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必须加强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4月30日上午，习近平出席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事实上，在今年的3月，总书记业已主持召开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他说，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旗帜鲜明地、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拼搏终身的有用人才。在提到思政课改革创新时，习近平重点论述了“思想性”：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一百年前，那些年轻的脸庞上，恰闪耀着一种“思”和“政”的光，通亮、灼人。
总体而论，五四运动是复杂现象，由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组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科学、民主、爱国、进步。
这“主流”的背后，是一个个大写的新青年，挺立在风口浪尖，无惧燃烧满腔热血烈焰。当年参与“五四”、见证“五四”的骄子，很多都是18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求知图存;相隔一个世纪，黄河依旧绕青山，梦魂依旧系故土，今天，1990后出生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自立自强，为成为“国之栋梁”而努力着。“90后”与90后跨越时空的“对谈”，穿过狼烟烽火，穿过激荡岁月，穿过天翻地覆，终将延续遥远的回响。
“五四”不老，青春万岁。
100年前：“启蒙”与“救亡”的他们
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它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没过多久，学生们就替这时代的潮流起了个名字——五四运动。
就五四运动的广义而言，其要闻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和会作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在这样的群众情绪的支持下，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发起抗日活动，及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冀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他们最着重提倡的，乃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观念;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史哲系统和政治制度，皆遭受猛烈攻击。至5月4日的抗议示威，实是发展到了运动注定高光的转捩点。新起的商人、工业家和城市工人都对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终于逼使当局让步，改变内政和外交政策。
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深远，在于前所未有的大联合所获得的胜利，为投身者鼓吹的文化、思想铺展了一条看得见前景的道路。它促使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抬头;党派的改组、诞生及其余政治、社会集团的问世;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得到发展;新的白话文学从此建立，而群众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为推广;中国的出版业和民众舆论的力量，亦颇有进展。此外，运动无疑还加速了旧家庭体系的没落和女权的兴起。
儒教的无上权威和传统的规戒信条受到至巨的冲击。如今，人们基本同意，五四运动隐含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不是单一一天的运动，而是古老中国接触了近现代西洋文化后，逐渐孕育的一段文化历程;5月4日，是历程中的一个纪念性指标。
让我们从头再审视——
面对“二十一条”，那时是留美学生所办刊物、学生联合会的喉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国内通讯版编辑的胡适（1891年生），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里，呼吁“清醒的爱国主义”：……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
在他看來，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比武力装备更要深刻的措施。1915年2月21日，胡适于日记里写下：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他认为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国的基础，“这是由底层做起”。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陆续传来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国人的自强迷梦，整个中国如同一个被引爆的火药桶，群情激奋，躁动不安。正当此时，胡适的“美国师傅”、知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华访问，并迅速掀起一阵思想旋风。
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停留的杜威，被眼前这个力图睁开睡眼的新生国家深深吸引，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他并未安坐书斋，而是踏遍了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民主和教育观念。在孙中山、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如同“D先生”与“S先生”的化身，尽管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更像是一个带着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观者，但人们还是迫切地想从他那儿找到诸多疑难杂症的答案。
而作为胡适的学生兼新潮社同仁，傅斯年（1896年生）、罗家伦（1897年生）也的确显示了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兴趣不甚浓烈的倾向。虽然，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里洋洋洒洒：“……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然，在创刊号里，罗家伦仿佛更加热情洋溢：“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志希觉得，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
与傅、罗二人及段锡朋（1896年生）、杨振声（1890年生）等人一样，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1890年生），亦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彼时，许君“高龄”29岁，北大那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使得这年成了他在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到哪里去”的前程抉择。总的来说，这些青年才俊，性情各异，路线有别，曾为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所凝合，然一旦达成共识的向心力退潮，不少“战友”的分歧也暴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