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于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工商业主兼地主家庭。他曾于1917年赴日留学，1921年归国后一度尝试“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1922年6月，彭湃与地主家庭决裂，烧毁了自家田契，从此走入农民之中，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2年7月，彭湃开始组建农会。此后，在他的领导下，农会组织农民同剥削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929年8月，彭湃不幸被捕牺牲。
彭湃在革命生涯中一直植根于农村，唤醒、组织农民去抗争，为着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导师和朋友。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些闪烁着光芒的人格魅力，其风范具有崇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当代共产党人学习。
对农民至诚至爱，甘愿脱下长褂、烧毁田契去唤醒农民，他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彭湃一直把自己当作普通农民的一员，他从改变自己的衣着、语言和生活方式做起，努力融入群众之中，赢得了农民的亲近。接着，他从“革自家的命”开始，烧毁田契，唤醒农民的反抗意识，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此后，他身先士卒，组织农会，带领农民闹革命、求解放，为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农民的无限信赖。
1922年5月，时任海丰教育局长的彭湃因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海丰豪绅地主的反对和诬告，被撤职。县里所有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被解职，“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失败。从此，彭湃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农方面来。为表达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他在《赤心周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诗篇：“这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就是我。”从那时起，彭湃即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积极融入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初到农村时，彭湃穿着白色的洋服、戴着白通帽，来到赤山约（相当于乡）的一个乡村。村中一个30多岁的农民，看到彭湃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着粪土，一面对他说：“先生坐，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答道：“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喝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说完这句话便跑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农民们不是把他当成来收捐的，便怀疑他是做官当兵的，仅与他应酬几句客套话，就远远躲开了。不仅农民不接受他，彭湃的家人听说他要搞农民运动，便对他像仇人一样，他的大哥甚至想杀了他才甘心。但这些阻力都未能动摇彭湃到农民中去的决心。他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办法，一直想到天亮，终于想出了农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是他对农民说的话，太文雅了，好多农民都听不懂；二是自己的面貌、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一见他就怀疑是他们的敌人，不想和他接近。于是，他脱下洋装，换上了农民常穿的粗布衣服；摘下白通帽，戴上了农民常用的尖顶竹笠；脱下皮鞋，打着赤脚，每天早上到路口大树下等待过路的农民，或到纵横的田埂上，跟着农民到田里铲草锄地，做农活、拉家常。有时，他还携带着留声机，放歌给农友听，不管狂风烈日，始终不间断。下田插秧时手脚弄破了，还坚持干；学犁耙田，牛拖着他跑，仍坚持学。与家庭决裂后，彭湃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就像一首山歌所形容的：“手捧米糊粥，风吹两条沟，清如山溪水（形容米糊粥之稀），豪情在里头。”他经常跑到农民家去和农友谈心，“孩子有几个？种多少田？收成的米够不够吃？”这样一面问着，一面帮农民干活。有一次，他到一个农民家里去，这家人正在鸡笼旁吃饭，笼里有鸡屎，味道很难闻，但为了能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之中，他还是盛上了饭，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来就吃。
仅仅是和农民打成一片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唤醒农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经受了几千年封建剥削的农民，不是几句话就能唤醒的。彭湃决心首先从自己家开始革命。他召集自己的佃户，把田契还给他们，叮嘱他们不要给他送租谷，还让他们把这些话告诉其他农民。可这些佃户都不信他的话，默然自忖：“话是这么说，但自祖宗以来耕田还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还租哪里问心得过？湃舍的好意，只有心领就是了，租还是要还的。”彭湃意识到自己这种恩赐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他决心采取更彻底的方式。
1922年6月的一天，在海丰龙舌埔戏将开演的前一刻，彭湃拿着一大堆田契走上台来，发表了一番令人震惊的演说：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彭湃的，这些田是农民兄弟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他指出，这种剥削农民的不合理制度，必须彻底废除。说罢，彭湃一张张地宣布田契上的田地方位、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烧毁，并庄严宣布：从今日起，他分家所得的那份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台下的农民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地说：“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为革命能舍弃一切，我们农民为自己的解放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彭湃以自己的行动启发了农民，在农民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正因为如此，彭湃赢得了农民的无限热爱和信赖，他成为海陆丰数十万农民一致崇拜的英雄，成了农民心中救苦救难的“菩萨”。农民们常说只要“彭菩萨”在，我们就不怕。1926年彭湃到普宁慰问农民时，有7000多名男女老幼及500多农民自卫军步行20多里路去迎接，人们敲锣打鼓，场面异常热烈，许多农妇和儿童欢呼：“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当时人们还编了一首歌谣表达对彭湃的热爱：“农军智勇又精忠，战胜豪绅年又丰。人民男女相亲爱，敲锣打鼓迎彭公。”正如瞿秋白所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在农村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
