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关健词：上海文革研究；史料；出版物类；非出版物类
中图分类号：K05;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5-0164-07
作者简介：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 200235）
一
文革发生在中国，是当时郁积着、纠缠着的许许多多矛盾的总爆发，且对改革开放是个反衬，固然是中国的课题。文革震动并影响了全世界，当时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发生了与中国红卫兵运动相呼应的学生运动（其主旨是相异的），文革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所以文革也是世界的课题。
中国文革的政治路线及其长达10年的错综复杂的进程（国外有观点认为文革至1969年结束），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值得追问、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承认，国际上还是比较关注的，即从1966年开始伴随着文革的进程，就已有所展开了。具体来说有课程、有论著、有资料库等等，但总体的水准不很高，主要表现在关键的第一手史料没有开掘，一些见解的树立缺乏中国式的体悟（近年，从国内出去的一批学者显得较活跃）。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依靠中国学者，甚至只有取决于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文革研究确实具有成为世界“显学”的品质）。
同时，我还坚持认为，一代“文革亲历研究者”（或称“亲历性的研究者”），即“亲历过文革运动的研究人员”的研究——不是回忆录，不是口述史，而是认真的研究论著，将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批“文革亲历研究者”的思考和视野一定会有局限，也一定会有许多独到的感悟（尤其在细节和心态方面）。可为数十年后年轻学人（“非文革亲历研究者”）的研究提供参照和补偿。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鼓励并支持“文革亲历研究者”的工作，也就具有了“抢救”的意义。
就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而言，一方面中央一级的出版机构不断推出相关著述，如席宣、金春明合作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张化、苏采青等主编的《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思考》、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安建设编著《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王文正口述《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一些重大的研究项目，如《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13册、《毛泽东传1949－19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和一些纪实回忆，如《邓小平文革岁月》、《王光美访谈录》等，也都关涉较多的文革内容①。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曾宣布：国史研究巳成熟，《国史简编》、《全编》、《大事记》、《长编》等4个计划正在执行中。另外，中央党校有金春明教授在公开招收文革专题的研究生等。这都说明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另一方面，更广大的学术机构却没有开展文革研究，以至既没有资料积累，又没有学者队伍，更毋论学科建设了。其中主要缘由恐怕在于该项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坚持从史料出发，坚持学术的立场和态度，应该是正确的路径。何况，进行文革研究，除了政治史的方向外，还有社会史、生活史、经济史等多方拓展的空间。2006年初，从正规渠道传来一条消息，那就是2006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申报指南《党史党建》一栏中，首次增设了“注意文革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2007年度，该项内容继续列入课题指南）。以此为契机，希望文革研究得到关注和重视。
上海在中国文革史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特别的，这不仅因为“四人帮”中有3人是从上海发迹的（江青也与上海有很深的瓜葛），更在于“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以及后来的“整党建党”等，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势。再联系文革运动中上海的经济状况、上海的国际影响等因素，从上海的“切口”进入，既能扎实地做好上海文革史的研究，又能拓展和丰富全国文革史研究的内容，尤其对“了解文革这场灾难中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有着重要作用的”②。
关于上海的文革研究，尽管迄今没有定规划、成规模地展开，例如除复旦大学已正式开设文革史课程外，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大学等综合类高校均未开设专门的选修课，社联没有专门的研究会，出版界没有专门的刊物。但因为上海文革的特殊地位，许多年来，终究还是有一些研究关注着它、追踪着它，终究还是涌现出一些值得记载的成果——上海的文革研究并非是块“不毛之地”，但还有待辛勤开垦。我们都是开垦者。
二
现对这些成果和史料作简介，第一部分为出版物（含未刊稿）：
（一）著作类
1.《上海文革史话》，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内部印发）。
该稿两大册，约五六十万字，内部印发，编号登记。1988年5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同意，由市清查“四人帮”办公室的一批老干部组成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利用工作中掌握的大量资料，以及后来上海各级党组织编写的《文革大事记》，经过多年的努力，于1992年8月完成初稿本，1994年6月完成定稿本。全稿共37章，计1001页，从“文革前夜发生在上海的几件事”到“武装叛乱的策动和破产”，比较完整地涉及了上海文革的全过程。因许多资料都是首次刊发，本.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写法上不是学术著作的路数，也不是报告文学的样式，且牵涉到不少“具体的人”，故没有正式出版。
2.《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第7、8章，熊月之主编，陈祖恩撰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内容为上海通史“当代政治”卷的一部分。尽管篇幅不大，因符合通史的体例，也就从“造反：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到“四人帮和上海爪牙的末日疯狂”，比较简略却又完整地记述了上海文革运动的过程。同时，本卷对文革发动前形势和文革结束后“揭批、清查、审判及平反昭雪”等内容有所展示，线索清晰，结构完整，充分显示了通史体例的长处。
