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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棻哲学追问与文学创作中的左翼坚守

年终工作报告 时间:2022-04-16 10:12:17

摘要:郭松棻早年服膺左派理论。1970年保钓运动爆发后,又积极投入运动,拓宽视野,发展出批判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左翼话语,建立起他的社会主义身份认同,并将保钓运动推向中国统一运动。保钓退潮后,他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上,试图为运动的挫败找到理论突破的出口。1983年,郭松棻中断了抽象的哲学追问,重回感性的文学创作。在《月印》等小说中,他通过描写光复初期那段暗潮汹涌的台湾经验,以艺术形象的方式凸显出其左翼的历史视野及祖国情怀。

关键词:郭松棻;左翼;保钓运动;批判“新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6-0117-09

引论

郭松棻在台湾文学史上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作家。他早年服膺萨特等人的左翼思想,并在1970年代参与了海外保钓运动,在思想上逐渐左转,行动上也颇为激进,成为一个标准的保钓左派,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然而,保钓运动落潮后,在经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汲汲探索后,郭松棻重回文学创作轨道,自1983年在《文季》杂志上发表小说《青石的守望》以后,他在1980年代的台湾文坛一鸣惊人,陆续发表了《月印》《奔跑的母亲》等多篇在艺术形象和思想深度上颇受好评的小说,引起文坛注目。

郭松棻左派的政治立场,他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从政治运动转向文学创作等问题,都使他成为台湾文学史上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话题。不过,遗憾的是,当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台湾学术界大多根据保钓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高潮和息落,热衷于将他的精神状态作截然二分,认为郭松棻:保钓前,左翼意识高涨,保钓后,左翼意识低落;保钓前,身份认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保钓后,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失望;保钓前,信仰马克思主义,保钓后,马克思主义精神信仰幻

收稿日期:2015-11-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左翼文学史论研究”(15BZW173)

作者简介:周之涵(1985-),男,湖南怀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朱双一(1952-),男,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台湾文学。灭,等等。这种研究范式及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或出现在一些针对郭松棻小说的专题研究中,如吴达芸《赍恨含羞的异乡人——评郭松棻的小说世界》(1993)、张恒豪《二二八的文学诠释——比较〈泰姆山记〉与〈月印〉的主题意识》(1996)、黄锦书《诗、历史病体与母性——论郭松棻》(2004)、许素兰《流亡的母亲·奔跑的父亲——郭松棻小说中性/别乌托邦的矛盾与背离》(2002)。或出现在一些人物的侧记中,如谢里法《二〇〇五年,飘的联想——追念陈其茂、蔡瑞月、郭松棻》(2005)。或出现在高校广大青年学子的硕博士论文中,如简义明博士论文《书写郭松棻:一个没有位置和定义的写作者》(2007),魏伟莉硕士论文《异乡与梦土——郭松棻思想与文学研究》(2004)。

这样一种观点,似是而非,它并非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也不成其为一个普遍的“事实”,然而它在当前台湾社会却被普遍接受,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论调。本文以史料为基础,并细读郭松棻在文学转向后《月印》等小说创作,来重新梳理、认识其人生历程和思想轨迹,还原一个符合史实的郭松棻。

一早期左翼思想的萌芽

属于战后第二代的郭松棻,1938年生于台北,为日据时期知名画家郭雪湖之哲嗣。在台大外文系期间,他浸润于欧美文学,于195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王怀和他的女人》。然而,这篇处女作并未引导他走向持续的文学创作,之后,他开始接触二战后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参加剧场、电影等活动,思想和行动颇为不安和反叛。

这一时期,郭松棻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富有哲学气质。20世纪60年代初,他便在《现代文学》和《文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专门探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哲学,洋洋洒洒,长达万言。在这两篇文章里,郭松棻指出西方哲学自二战以来,传统经院哲学超然而不关心人事,而存在主义的出现,是“欲图闯破学院的围墙,在街头市井直接建立一种实际的生活准则”[1] 。为此,郭松棻推崇存在主义,认为萨特“介入境遇的行动(包括文学)”的主张,是他超越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根据。而萨特本人以行动超越虚无,在自由里创造自己,他的浪漫与理想主义气质,不苟且偷安的生活态度和战斗精神,也被郭松棻视为“殉道者的荣耀”,赞誉他是“当今最觉醒、最能正视困境而企图解决困境的典型知识分子”[2] 。

在这两篇哲思性论文中,郭松棻表面上说的是西方哲学,但言此而义彼。考虑到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背景,其更深一层的意思似乎是:知识分子应走出现代主义的藩篱,直面台湾眼前的现实。1949年以后,国民党通过反共防共、恐怖肃清、社会噤声的政治低气压,将台北打造成了一座禁城,自绝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外。而在另一方面,对战后西方国家的冷战攻势来说,台北却又是一座彻头彻尾不设防的城市。五十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地吸取冷战下新的欧风美雨,尤其是对现代主义的耳渲目染,日久成自然,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现代主义西方的图案已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版上,《文学杂志》《现代主义》成为一群失落知识分子吐纳西方思想的场所。然而,现代主义崇尚个人意识流片面的捕捉,摒弃历史、社会的大动态的刻画,讲究点滴、瞬间特殊经验的摄取,而无视于连贯的、整体现实的掌握,与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及台湾现实明显脱节。因此,如何摆脱台湾文化领域内二十年来西化派的指使,走出狭隘的个人感受,进入宏阔的现实历史,成为这个阶段郭松棻思想的中心。

这反映出郭松棻左翼思想的萌芽。因为能够洞烛个人所处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并自觉地掌握时代脉搏,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进而付诸行动去解决问题,这是左翼的基本内涵。而萨特本人也是西方公认的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一生从未停止过社会、政治的抗争。郭松棻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他这一时期思想上所受萨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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