持续紧张，石油价格不断攀升，国际能源安全遇到严峻的挑战。能源安全问题重新成为2006年圣彼得堡峰会的重要议题，能源合作成为当前牵动国际形势发展的一根敏感神经。本次峰会强调各国需要转变观念，建立新的能源安全理念和新的能源安全思维，协调行动，密切合作，追求建立全球开放、透明的能源市场，共同应对挑战，以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消费和过境安全等。［7］
第五，环境问题。在1981年的渥太华首脑会议上，七国集团在谈到制订长远经济政策时，第一次提出要保护我们地球上的环境和资源基础。这预示着环境问题开始进入首脑会议的议事范围。在1989年的巴黎首脑会议上，更是把环境问题列为当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认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臭氧层受到损害以及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过度，这可能导致今后气候的变化。［1］（P27）1990年的休斯敦首脑会议，从目标、工农业生产、环境与经济的关系、途径等方面进一步确立了治理环境的基本原则。［1］（P28）在1991年伦敦首脑会议上，七国集团关于环境问题重点研究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讨论了温室气体的形成根源，管理、保护和可以持久地发展各种各样森林的原则，筹措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技术，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有关的国际机构的合作，关于生物差异性问题，保护巴西热带雨林的试验计划，以及建立环境紧急援助中心等方面的问题，协调了七国集团在会议上所希望达到的基本目标、所提倡议以及建议采取的措施，积极推动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在2000年的东京首脑会议上，八国集团郑重声明要为《京都议定书》早日生效加强合作，力争使气候变动框架条约国会议取得成功，为根本改善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全球环境做出贡献。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德国海利根达姆八国峰会上，经过艰苦谈判，八国领导人终于就最引人注目的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了妥协，同意“认真考虑”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方提出关于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至少降低50%的建议，并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都为此而努力。
第六，非洲问题。非洲问题是全球治理发展问题中的重点，在1985年的波恩首脑会议上，法国率先提出了援助非洲的四项行动计划，并获得其余大国的同意。在1996年的里昂首脑会议上，八国集团提出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即指出发展中国家对促进其自身发展负有根本责任，又指出发达国家必须支持这些努力。在1997年的丹佛首脑会议上，八国集团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化伙伴关系的原则，支持非洲国家努力全面参与全球繁荣的扩大行动，并使其整个社会享受到繁荣扩大的好处。要达到这个目的，仅靠援助难以克服不恰当政策的影响，应确保对最迫切需要并且正在进行必要的普遍改革的国家提供足够的公共管理、建立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系统、发展基础设施、发展乡村地区、保障粮食安全、重视环境保护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包括人民的保健和教育，并共同实施一项全球一体化战略，创造一个更安全和更稳定的国际社会。［1］（P32）在2002年的卡纳纳斯基斯会议上，八国集团签订了“非洲发展新合作伙伴计划”，希望促进非洲国家的自我发展，并鼓励西方国家提供援助。［1］（P131-132）2005年在英国鹰谷召开的八国峰会把援助非洲发展列为两大议题之一，并同意分别向非洲和巴勒斯坦提供500亿美元和30亿美元援助，给非洲的援助提供了共同的新的推动力量。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德国海利根达姆八国峰会上，非洲问题再次被列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八国集团与非洲的关系定位为“改革伙伴关系”，将重点关注伙伴关系的改革、健康、艾滋病防治、非洲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等问题，帮助非洲进行良好的政府管理，减少腐败，改善投资条件，促进更多民主和公正。
第七，信息技术。八国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信息技术问题。199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关于“全球信息社会”的七国集团部长会议，主要讨论了电子商务的国际规则、保密与数据保护问题。［1］（P115-118）在2000年的东京首脑会议上，八国集团签订了具里程碑意义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认为信息社会是通过充分利用知识和设想实现人类希望的社会，信息技术是推进21世纪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将为所有的人提供重要的机会。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方面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八国集团积极促进向发展中国家普及信息技术，促进各个国家、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基层努力在内的合作，鼓励民间团体的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那些阻碍实施新信息技术的最根本的基础设施问题，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投资，并通过建立普遍的教育和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知识，完善电子网络、通讯、运输和邮政服务等问题；设立“数字机遇”工作委员会，促进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和关于政策问题的对话，提高消除信息化差距的意识，研究民间部门的建议，促进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和规定，促进其整顿网络环境，提高互联性，扩大进入，降低信息技术费用，培养人才，奖励参加世界性的电子商务网络，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为了实现帮助最贫穷国家利用信息革命的巨大力量和潜力，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率，八国集团进一步制定了一些普遍准则，以促进信息技术和电气通信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服务工作的效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促进电子商务，推进课税、关税和市场主导型的技术标准，提高消费者的信赖，保护消费者和个人隐私权，确保交易的安全性（电子认证、署名和密码等）。［6］（P285-293）
此外，八国集团还制定了2015年之前将要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在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普及的一流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减少婴儿死亡率，提高母亲健康，防治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以及发展全球性的发展伙伴等方面，［1］（P114-115）全方位地积极参与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治理。
四、结 语
在八国集团参与全球发展问题三十多年的治理历程中，在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增加投资和援助、减少贸易壁垒、加快技术转让、减免债务、消除贫困和饥饿、治理环境、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发展非洲新伙伴计划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和重要成就。但由于在政治信仰、价值观念、成员构成、组织制度及运行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八国集团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充满教训式的口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度的，缺乏交流、沟通与互动关系，其相互关系并不单纯是经济关系，同时存在着复杂的不平等的政治关系，其治理的成效离国际社会的要求与希冀尚有不小差距。当前，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八国集团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与分量相对减弱，其单独治理全球性危机的能力和作用正遭遇着自其成立以来最大的合法性危机。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的成效紧密相关，它可以对国际政治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取决于非主导国家或贫弱国家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以及在共同利益的分配中所能获得的份额，享有相应的地位并承担集体领导的责任。如果国际机制要变得更具合法性，则工业化国家必须愿意让出更重要的资源，允许其他国家自由地进行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①。[注：① Judith Goldstein, Miles Kahler, Robert O Keohane, and Anne.Marie Staughter, Introduction: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Summer 2000, p399； 门洪华：《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1）。]