3.《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兴亡史》，李逊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6年版。
李逊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后利用编写《上海工运志》的机会，接触了上海工总司的档案材料，并有心地作了收集和记录。1992年赴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写作了该书。该书共21章，计592页，主要以上海工总司的造反史为线索，约3/5篇幅的内容集中在1967年8月4日“踏平联司”之前，即后期薄弱一些。该书资料较丰富，许多分析也颇有见地。作者还与美国裴宜理教授合作完成了英文版的《文革中的工人们》。
4.《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叶永烈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此为叶永烈著“四人帮”全传中的3卷。每卷名为“传”，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文革时期。叶永烈接触了一部分档案，但这不是他的长项。叶的长项在于作了大量的口述访谈（并附录音，叶称为“活材料”），有关上海文革的访谈对象有贺绿汀、陈波浪（常溪萍夫人）、陶勇家属、廖祖康（王洪文秘书）、耿金章（二兵团司令）等许多人。叶著披露的许多史料很有价值，如姚文元日记等。也许叶著过多地依赖口述，有些地方需要核实。
5.《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革命”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书初稿于1992年10月，重点回忆了作者文革10年的亲身经历。因作者身份特殊（文革前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其经历直接关系诸如“批判《海瑞罢官》”、“一月革命”等事件的内情，及其被囚禁8年的情况，有其独特的价值，“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①。本书共4章，计303页，就作者亲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还应有很宽阔的展开余地。
其它与上海文革运动相关联的著述还有《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②，两书均是上海党史机构为纪念建国50周年、建党80周年而编撰的，编者没有回避文革时期，而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结构完整、内容全面，首次公布了一些史实和数据，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巴金的《随想录》，该书为巴金先生的文革遭遇及其反思，有多种版本，可为研究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行为和心态”提供例证，为进一步反思文革提供启示。
《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重大事件亲历》③，该两书的作者均为跟随苏振华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书中有些材料相当可贵，如1976年10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给中央的电报等。
《苦难与风流》、《东方十日谈》等，主要记述“老三届”人在文革中的经历。
另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也很有参考价值。
（二）辞典类
1.《上海党史大典》，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该《大典》在第二篇重要活动与事件（1949.5－1978）中，共列出138个属文革运动时期的条目，其中除“康平路事件”、“风庆轮事件”等政治性内容外，还列有“小三线建设”、“第一座黄浦江大桥建设”等条目。同时，《大典》在第四篇重要会议中，列出197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条目；在第五篇重要人物中，列出张春桥传、王洪文、徐景贤等条目；在第六篇重要文献中，列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等条目；在第七篇重要报刊中，列出《学习与批判》等条目，总体设制是比较周全的。
2.《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1949.5－1987.10》，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内部版。
该《资料》按时间顺序专列第六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具体内容有“概述”，并分节列出“中共上海市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工作机构”、“上海市市级政、军、统、群系统党组（党委）”、“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下属党组织”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机构沿革表”等。同时，上海市政权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中，也都专列“文化大革命时期”机构沿革和人员变化的内容，均可供查阅，且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3.《20世纪上海大博览》，夏东元主编，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该《大博览》按时间顺利排列，以与其它时期相同的规格处理文革部分，即一月一页（少数二月一页），每页有大事简辑，有主要消息，并配发照片，做到图文并茂。据统计，文革部分约占一百页。《大博览》的内容主要采编于当时的报刊，所以可与其它出版物形成互补。
另有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撰的《上海大辞典》正在出版过程中，其中文革部分有近二百个辞目。
（三）方志类
1987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2002年，上海共出版县志10种、区志12种、专志96种以及乡镇、街道志、行业志上百种，高校志十多种等。
应该承认，因认识的局限，绝大多数志书没有设“专记”记录文革的内容，但志书的客观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又决定了它必然绕不过文革时期，即或多或少地有所记录。所以，除了仅有的几本外，还是能从绝大多数的志书中检索出文革内容的，尤其《中共上海党志》、《上海工运志》、《上海青年志》、《上海劳动志》等，都有一定的篇幅涉及文革中的工人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上海价格志》、《上海卫生志》、《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日用品工业志》等则可提供大量文革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
2005年，《上海通志》（全10册）正式出版。《通志》第45卷专列“文化大革命纪略”，分五节以纪事体记录了39个专题，如“上海市委写作组”、“同济五·七公社”、“上海地下党冤案”等，所选内容重大，材料和数据准确，具有权威性。