彭湃自1922年6月开始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他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剥削阶级作斗争。1922年7月29日，彭湃邀集志同道合的进步农民张妈安等5人，正式成立“六人农会”，这是形成农会组织的第一步。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成立，会员有500余人。随着形势的发展，海丰县总农会于1923年元旦正式成立，到5月间，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在彭湃的领导下，农会当时实际上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经过努力，1927年11月，彭湃领导海陆丰人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进行了理论总结，写成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他本人也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在彭湃的组织下，农会领导农民向剥削阶级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斗争。在赤山约农会成立前后，彭湃领导农民进行了一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对地主开展了“同盟非耕”，以反抗地主对农民任意实行“加租”、“易佃”；打击城市恶霸土豪的敲诈勒索，取消了无理的“粪船捐”、“码头捐”。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对农民提出了“减租、取消‘三下盖 ’、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不给陋规与警察”的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地主阶级及其工具——警察。1923年5月，农会领导农民反对地主串通法院扣押农民的斗争取得胜利；同年7月，针对海丰农村发生严重风灾水祸、农产品基本失收的状况，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提出“至多三成交租，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这些斗争，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除此之外，彭湃还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运动不能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彭湃就主张：“海丰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领导农民进行斗争的同时，彭湃也深刻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他以农会名义为农民群众办社会公益事业，为农民谋福利，在农村掀起了一场革除陋习的社会革命。在教育上，当时海丰全县的教育经费的80%取自农民，而全县农民中会写自己名字的却不到20%。农会便成立农民学校，办“农民教育”。农民教育即给农民以现实的教育：“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农会负责请教师，指定校舍。学生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力、人工则由入学学生的父兄合理负担。所收粮食，除还地主田租外，其余的作为学校经费和先生的薪金。这方法实行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10余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有数间，由农会教育部指挥和监督，“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500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在卫生工作上，海丰总农会办起了农民医药房，由热心农民运动的西医吕楚雄主持。凡农会会员看病，无论门诊外诊，凭会员证不收诊费，药费仅收一半，其余半价由农会或其它捐助补充。吕楚雄的妻子担任产科接生员，会员生小孩免收接生费，药费也只收一半。此外，农会“养用马两匹，以备医生紧急之用而省病家的轿费”。这一系列举措使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要钱的待遇。农会还组建了仲裁部，为会员调解纠纷。农会的仲裁部勉励部员：“我辈应当牺牲私人的利益和健康，替弱者奋斗！这是我们义务之所当尽的！”“我们所尽力的，不愿受弱者一声感谢！……一切会员拿来的酬谢礼物，是我会的违禁品，极耻辱的东西！”于是，不管婚姻、命案等，远近农民一有争执，都愿到农会仲裁部要求解决。在农民看来，农会仲裁部就是农民的法庭。农会还成立了济丧会，为丧者办新式葬礼。海丰原本有个恶习，白事大操大办，地主还趁机放债，从中盘剥，农民苦不堪言。这个时候，彭湃就组织农会发起一个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无论哪个会员家里有人去世，都由各会员挪出两毫钱来济丧，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参加者只参加悼念，不去死者家中吃喝，使丧事办得既隆重又俭朴。农会规定，凡参加济丧会的会员，都要照此办理，不搞旧风俗那一套。为此，彭湃还特地写了一首歌谣在农民中宣传：“无道理，无道理，死了一个人，吃饱通乡里。太不该，太不该，地主来讨债，孝子哭哀哀！真可恼，真可恼，生做个穷人，死不当只狗。莫烦恼，莫烦恼，大家合起来，打倒地主佬！打倒地主分田地，千家兴，万家好。”
他是一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和天才的演说家，头脑像火炉般充满热情，语言极富煽动力和凝聚力。
彭湃是一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当时的海丰农民，大部分没受过多少教育，往往把所受的压迫理解为“命中注定的”，不懂得要通过革命去获得解放的道理。彭湃就把这些革命道理用通俗的土话表达出来，以唤醒和教育农民。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比如他向农民讲解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这样说：“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究竟哪一种多？……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彭湃还常用图画、诗歌、魔术、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革命的内容，教育不识字的农民。他把革命道理和农民的疾苦，用海丰方言编成歌谣教儿童们唱。如《农民兄弟真凄凉》：“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这些歌谣深刻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海丰流传甚广，连乡村的小孩都会唱。此外，为了吸引群众，彭湃曾花了几天时间，专门学玩魔术。一次，在一个村街头，他为村民表演魔术，只见他端出一杯清水，用手一点，清水变成了黑水，又一点，黑水忽地变成了红水，手一拍，杯中出现了两条小鱼。