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台湾大选前后，海外及港台媒体披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秘闻——有“台独教父”之称的李登辉曾是中共党员！随着台湾政局的风云变幻，这段秘闻又时不时地被台湾及香港媒体炒热。吴克泰先生作为李登辉加入中共的介绍人，因此成为港台媒体追踪的对象。笔者曾两次登门拜访吴老。吴老向笔者出示了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和香港《紫荆》杂志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文章，并详述了这一尘封达半个世纪的史实。
吴克泰原名詹世平，1925年2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三星乡阿里史村（现拱照村）一户佃农家庭。他少时家境贫困，勤奋好学，是台湾著名的台北二中和台北高等学校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因而在学生中有广泛影响。这为他日后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奠定了基础。1946年3月，吴克泰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在中共台湾省工委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台湾媒体称他是“传奇式的人物”，原因有三：一是领导了台湾学运史上规模空前的“一·九”学生运动（即台湾学生抗议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的大游行）；二是成为最先报道“二·二八”事变的新闻记者；三是介绍李登辉加入中共。
吴克泰与李登辉相识是在1943年。当时，吴克泰是台北二中的学生，李登辉是台北高等学校的学生。吴克泰与刘茂本兄弟同租一间宿舍。李登辉与刘茂本是同学，常来宿舍聊天。那时候吴克泰与李登辉只是认识，没有更深的交往。李登辉个子很高，有一米八几，这给吴克泰留下了较深印象。后来李登辉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农经系，离开了台湾。吴克泰则考入台北高等学校，只上了一年半，就主动要求去大陆，寻找抗日途径。
1946年，吴克泰就读于台大期间，课外开办了一个教普通话的讲习班，地点就设在曾文惠（后为李登辉的夫人）家的楼下。曾家俩姐妹也常下楼听课。一天，吴克泰正在给学员讲课，发现一位高个子进来了。高子个朝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就上了楼梯。原来是李登辉从日本回来了。吴克泰给学员上完课就上楼找李登辉叙旧。李登辉去日本正是二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强迫学生去当“志愿兵”。校方给当“志愿兵”的学生一张“假毕业证”，承诺打完仗后可换正式毕业证。日本战败，校方的承诺无法兑现，李登辉没有完成学业就提前回到了台湾。不久，李登辉也进台大读书。他本来比吴克泰高两届，这回成了同级的同学。二人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很快就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吴克泰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李登辉说他有一个小小的烦恼。李登辉的父亲与曾文惠的父亲曾在日据时期当警察，是非常要好的同事，因此李家与曾家是世交。曾家有两个女儿，曾父对李登辉很赏识，想让他当女婿，两个女儿任他挑选一个，而让李登辉烦恼的是不知挑选哪一个好。李登辉在台北读书就住在曾家四层的一间小屋里。当然，二人谈论更多的还是时事，观点相近，很是投机。李登辉当时的政治观点显然倾向于社会主义，他将从日本带回的几本马列主义书籍推荐给吴克泰看。李登辉对列宁的《组织论》一书特别推崇，那是写地下党的组织原则的。有意思的是这年暑假，吴、李二人都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资本论》。吴克泰在台北一家咖啡馆里与两位同学一起学习德文版的《资本论》，由于吴不懂德文，只好由同学念给他听，加上《资本论》太深奥，因而进展较慢，暑假结束时没有读多少。李登辉声称回乡下老家将一部袖珍本的日文版《资本论》通读了一遍，收获不小。
吴克泰除了在学校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之外，还兼做新闻记者，在台北社会很活跃。这年9月，他向中共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李登辉的情况，想发展李登辉入党。党组织批准后，他正式向李登辉公开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并示意要发展李登辉入党。李登辉没有犹豫，很快就按要求写了一份自传，这是当时申请入党的一种手续。中共台湾省工委组织部长张志忠批准了李登辉入党，并要求吴克泰与李登辉保持单线联系。李登辉每月的党费由吴克泰转交给党组织。李登辉的地下活动由吴克泰负责。吴克泰每周到曾家去见李登辉一次，交流思想，算是过组织生活。这年秋天，李登辉邀请吴克泰到他三芝乡的老家去作客。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李登辉到车站迎接吴克泰。李家不算富裕，大约属中农或富农的样子。李登辉和吴克泰一样，也是一家辛苦劳作供一人读书。李登辉的弟弟在家放牛。晚饭时，李家摆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盛情款待吴克泰。当晚吴、李二人畅谈了一个晚上，几乎通宵未眠。
1947年的“一·九”学生运动，吴克泰是主要组织者。中共台湾省工委指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地下党员一律不参加公开的示威游行，所以吴克泰并没有指示李登辉参加游行。可是李登辉却主动参加了，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米八几的个子非常显眼。
吴克泰在“一·九”学运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台湾省工委的表扬，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台北市学委会书记。同时，他又是台湾新闻界异常活跃的人物。中共台湾省工委还成立了一个三人“新闻小组”，吴克泰是其中一员。1947年2月27日晚，吴克泰和他在《中外日报》的同事周青亲眼目睹了台湾民众包围警察局，要求“严惩”以缉私为名滥杀无辜的凶手。这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吴、周二人连夜赶往报社赶写新闻稿，社长拒绝刊登溜之大吉。在闻讯而来的印刷工人和一位外省籍排版编辑的支持下，吴、周的新闻稿当晚排版印刷，于次日清晨出现在台北市面，并很快发向台湾各地。这是最先详尽客观报道“二·二八”事件的新闻稿。28日，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终于如火山喷发了。随后是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吴克泰被通缉，被迫离开台湾，到上海台湾同乡会任总干事。