（四）大事记类
继清查“四人帮”工作以后（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关的人和事），自1983年10月起，上海各级党组织又集中进行了历时3年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教育。据此，在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全市各部、委、办、区、县、局党委、党组以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较大的企业、事业单位党组，均组织力量编写了《文革党史大事记》（后不少单位在时间跨度上进行了扩展，使之成为建国后的党史大事记）和专题调查报告。这些大事记少则数万字，多的达到数十万字；有的单位正式出版，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体育系统党史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历史大事记》，有的则内部刊印，如《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历史大事记》、《解放日报五十年大事记》等。尽管这些大事记是某一部委、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记事，目前也散见于各处，但汇总起来，串联起来，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
（五）报刊类
文革期间，上海连续出版的正式报刊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支部生活》（包括《新民晚报》等均停刊）。上海“一月夺权”前，该“两报一刊”作为市委机关报，为维护大局，坚持从正面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宣传和报道（即从不刊登“革命造反”的消息），例如上海人民如何热情接待外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等。“两报一刊”夺权后，则完全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甚至直接发布“通告”之类，最终成为“四人帮”集团的喉舌。
在文革初期创办的造反报刊中，尽管也有一些通过邮局发行，唯有《工人造反报》被列为正式报刊（后合称上海“三报一刊”）。1971年4月，经调整后《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宣布停刊。文革中期，上海又创办了连续出版物《红小兵报》、《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正是这些报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及涉及广泛的政治评论和社会报道等，决定了它们作为文革研究资料，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
三
第二部分为非出版物：
（一）档案类
因上海文革没有经历军械性的全面武斗，各方面的管理也比较规范，所以，上海在文革档案的收集、整理和保管方面，还是做得很有成效。不仅市档案馆保存了相当部分的文革档案，如C33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档案（1966－1976）3968卷；B60上海市“五七”干校档案（1967－1978）3766卷；B61上海市革委会地区组档案（1968－1978）133卷；A87上海市审判“四人帮”办公室档案（1979－1982）552卷等①。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等也都保存着部分的文革档案。应该承认，这些档案（有会议记录、通告、文件、简报、批示、报表、往来信件等）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只是因为目前尚不开放，其利用价值也就有待以后开掘了。
（二）群众报刊类
1.上海文革运动中市级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所谓“市级造反组织”是指或跨地区、或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因规模大、联络广，注重宣传舆论，均创办了铅印的报刊（约卅多种），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红总部）、《红卫战报》（红革会、红上司）、《上海红卫兵》（市大专院校红代会）、《财贸战报》（财革会）、《体育战报》（上体司）等，这些报刊大多创办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以后，在大批判高潮中，又有全市性的《大批判通讯》（上海革命大批判联络站）、《政法战线》（上海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教育革命》（市红代会）等创刊。这些报刊既有自己的组织立场，又参与全市的文革运动，且因多数通过邮局、新华书店发行，有一定的权威性。后市革委会着手进行整顿、整肃，这些报刊大多于1968年9月停刊，最晚的如《体育战报》、《上海红卫战报》则拖延到1969年5月停刊。就此，一般市级造反组织的报刊均连续编发2－3年，少的几十期，多的则达到上百期，是研究上海前期文革运动的重要资料。
2.上海文革运动中各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
众所周知，各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的造反组织在文革中均充当了重要角色，即这些组织不仅以学校为战场，更“杀”向社会呼风唤雨。因之，高校造反组织创办的报刊就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辐射力，在上海主要有《东方红》（同济东方红兵团）、《反到底》（交大反到底兵团）、《革命楼》（戏剧学院“革命楼”）以及《新师大战报》、《复旦战报》等（巳发现铅印版总量约六十多种）。这些报刊虽然不在邮局、新华书店发行，仍能通过交换、街头叫卖达到较高的发行量。高校造反组织间会有很多变数，其报刊的存在时间也就会有长短，短的数周，编发几期；长的数年，编发上百期。至1969年5月，上海各高校报刊全部奉命终刊。上海高校报刊独特性强，内容丰富，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有的保持了长久的连续性，是研究上海文革运动前期的重要资料。
3.上海文革运动中各基层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此处所说的“基层群众组织”是指各区、县、局一级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有的很庞大，很有资源和实力；有的则很有关系，上通而下达，所以都能独立地拉起编辑部，主办铅印版的报纸，如《铁路工人造反报》（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红医兵团》（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卢湾区大批判》（卢湾区大批判宣传组）、《房产工人》（上海房地局工人革命造反指挥部）、《史学批判》（上海市史学批判联络站）等。据统计，现巳发现的此类报刊有两百多种。应该承认，此类报刊中只有小部分立足于反映本系统、本行业的情况，办得较有模样，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大多数则迎合了群众博取“小道消息”的兴趣，版面上充斥着“首长讲话”、“各地消息”、“上海见闻”等内容。这些报刊除了供内部交流外，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外销售，所得钱款多作为组织经费。另外，也有同人报刊、地下报刊混入其中。此类报刊众多而杂乱，作为史料的价值需要有所检索和发现。
