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加拿大共产党的未来发展面临困难和挑战，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征程任重道远。只有不断修正和完善党的理论、纲领和政策，深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共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处于低潮的大背景下积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竭力量。
关键词：加拿大;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
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加拿大共产党（以下简称“加共”）一直处于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发展比较艰难。苏东剧变后，加共经历了两次较严重的组织分裂，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研究加共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深入了解加拿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整体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拿大工会深受美国国际工会的影响
早在19世纪50年代，加拿大的一些工会组织就加入了美国工会。1896年，“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在加入美国“劳联”后，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工会的工具，失去了作为加拿大全国性工会中心的地位。20世纪初，“劳联”开始直接向“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的下属工会颁发执照，导致加拿大的多数工会成为美国国际工会的分会。1958年之前，加拿大工会不具备完全由自己组织罢工的权利，无权决定会费的使用;工会的干部由美国国际工会任命，有时还由移居加拿大的美国工人来担任;作为美国国际工会分会的加拿大各工会不能向美国分会那样决定国际工会的事务，它们之间也相互不联系。加拿大工人运动从组织到内容都紧随美国工会。如加拿大工人运动总共出现了四次高潮，分别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一战后、二战后和1971—1975 年。每次都与美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在时间上大致相同[1]。美国国际工会虽然规模大、力量强，可以有力支持加拿大工会的发展，但是也对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一）不利于加拿大工人阶级的团结
美国国际工会实际成为加拿大各行业的全国性工会，加拿大各工会分别附属于美国国际工会。这就造成了管辖范围上的混乱和地方工会之间的相互独立。加拿大许多重要的工会仅拥有在市、省或全国范围内协调游说、支持政党或解决管辖范围内纠纷的权利，而不能从事其他工会活动。这就导致加拿大工会既不能组织大规模的罢工，也很难为争取经济、政治权利而采取统一的集体行动。
（二）不利于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开展
美国的工人运动相比欧洲国家温和得多。美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早已贵族化，只在经济危机或不景气时才会代表劳工利益。这对加拿大的工会领袖和工会活动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其中一个表现是阻碍了加拿大工人运动的发展。例如，1919年温尼伯市爆发大罢工，劳工部部长、“劳联”下属的加拿大商业电报工会副主席吉登·罗伯逊号召罢工中央委员会寻求集体谈判的方式，利用当时“劳联”与“产联”的矛盾向美国“劳联”总部写信说此次罢工的动机是支持“产联”，致使美国总部反对罢工。于是，“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拒绝向罢工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最终导致温尼伯大罢工的失败。又如，1937年美国“劳联”在撤消对手“产联”的执照后，要求“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开除“产联”的下属，否则取消对它的支持。结果，被“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撤销会员资格的加拿大“产联”下属工会的会员人数达2.2万人。另一个表现是美国国际工会反对从事政治活动的态度，影响到加拿大工会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在1959年“加拿大工人联合会”上，一地方工会要求修改工会章程以便参加政治选举，结果遭到反对，理由是修改章程违反美国联邦法律。1962年，“加拿大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去美国要求解除从事政治活动的禁令。一些美国工会虽在规定中解除了禁令，但在实际中仍然存在阻碍。
（三）不利于加拿大工会政策的制定
加拿大工会按照美国国际工会的命令行事，很难制定出适合自己国家工人阶级的政策。二战后，加拿大的大垄断公司多愿与美国国际工会合作。除能利用其控制加拿大工会外，主要原因在于能与其达成让满足公司利益的人担任工会领袖的协议。甚至个别垄断公司是美国公司的分公司，与美国工会达成协议后可以敦促加拿大工会执行。事实表明，这些协议未必符合加拿大工人阶级利益。
二、加共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比较疏远
尽管在历史上加拿大工人运动不如西欧国家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那么密切，但是二战前加拿大的部分工会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加共的影响。二战后，由于对加共提出的较激进的理论主张缺乏兴趣，加上加共在争夺工会支持的斗争中处于劣势，加拿大工人阶级与加共的关系逐渐疏远。
（一）加共的激进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缺乏吸引力
二战后，加拿大的工人阶级一度在新的劳资关系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工人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多数工人可以享受到医疗失业保险、雇员赔偿计划和由政府资助的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但是之后，由于经济不景气，为抑制通货膨胀，加拿大垄断资产阶级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整体反击。加拿大政府以“相信雇主”为借口限制工人阶级的各种要求，在谈判中越来越采取强硬态度。加拿大工会对政府冻结工资增长、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和限制罢工的措施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时的工人阶级仍致力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部改革，不相信激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人阶级之所以产生这一思想意识，主要是受到当时的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二战前，加拿大资产阶级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导致了严重的绝对贫困现象。这时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具有号召力。二战后，加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绝对贫困现象逐渐消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较强烈的反差。