吴克泰回忆，由于“二·二八”是突发事件，整个事件中他忙得不亦乐乎，因此他想不起曾指示李登辉去做过什么工作。李登辉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吴克泰也记不清楚了。
1947年8月底，吴克泰奉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指示秘密返回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当面向吴克泰交待：“组织上决定你从现在起完全脱产（即脱离党外工作，专做党内工作），已经决定任命你为台北市工委委员。市工委书记还是廖瑞发，另两位委员是孙古平和郭琮。另外，你还担任台北学委会书记，由省工委和市工委双重领导，实际是省工委领导为主。原来由你单线联系的钟浩东和李登辉仍由你恢复单线联系。李登辉正要求退党，你去同他谈一谈，最好劝他不要退党。”
吴克泰到曾文惠家的楼上找到李登辉，劝说李登辉不要退党。李登辉执意要退党，说是党内不纯，有些人有野心，但说对吴克泰很尊敬，没有意见。吴克泰猜测可能是在他离开台湾的这段时期，李登辉与党内同志发生了矛盾。李登辉还要求为他加入中共的这一事实保密，他也保证保守党的秘密。吴克泰见李登辉无法回心转意，就回去向蔡孝乾汇报。蔡孝乾立即批准李登辉退党。吴克泰将党组织的处理结果通知了李登辉。双方重申了相互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
吴克泰讲述了介绍李登辉入党及李登辉脱党的经过之后，又道出了一则新的秘闻：原来李登辉在1947年还有一次入党和脱党的经历，事实上李登辉是两入中共、两脱中共。吴老说他是近几年才知道这一史实的。
1947年夏天，李登辉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性质的“新民主同志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他第一次退党后，仍参加这一组织活动。这年年底，“新民主同志会”的成员要求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大概李登辉因有“保守秘密”的君子协定，不好公开反对，也就跟着该会成员集体加入了中共。入党不久，他就向党内上级徐懋德提出了退党要求，很快被批准。徐懋德现居天津，仍健在。
国民党得知吴克泰返回台北的消息后，加紧了追捕行动。吴克泰离开台北，继续在岛内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9年3月，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上级指示吴克泰离开台湾去参加在北平举行的全国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临行前，蔡孝乾说，估计三个月后就可随解放军打回台湾。岂料吴克泰重返故乡时已隔了近半个世纪。
1997年春，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吴克泰在开完政协大会之后，前往台湾探亲。据说是李登辉亲自批准的。2000年台湾大选期间，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演出了一幕令世人瞠目结舌的闹剧。他居然背弃本党候选人连战，公开和幕后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不久，李登辉公开背叛他曾任主席长达十几年的国民党，操纵黄主文等台独分子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台湾团结联盟”（台联党）。他一再背叛自己的组织和政治信仰，甚至背叛自己的民族。他与陈永扁等台独死硬分子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与祖国大陆分裂和对抗的危险边缘。吴老说他自己深深热爱台湾的土地和人民，期盼祖国的和平统一，因此，对李登辉的表现非常失望。当2004年台湾大选到了白热化的时候，李登辉为了支持陈水扁为首的“泛绿”阵营，提出要在“二·二八”纪念日组织百万人手牵手从台湾北部摆到南部的造势活动，并歪曲历史，说“二·二八”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开端。吴老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召集在大陆的曾参加过“二·二八”起义的人士，举行活动，批驳李登辉等台独分子的谬论。他的这一建议被上级有关部门采纳了。吴老说，在大陆很多人不了解“二·二八”的真相，很容易上当受骗，尤其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历史学教授也对此缺乏常识（根本谈不上研究），甚至公开发表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错误言论。吴老交给笔者一篇未发表过的长文——《台湾“二·二八”事件真相》。他的夫人高莲子女士说，吴老为写这篇长文“差点累死了”。
笔者当着吴老的面，粗略浏览了部分章节，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当即表示要将此文发表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只是文章太长，是选载，还是连载，要与领导商量。吴老的文章四万多字，还附录了不少史料。笔者用了两个星期，想将篇幅尽量压缩，以便能一次刊登，编完后仍有三万多字。
3月3日上午，笔者准备将整理好的访谈录和编好的文章清样送给吴老过目，请他最后审定。岂料吴老已于3月1日突然病逝。吴老的夫人高莲子同志说：“他是因‘二·二八’去世的。”原来在2月28日前，许多媒体记者纷纷要求采访他。吴老不顾年高体弱，接受了不少台湾记者的采访。最后一次，本来约定半个小时，吴老却整整讲了一上午，提起“二·二八”他有太多的话要说。高夫人说：“他讲得脸都涨红了，当天就住进医院，后来病情稳定了，以为没多大事，谁知3月1日，心脏衰竭了。他是因‘二·二八’去世的。”高夫人说大陆记者（包括新华社）要求采访都没有来得及安排。笔者也许是最后一位采访吴老的大陆记者，遗憾的是我还有很多问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如2002年春他在台湾与李登辉见面的详细情况。作为一名历史研究人员，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中共台湾地下组织的斗争史。笔者抱着深深的遗憾，只能仰望西天那抹绚丽的晚霞，遥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