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探讨了《中庸》的形上学、体验思想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对映关系，从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庸》生生思想的形成。《中庸》主张天道性命相贯通，其生生哲学的主要根源固然是儒家心性论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无疑地继承了原始农业文明天地一体的洞见，认为宇宙是个大生命。不过它将这样的洞见奠定在一种新的人格向度上，人格的确定与深化强化了宇宙生生不息、大家同是一家人的信念。
[关键词] 《中庸》；儒家；生生哲学；参赞；功夫
[中图分类号] B22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1—0011—16
一前言：《中庸》的故事
《中庸》传说是子思所著，在11世纪初的新儒学运动中，此书扮演了儒家形上学的典范角色，重要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张载、程颢等人都将他们深奥的思想筑基于对此部经典的再解释。按照朱子的构想，《中庸》是代表儒家新的核心经典《四书》最高阶段的一部要籍，它是另外三书：《论语》、《孟子》、《大学》思想的旨归。理学的《四书》是人格发展史的记簿，它呈现了判教式的层层上升的构造。学者的工夫途径由记载为学纲领的《大学》开始，人伦日用的《论语》次之，再经由《孟子》的提撕人心，最终结穴于《中庸》一书。《中庸》和《孟子》、《大学》都是宋代儒学大兴后跃起的新圣经，但和《孟子》、《大学》两书在中国玄学史上长期受到冷漠对待不同，《中庸》早在六朝时期，即颇受学人注意。最早注意此书义理内涵的人士多与佛教有关，不是居士，便是僧侣。宋明儒者对它的解释固然有踵事增华的成分，但不是无中生有，宋明儒者的《中庸》诠释是“接着讲”的。和《四书》的其他三书相比之下，此书的形上学内涵很清楚。
虽然《中庸》常被视为是儒家形上学的颠峰，但它其实也是儒家形上学的滥觞。《中庸》思想的特色在于强调个体与存在的整合；意识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的融通，儒家传统所谓的“天人合一”是这个图像中的重要成分。《中庸》中的人是道德意识连着身体动能不断跃出的实践者，它的宇宙则被视为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此书泛生论的宗旨经前人，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的阐释发明之后，业已明白光畅，精义尽出。经过唐末五代那个混乱至极的年代之后，《中庸》被带到思想史的前台上来，发挥了旋乾转坤的力量，这是出张力十足的历史剧。关于《中庸》变成儒家经典中的经典之后的政治社会效应，本文无能述及，可以想见的，《中庸》全体大用的论述配合那种充沛的交互回荡的文风，它的震撼效果应当是很大的。
《中庸》这部极具玄思的著作，不但是儒家形上学的经典，它也在后儒成德的实践哲学论述，也就是在工夫论中扮演极关键的角色。如果说儒家形上学的一大特色在于其体验性质，也就是其形上学是经由道德实践的进路而至，这种道德形上学的格局之主要奠基者无疑是《中庸》，至少此书是这个实践传统中很重要的一环。道德形上学的因素应当早在《中庸》成书之时即已内在于此书的内涵，但无疑地，如果没有理学家的诠释，《中庸》所具备的由修行以证形上理境的成分大概很难充分地被引申出来。由修行以证形上理境的学问即是性命之学，昔人所说的性命之学大体与今日所说的体验形上学相当，《中庸》因是儒门要典，它的体验形上学自然也是道德形上学。“道德形上学”意指形上的理境只能经由道德的实践以体证之，而道德的实践则指道德心的觉醒以践履之。道德形上学不是理论层面事，亦即不是对形上学的理论解析；也不是社会伦理层面事，亦即其实践不是社会实践，道德形上学是实践理性之事。我们现在对《中庸》的性命之学的理解不见得可以超越理学大家的视域，理学家的《中庸》诠释学是儒家传统极珍贵的资产。但放在当代宗教经验的视角下反省他们所述，我们未尝不能旧义新说。从源头看《中庸》与从宋明追溯至《中庸》的创立期，两种视角相互补充，一个较完整的《中庸》图像或许可以因此呈现出来。
北宋是儒学的一大转折期，此后，工夫论与形上学即成为儒学学问的核心，《中庸》的道德形上学也在此一时期被诠释得非常剔透彻底，然而，《中庸》的道德形上学之异于后世宋明理学者在于它处于形上学思潮的滥觞，其理论和形上学前身之神话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庸》的思想史意义可放在其文本内部解读，可放在理学家创造性的诠释学脉络下解读，同时也可放在它处在神话思维与道德体验之间的关系下解读之。如果“天道性命相贯通”真的是儒家哲学一贯的核心内容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奠基时期的著作虽然享有经典的地位，但论及具体实践的法门，一般而言，它们不会比宋明理学大家的著作来得体系完整。但后儒的精致化通常也要付出代价，精致化往往意味着筛检化，有筛检即有遗漏，有排挤。后儒诠释出的《中庸》虽然可能比《中庸》原本更清晰，哲学味道更浓，但在诠释的过程中，原始的《中庸》文本难免会有一些独特的成分被后儒解释掉了，这些成分通常和体系性的学说成立前的古老神话传统有关。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1期杨儒宾：《中庸》的“参赞”工夫论《中庸》的再发现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中庸》有各种方式的解读，有关《中庸》一书的历史渊源及其历史效应，包括它如何从《礼记》中的一篇蛻变为《四书》中的形上学代表作之典籍， 本文所以用书名的《中庸》取代篇名的〈中庸〉，原因在此。一般的哲学史或思想史著作多已有所论述，笔者亦曾撰文解析，杨儒宾，《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页195-234。个中过程无庸再论。本文想探讨《中庸》的形上学、体验思想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对映关系。如果《中庸》是轴心时期儒家重要的经典，具有浓厚的天人思想的话，我们也不宜忘了：前轴心时期的商周时代一样有符合那个时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可说神人合一思想，这两个时期的天人思想之转折具有浓厚的理论趣味。由于《中庸》的形上学部分已被前人反覆诠释过，本文将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重点将放在神话时期与理学时期不同宗教经验的体验哲学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