（二）加共在争夺工会支持的斗争中处于劣势
在加拿大，共产党和新民主党的关系非常紧张。20世纪30年代初，加共与新民主党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争夺工会的领导权和选票;30年代末，平民合作联盟与美国“产联”合作，使加拿大“产联”及其几个附属工会把共产党员开除。自1961年新民主党成立时起，虽加共不断呼吁与之合作，但新民主党认为加共追随苏共，不是加拿大的政党，把其发出的团结呼吁斥之为“死亡的亲吻”而不予置理。1940年，“加拿大劳工联合会”由加拿大产业工会合并创立，绝大多数成员由平民合作联盟占据，地方组织被要求从属于平民合作联盟，并于1943年做出了支持平民合作联盟决议的决定。因此，在平民合作联盟已控制全国产业工会的情况下，加共只有去发展新的产业工会，并在“加拿大行业与劳工联合会”中取得较大进展。然而这是一个保守的行业工会，对激进的思想缺乏信仰。
在选举中，加共与平民合作联盟展开了争夺工会选票的斗争。平民合作联盟赢得了工人的选票，加共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选举的胜利。1943年平民合作联盟在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几乎赢得省级选举的胜利。在全国的民意调查中，其影响力正缓慢地超过自由党和保守党。1944年平民合作联盟在萨斯喀彻温省的选举中获胜，组成了包括工人阶级代表在内的省级政府。此后，它一直控制着萨斯喀彻温省政府直至1954年[2]。1945年，它在联邦选举中获得28个席位，所得选票占总选票的16%。加共在这一期间的选举中，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安大略省议会选举中获得2个席位，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1个席位。尽管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加共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但是由于加共不顾本国国情，盲目遵从共产国际的旨意，奉行苏联利益至上的原则，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它从20世纪20年代加入工人运动主流到30年初转为坚持双重工会主义，又在30年代中期为配合苏联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而重归工人运动主流;在1939年苏德两国秘密条约签订后从反法西斯转为反对战争，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后又改为全力支持战争，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和做法使工人群众无法理解和全力支持它。正如加共总书记乔治·休伊森所说：“加拿大工人为了反对14国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干涉而罢工，这种反应对任何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自然的。但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全力支持，就难以认为是自然的。而我们过去就曾这样做过……我们为这种教条主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二战后，由于加拿大工人对加共激进的政治主张不感兴趣，且加共在选举中针对国内现实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与其他政党相似，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加拿大选民在选举中很少支持它。如在1980、1984、1988年的各级选举中，加共分别得到1%、0.05%、0.09%的选票，且均无任何候选人当选。对此，加共指出：“我们在公众的影响太小，尤其与我们伟大的任务相比，更是这样。”[3]相比之下，新民主党在工人及工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缺乏深厚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加共在持续几十年的争取工会支持的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
三、国内政治制度对加共的发展不利
（一）选票与议席不成正比的单选举区制
加拿大议会选举实行单选举区制。加拿大按照人口及地理文化指数共划分为308个小选区，每一个小选区产生一名议员，当选者只需获得多于其他候选人的选票就可以当选。一个政党的席次就是它所赢得的选区数，而不是它得到的选票比率，也不论与次一名候选人的选票差距是多少。这就可能造成得票较少的政党，反而可以赢得较多的议席。赢得席次最多的政党很可能并未得到全国过半数的选票，甚至可能并不是全国得票率最高的政党。在加拿大的政党竞争中，选票与议席不成正比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自1921年以来，加拿大议会选举中的获胜党赢取多数选票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1957、1962、1972、1979年组建少数派政府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的选票均低于40%。例如在1979年选举中自由党获得39.8%的选票，保守党只获得35.6%的选票，而保守党在众议院占136席，自由党只有114席[4]。又如新民主党在1962—1993年大选中获得16%的选票，但只有8.8%的议席;社会信用党在1935—1957 年的6次选举中，虽只得到4.3%的选票，但因选票集中在艾尔伯塔省，故能在众议院拥有5.5%的席位。在特鲁多执政期间，自由党在西加拿大的地方选举中共得到30.7%的选票，却只换来14.5%的议席。保守党在魁北克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在5次联邦选举中，保守党在魁北克平均每次获得的选票占16.6%，然而得到的议席仅有3.2%[5]。
在加拿大，所有的联邦众议员都通过单选举区制产生，大部分省的立法机构也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公民投票情况，造成公民与政府间的双向交流遭到破坏，损害了政党的代表性，削弱了政党作为公民与政府的中介功能。这种选举制度只对大党有利。小党尽管能够在选举中赢得一定选票，但是总不能占到足够比例的席位。长此以往，投票给小党的选民就会认为他们的投票对政府的形成和代表的产生没有多大意义，投票给小党是一种资源浪费，于是就撤回了对小党的支持。这种选举制度总体上有利于两大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坐庄，制约了多党制的发展。针对上述选举制度的弊端，加共一直在致力于扩大民主选举的斗争，努力团结其他较小的政党把这一斗争继续推向前进，促进比例代表制原则基础上的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二）意识形态比较淡薄的政治选举制度
