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什么会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

个人，纷纷致电致函，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在上海召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恼怒地说：“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

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以孙中山的声望和地位，虽是短短的一席话，却在当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失却自由的陈独秀非但没有孤立，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

李达在《民国日报》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蒙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辛白作诗《怀念陈独秀》，对北洋政府（他们）进行声讨，予陈独秀以深深的敬意：“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民主与科学，“陈君平日所揭示的就是这两样”。他还呼唤：“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和出狱后，李大钊相继撰文予以声援。陈独秀被捕时，他借用一位读者的话说：“现在好久不见‘只眼’（陈独秀的笔名）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当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为之高兴，欣然作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诗中说：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

陈独秀没有想到，他的被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会后继出“很多化身”，如孙中山说的“五十、一百个”，以至很多很多，而他们中竟出现了如毛泽东、李达、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张国焘和瞿秋白、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一大代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进行了多场讲演，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

这些摇撼制度和体制的言论，对于专制的当权者来说，自然是反动的，所以他被明令停止讲演。他只得又乘车返回北京。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和高一涵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西车站，将他秘密送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他出京，两人乔装打扮，乘着一辆骡车，由公路出走来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乐亭。

一批搞政治的朋友

陈独秀在北大，受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人处心积虑地要将其逐出北大，甚至不惜辱没斯文，罗织所谓私德问题的罪名，刻意向他身上泼脏水。厚道的蔡元培再也抵挡不住压力，只得于1919年4月8日夜晚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两科的方式，使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的职务。

他的好友胡适恰不在北京，没能阻止这一事态的发生，事后，胡适对以“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私德太坏”，而将“学界领袖”挤出北大，一直“惊诧不已”，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还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多少年后，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一群人”。不过，他所说的这群人就不仅是上海，还包括北京乃至全国的影响所及，可见陈独秀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把十月革命和18世纪法兰西革命相提并论，称作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并预言“世界大势必有大的变动”。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政治嬗变，原本相信康梁，后又鼓吹民主和科学，扬言为此“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可却一次次的碰壁，就在焦躁的他越发看不到希望，十月革命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成功的范例，这大大地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

陈独秀在上海的这批“搞政治的朋友”，就是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他们大多住得很近，经常一起聚谈。陈望道回忆：“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当时，确切地说是建立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政党。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负责人，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

陈独秀先住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设在这里。不久，这里便成为筹组中共的重要活动场所。

《新青年》因陈独秀的思想倾向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宣传民主主义改为宣传社会主义，其中尤以《劳动节专号》为分水岭。中共早期理论家蔡和森说：《新青年》原本“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陈独秀最早注意到宣传和鼓动工人。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创办了《劳动界》和《伙友》两份工人刊物，并且亲自撰写文章，为工人立言、说话，号召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正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会也相继成立。

他还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旧中国，在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登临《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罗亦农遗孀李文宜曾在《忆罗亦农同志》中写道，罗亦农17岁时，因常读《新青年》，竟“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

这些青年来到上海，被陈独秀安排在上海党组织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杨明斋为公开的负责人，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教授日、法、英文。陈独秀也常来讲课。这些青年学成后多被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蒋光慈、陈为人等。

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就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8月，他又和李汉俊将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校对后出版。接着，李汉俊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社会主义史》。这3本书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极大，毛泽东就曾说过，这3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它第一次在中国明确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发刊词，是陈独秀撰写的《短言》。文章明确表示：“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而这实际上是明白清晰地阐明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任务。

南陈北李陈属首位

李大钊遇难后，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即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初版本。

胡适曾把南陈北李做了比较，他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历史的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以陈独秀的声望和影响，一旦形成坚定的信仰，他在当时的号召性和凝聚力，又自然要超过李大钊。这就是萧克将军于1993年6月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遣魏金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据张申府记忆，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笔者以为，这正体现了李大钊认真而稳重的作风，他清醒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俨然成为闻名国中的风云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魏金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了面，陈独秀愉快地接受组党的使命。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

北大学生张国焘为避北洋政府的追捕，不得不南下来到上海。临行前，李大钊让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达这样的意向，那就是目前应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张国焘到上海后明显地感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

在陈独秀家住了一段时日，张国焘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思想界明星”，并留下难忘的印象：

大约7月底（1920年），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各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是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是在1919年底“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这就是陈独秀为人处事的风格。当年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时，胡适主张“平心静气”，“同心研究”，而陈独秀果断专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事后，胡适感叹：“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如今，在实际筹组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依然故我，还是那样的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果敢坚决。因此，就做事的风格效率而言，南陈北李，陈属首位，也在事理之中。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此前陈独秀为陈炯明所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因教育上的一些事务而不能出席。李大钊也因故没有出席。这样，南陈北李都成为中共一大的缺席者。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中共一大仍然选举他为领袖，正是考虑和意识到他在中共初创时期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题图 陈独秀上海故居（陈独秀）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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