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已出现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声音，也的确推行过相应的措施。然而，改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户籍制度依然存在。户籍制度不仅简单的理解用于人口登记，而已经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标准。正由于户籍制度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利益，覆盖了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方面，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困难重重。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户籍制度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碍。
关键词：户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阻碍
一、从理论上分析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映。户籍制度既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和要求，自然就需要制定新的制度以达到新的制度均衡。户籍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制度设计成本、实施新制度的预期成本、现存制度安排、以及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对其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从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角度分析
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将涉及到医疗、教育、養老等资源在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某种程度上，从资源分配的制度结构而言，已经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中心，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教育制度为分支的制度结构。众所周知，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教育水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要彻底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就必须把附着于户籍制度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资源分配剥离下来，只有如此，户籍制度的改革才是有实际意义的。然而，如此之多的制度都需要改革，其成本必然是巨大的。况且制度改革后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的变动性的存在，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性进一步加大，改革的风险也相应提高。
（二）从路径依赖和预期成本的角度分析
路径依赖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性质。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正是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遇到重重阻碍，与其路径依赖密切相关。在建国之初，户籍制度可以起着稳定社会，分配资源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政府和国民对它有了一个稳定的预期，社会各方面都希望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而且一旦人们确立了这一制度，它就有了一种很低的实施成本。而如果政策机构在没有想出更有效的管理方案之前，户籍制度的变迁就更加依赖于国家精英阶层的主观认知模式。在新制度效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推行一项新的制度无疑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成本过高，无疑会阻碍交易的进行。设计制度的成本过高，则同样会影响新制度的设计。
（三）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出发
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让全体社会成员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可以有差异，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促进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为价值诉求。 而现阶段而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极不均。户籍制度的改革则意味着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自然是收益提高，而对于城市居民，甚至是政府，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非帕累托改进，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无论收益或受损的大小，这种制度创新带来的就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非帕累托改进。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新制度的安排会损害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利益，但农村居民因此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总体上还是合算的，即希尔多——希克斯改进。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城市户籍的居民并不想划剥自己的共有产权利益来与农村居民共享，而农村居民又想通过制度变迁改革户籍制度来获得收益，两者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四）从集体行动的角度出发
对于城市和农村居民而言，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一系列资源处于公共领域，个人的使用并不影响其他社会成员。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在其具体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利益受损的就是城镇居民。虽然从数目的大小来看，城镇居民要少于农村居民，然而正是数目较少，反而有利于群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监督，降低外在成本，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的现象。反观农村居民，虽然数目众多，但正是由于人数多，从而大大提高农村居民达成一致决策的外在成本，群体成员的行为难以监督。同时，由于其想要获取的资源处于公共领域，客观上就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条件，最终由于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以此导致户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对户籍制度改革形成阻碍。
二、从现实状况分析
改革户籍制度就需要考虑到各方面利益相关者，这就涉及到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牵扯到原有利益调整与重新分配的问题。
（一）从政府出发，存在着各级地方政府的阻力
随着城镇户籍的放开，大量人口进城后会大大增加对城市教育、卫生、治安、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公共物品和福利性设施的需求，显然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为了降低改革成本，会提高本地城镇户籍的进入门槛，从而延缓户籍改革的步伐。同时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会加大外来人员的数量，这就加大了政府的管理压力，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外来人员进入城市的门槛，政府就会担心可能造成城市市政设施的供应紧张，如交通不畅、住房紧张、就医、入学困难等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将难以避免，比如犯罪现象也会增多，城市环境脏乱差，以及可能出现贫民窟现象。这些潜在的问题会对当地政府领导人的政绩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放开户籍受到阻碍，减缓了改革的速度。
（二）城乡居民在利益上的矛盾对立
在我国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实际存在着两种身份不同的利益群体，即城镇户口持有者和农村户口持有者。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作为城市各种公共产品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城市户口身份拥有者会成为户籍改革的阻力，采取各种方式来表达反对改革的声音。户籍放开之后，社会阶层流动更加容易，一部分外来人口会来分享总体福利水平这块儿大蛋糕，原有居民肯定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福利水平，内心会产生不平衡。当地政府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来博得当地居民的满意，尽量制定有利于当地居民的政策，维持现有制度以暂时减小既得利益团体的反对。农业户口身份者则相反，他们则希望户籍制度改革成功，要求与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各种公共产品，享受同等国民待遇，所以农业户口身份者的最强烈需求就是要取消户口的隔离，尤其是强烈要求消除对户口身份差别对待。因此，城乡居民这种利益上的矛盾对立也是改革面临的重要阻力之一。
三、结语
户籍制度改革于国家、社会、个人而言其收益分析都是可观的，其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何在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阻碍，这也是改革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阻碍进行分析，可以为改革方向提供一些思考，针对问题对症下药，期待改革取得成效，早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