依据此理论，八国集团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忠诚，一方面，从根本立场来讲，发达国家必须改变其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治理模式，不能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作为一种手段，为发达国家的利益服务，而要放弃其小集团的各种狭隘动机，实现一种普遍的赞同意愿，使这种意愿在政治系统中表现为大众忠诚。另一方面，从组织上讲，要进一步扩大八国集团的成员或规模，增加其代表性和广泛性，尽可能地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来增加其国际社会的认同。［8］（P60-64）为此，八国集团迫切需要加强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与协商，共同探索一条治理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新模式。
1999年6月，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长在德国科隆提议创立的二十国集团就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努力探索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性公共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较具广泛代表性的论坛，是一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就经济和财政以及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和促进合作方面进行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9］其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①。[注：① John Kirton,The G20: Representativeness, Effectiveness, and Leadership in Global Governance,in John J Kirton, Joseph P Daniels, Andreas Freytag（eds), Guiding global order: G8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Burlington, USA: Ashgate, 2001, pp145-167 陈特安：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载《人民日报》，2001.11.18。1999年9月25日，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由二十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会议的一个新集团。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员——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俄罗斯，作为一个实体的欧盟以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85％，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是迈向合法化目标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二十国集团自创立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并确立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新的原则和方向，［6］（P143-144）在国际社会已获得了一定的认同，并展现了其未来较为乐观的发展前景与积极的治理功能。最令人鼓舞的是，“9•11”事件以后，二十国集团召开会议一致通过《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行动计划》，声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也是二十国集团本身的责任。二十国集团迅速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制定了一些主要措施，要求各成员国将依据各自的法律冻结恐怖分子及其合伙人的资产、迅速实施联合国有关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活动的有关决议、交换有关情报和信息、对一些需要技术支持的国家提供帮助等，从而及时阻止了恐怖分子滥用正常的金融体系，切断了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有效防止了恐怖主义威胁的进一步扩大。［10］
二十国集团的创立显然是八国集团力图主宰全球问题力不从心的一种被迫革新，是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一种力量整合，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重要作用的一种承认和重视。联合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不仅可以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性，而且无疑会增强抵抗全球金融风暴的免疫力。二十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集团的创立标志着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重大发展，它增强了当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治理机制的合法性。［11］
除此以外，八国集团还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巴西五国）、NGOs和公共媒体、市民社会等国际行为体的联系与合作，［1］（P88）通过扩大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体的范围，使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与合法性。
未来，八国集团将继续关注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治理，在发挥领导作用、履行承诺的效率、取得持久性的结果、确立更高的可接受的标准、协调国内外的压力、处理好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6］（P184-185）妥善处理与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分工与合作、改革其议事日程、行为与运行模式等方面，［12］将继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从而，为创建一种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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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光耀二十国集团呼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融资活动［N］法制日报，2001.11.19
［11］ Porter TonyThe G7,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the G20,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Z］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March 15, 2000 http://wwwg7utorontoca/
［12］ John J Kirton, Michele Fratianni, Alan M Rugman, Paolo Savona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8 ［A］ Michele Fratianni, John J Kirton, Alan M Rugman, Paolo Savona New perspectives on global governance： why America needs the G8 ［C］ Aldershot, Hampshire: Ashgate,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