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随即利用魔术道具向农民作政治宣传。他指着清水说：这代表没有压迫和剥削。指着黑水说：有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劳苦大众就过着像黑水一样的日子。然后深情地指着红水说：这代表革命胜利，日头正出，世界很快就要变成红色；最后指着小鱼说：这水好比农会，鱼好比农民，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我们农民离开了农会，就不能翻身。这样生动活泼的宣传使农民一下子就听懂了革命道理。彭湃喜欢画画，他曾为《赤心周刊》画了一幅封面图案：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画面上端，书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画面下端，挣断了的锁链一节节散落下来。这幅画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这是彭湃用画笔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范例。彭湃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创作者和表演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曾组织和演出过反日话剧《朝鲜亡国恨》。从事农民运动后，在1923年3月3日海丰县新年同乐会上，彭湃出演了话剧《二斗租》的主角，他那充满感情的演出，使农民深受感动，就连上了年纪的老农看了，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彭湃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头脑永远像一个火炉”。他对工农像火一样充满热情，温暖着贫苦人民的心，照亮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为了激发农友的斗志和信心，他在讲演中勾勒出一幅未来美好的图画，使人无限向往。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把一切的反革命派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达不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办了！”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用比喻的方法，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地诠释出来。有一次，彭湃给学生上《蝗虫与稻》一课，讲到蝗虫对水稻的危害时，比喻说：“蝗虫好比地主，水稻好比工农，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蝗虫所害；工农生活如此困苦，则是遭地主剥削所致。农夫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消灭蝗虫；工农群众要过幸福的生活，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彭湃高超的讲演水平，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不但发动了农民，甚至连一些反动分子也深为感染。有一次，彭湃在香港西营盘一个广场发表演说。他向群众讲解组织农会的重要性及农会被解散的经过。听众均为报告所感动，他们虽收入低微，生活艰苦，也还是纷纷解囊捐款支持农民运动。甚至一个香港政府派来监视的暗差听后，竟对彭湃说：“早不知是彭先生来做演说，故我们来看看。以后彭先生要讲话，我们当为关照。”
他领导农民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首先在这里得到实践。
作为党的早期领袖，彭湃较早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实行土地革命，采取工农联合、武装夺取政权。他还积极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在东江海陆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海陆丰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11月13日，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11月18日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开幕，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通过了“没收土地案”，提出了四条分配土地的标准，颁布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命令，收缴地主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据统计，截至1928年1月14日，海丰全县焚烧田契约47万张，租簿约5.8万多本。各区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土地科，指导农民分配土地。截至1928年2月底，据中共海丰、陆丰两县县委报告，海丰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陆丰没收、分配的土地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当时，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期，对苏维埃政权所开展的土地革命曾有这样一段报道：“一切田界——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剥削农民佃户的田契、租约、债券等完全当众销毁，一切田地都归乡村苏维埃，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当铺的财物完全没收，无价发还典质的农民，一切反革命派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充公，作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费用，用来救济贫民，从事公共建设，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军队。”不仅如此，在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这面旗帜的带领下，东江许多县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种政权模式，就县一级情况而言，“是中国前古未有的”，“这种壮举，实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它在实践上回答了用什么形式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一重大问题，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为此，党中央对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终于在苏维埃政府和彭湃的领导下实现了。
“彭湃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派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这段刊登在1929年9月第四十三期《红旗》上的话，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撰写的，对彭湃光辉而战斗的一生给予了最好总结，也是对彭湃伟大人格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