4.上海文革运动中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
1966年8中下旬起，随着北京红卫兵大批南下，至年底逐渐形成了以“首都三司”为代表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群体（规模不等达五六十个）。这些外地红卫兵组织驻扎上海，以“指点江山”的姿态参与上海的文革运动，趁“一月革命”兴起之时，办起了铅印版的报纸，主要有《首都红卫兵－上海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新北大评论》（新北大驻沪联络站）、《井岗山报》（清华井岗山驻沪联络站）、《红旗》（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1967年3月，中央宣布红卫兵返校，这些联络站纷纷响应，所办报纸随即停刊。
1967年6－9月间，全国发生大规模武斗，江浙一带及湘、鄂等地的部分造反派流窜到上海，在上海办铅印小报，以制造舆论，如《苏南火线》（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联络站）、《浙江通讯》（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站）等，约三十多种。10月后，毛泽东南巡讲话发表，形势有变，这些联络站及报刊也就消歇了。
这两类外地来沪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一类集中在“一月革命”时期，并直接作为舆论工具，参与了“一月革命”的全过程，突出表达了外地红卫兵的立场和观点；一类则是全国武斗情况在上海的间接反映。两类报刊的持续时间不长，但对研究这两个时段的上海文革，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三）传单类
文革时期，传单这种自由印发的宣传品，主要在1966至1967年间大量使用。在上海，针对北京红卫兵宣扬“红色恐怖”、“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夺权”以及“炮打张春桥”、“冲砸联司”等，均有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大量散发和张贴传单，有的甚至从上海的高楼大厦上往下飞撒。应该说，这些传单的内容最直接表达了参与者的立场和态度，是最具有现场感的史料。但是，传单零散性的特征不仅使之难以汇总，也不宜保存。所以，对文革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就有个不断寻觅和汇编的过程。笔者曾经在几处布满灰尘的书库里；人家的床底下、楼板上，发现或散乱或堆集的传单，真属于“可遇而不可求”。
（四）日记类
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习惯写日记，尤其经历文革这段激荡的岁月，甚至会有人坚持数年，成册成本地记，如葛剑雄教授整理、文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谭其骧日记》，就有谭其骧教授记于1966年5月至1970年12月的“文革日记”达200页。时下，上海有个民间图书文档收藏网络，一头连着分布全市的废品收购站，一头挂在文庙的交易市场。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单位撤并，家庭搬迁，便有大量留存多年的文档流入了这个网络。笔者曾在一专业收藏者手中，见到数套非常完整的文革日记和家庭帐册，其内容中虽然有不少空洞的豪言壮语，但一些具体的记录无疑很真实，甚至可为发生在上海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提供细节上的佐证，应属十分宝贵的研究史料。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文革时期的照片、信件、交代、检讨、思想汇报，甚至档案、文件等在这个网络中交流，关键是文革史研究工作者要有眼光和耐心，要花费时间、精力和资金在其中淘洗。
综上所述，关于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分为“出版物”和“非出版物”两大类。出版物中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非出版物中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事实上，尽管这些史料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真正进入专题研究，还是要融汇一体，并相互比对、相互参照的。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展开，有所建树，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正是缘于这个判断，本文列举了相关信息，以供参考。
（责任编辑：陈炜祺）
Preparation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
Jin Dalu
Abstract:Someone says: "Alth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ok place in China, historiograph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ppened to abroad" In order to upgrading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mestic scholars must make great efforts and tak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ctually, some Chinese scholars do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ose years. Historiograph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 is not sterility, on the contrary,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including publications and non-publications. The former refers to works, dictionaries, local records, memorabilia, newspapers & periodicals, and the latter refers to archives, populace papers, handbills, civilian diaries and so on. 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n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 we must take measures from collecting and arrang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Research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 Historical Materials;Publications; Non-publications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