加拿大现代政党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大党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阶级分界。例如，政治意义上的左翼政党新民主党虽然一直以来从工会运动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票和重要的财政支持，但是它的选举并不依据阶级划分;两大主要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在语言、地域和宗教方面往往有很大分歧，但是他们在阶级结构的组成方面没什么区别。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拿大整个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层是地区和文化。这与其他许多国家以阶级分层为政治焦点有很大区别。大多数选民的诉求主要是地方和族群的，而不是阶级和阶层的。两大党正是通过融合加拿大社会中最大多数选民的政治诉求，抓住地方和种族（文化、语言）这两个最主要的政治分野，来实现对联邦政权的垄断[6]。这就导致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始终不能成为政治选举的中心议题。加拿大各政党更多代表的是族群和地方利益，而非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对此，加拿大的学者们深表认同，总结指出：阶级分化不明显，阶级意识淡薄，选民并不从阶级的角度来划分自己，因而也不以阶级划分来投票;阶级可能对许多加拿大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往往被其他事件如地域、语言冲突所掩盖，使阶级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减弱乃至消失。换句话说，人们可能有阶级认同，但是更有置于其上的其他认同，如地域、语言、种族等。在投票时，其他认同占了主要地位，阶级认同就被削弱了。加拿大各政党看不到以阶级立场参政的意义。加拿大的工会组织普遍追随美国的“商业工联主义”，不指导工人从阶级角度来进行政治活动，淡化了工人头脑中的阶级意识。加拿大人不能把阶级与其他在竞选活动中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总之，在加拿大，“选举使得个人的财政状况或在经济结构中的运作关系与大的全国性问题（通货膨胀、失业、赤字）几乎没有联系，从而使阶级投票得不到发展”[8]。在政治上，主流的政党既不以阶级划界也不表达阶级的利益，许多加拿大选民没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感，加共这样以阶级和意识形态为标志的政党很难替代传统的两大政党。
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态势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曾给予西方资本主义沉重打击，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境地。这直接导致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对加共的处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工人及其同盟的反抗运动发展缓慢
随着苏联解体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传统社会主义走向衰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不仅开始收回之前被迫在公共教育、卫生、养老金、退休年龄和每周工作日等方面所做出的让步，而且在个别国家、全球和国家间的论坛上进行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宣传。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攻击的强度和速度在不断升级，对共产党不断进行清洗，从法律上和经济上对共产党施加压力，并对机会主义党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予以支持。冷战对左翼及其社会主义国家打击的影响，使得右翼的社会民主思想成为工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阻碍了有组织的工人通过壮大议会外的政治斗争来抵制工厂关闭和经济袭击的计划。
（二）有效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尚未形成
虽然新自由主义引发的2008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了普遍质疑，但是现在反资本主义力量、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力还不够，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尚拿不出有效改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困难局面的策略，以及让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信服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正如加共所认为的，各资产阶级的“反对”党并没有提出针对保守党的任何实质性的替代政策。虽然资本主义所炮制的“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的信条现在受到了严重质疑，劳动人民可以提出一个可能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但他们是迷茫的、缺乏领导的。
参考文献：
[1] 李巍.加拿大工人运动史研究（1800-1990）[D]. 济南：山东大学，2000：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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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orge Hewinson.The Hard but Necesssry Task of Renewal[J].In World Marxist Review， 1989（32）：2-4.
[4] 杜玉芳.别具一格的加拿大政党制[J].南风窗，2011（11）： 78-81.
[5] 李剑鸣，杨令侠.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5.
[6] 张宏艳.加拿大政党制度及执政方式研究[J].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29-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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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ger Gibbins. Conflict and Unity [M]. Toronto： Thomson International Press， 1994：414.
责任编辑：孙德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