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百年前的声声呐喊犹在耳畔，提醒我们牢记那段震天撼地、彪炳史册的风云历史。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重回1919年，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一道，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寻访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天津觉悟社旧址等地，触摸历史遗迹中的五四运动。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辟未来。
他们为五四青年点亮知识之光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作为教育与文化场域，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有志之士的存在，使得新青年们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知识、新思想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进行了文化储备。
严复改革失败 蔡元培迎难而上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之后改名为“北京大学”。虽已经更名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初期的北京大学却名不副实。根据顾颉刚的说法，那时的北京大学实为“官僚养成所”，学生大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教师们则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在顾颉刚的回忆中，像他这样的穷学生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那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着洋车去逛“八大胡同”，抑或是在校园中“结十兄弟”，“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许多友人也曾劝阻他莫要去蹚这摊浑水，说若是整顿不力，怕他有损名声。事实上，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也曾试图在北京大学实施革新，却未能成功。
1912年5月4日，严复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改革中，严复归并了校内的课程科目，精简了一些机构，裁减了职员，提出大学应该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可这样的校政政策却收效甚微。处于混乱政局中，北大自身的经费难以为继不说，教师团队也极为匮乏，严复在主持校务时一度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之境。由于经费短缺，教育部也曾有过停办北京大学的念头，严复为此多方奔走，竭力维持，虽最终保留了北京大学，可却未能真正扭转北京大学的困局。
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到校内视事。针对北京大学乌烟瘴气的学术风气，他提出了改革意见，呼吁本校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力图将北京大学打造为学术的渊薮，“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
“三请”聘得陈独秀 学科重组树新风
蔡元培一进校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革新教师队伍。在冯友兰的回忆中，蔡校长到校后，未曾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理念和宗旨方针，仅仅发了一个通告——“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纸通告，基本上表明了蔡元培有意将北京大学打造为新思潮重镇的决心。
为什么是陈独秀？事实上，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就相识，对他以一人之力在安徽芜湖苦心经营《安徽俗话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彼时，陈独秀正在沪上操办《新青年》，此杂志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亚东图书馆的资助。后来亚东图书馆经营惨淡，陈独秀和书馆负责人汪孟邹只能北上寻求与群益书社的合并，二人住在北京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为了聘得陈独秀，蔡元培多次走访，有时到得早了，陈、汪二人还没醒，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自己独自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
陈独秀的到来，很快为北大带来了新鲜血液。在蔡元培的首肯下，陈独秀聘用了许多新文化人士，胡适、刘半农、李大钊纷纷来到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为了一改过去听差上课、学生只听官僚上课的学术陋习，蔡元培与陈独秀大力扩充文科，主张将工科转出北大，而当时热衷追名逐利的法商二科也被重组并科，商科并入法科。
课堂内新旧交融 课堂外鼓励办报
蔡元培与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大学的文科改革使得校园文化氛围为之一变。其实，蔡元培不仅重用新文化人士，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辜鸿铭这类政治保守派亦被延聘，刘师培等旧学大家也被聘用，研究经学的崔适被蔡元培邀请到北大授课，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也曾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信导师。
在课程设置方面，北京大学既有这些旧派人士所开设的唐诗宋词、经学等古典文学课程，亦有欧洲文学、法文演说等新课程。1919年至1929年，只中国文学一系之学生，就可一边研读“中国文学史要略”“中国诗文名著选”，一边学习“欧洲文学史大纲”“法国近世史”，极大地扩充了学生们的知识面。
其时，胡适负责哲学系的课程“中国哲学史”。他一改前人冗长的授课风格，重新编排，直接用“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开篇，以《诗经》来作时代的说明，“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时，结合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讲课风格如同他写“杂感”，充满了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如此种种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课堂出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先进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推广、传播。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还积极鼓励师生们创办各类期刊杂志。他特别准许陈独秀将其《新青年》迁到北京续办，北京大学师生成为此杂志的供稿源。他还特别资助了400银圆予学生杂志《新潮》，杂志的风格、思想与《新青年》保持一致。1918年秋，在蔡元培的提议下，《北京大学月刊》创立，成为师生发表学术文章的阵地。这些杂志一经刊印，给了青年学生健康的舆论空间。
北京各大高校的改革运动以及报刊媒介的传播，使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兴的智识阶层浮出历史地表。他们借助校园教育，改革了青年学生的观念，使得进步的理论和思想走入课堂，走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这些青年们的思想为之一荡，用现代的话语大胆前行，成为时代的主力军。
历史遗迹中的五四运动
始建于1918年、因通体以红砖铺砌而得名的北大红楼正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3日晚，北大进步学生就是在位于红楼一层的《新潮》杂志社中商议爱国游行事宜。红楼是现存体量最大、最珍贵的五四运动遗产，见证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和传播，目睹了五四运动的开始。如今，这里又成为缅怀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的空间。
如果说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那么中共一大会址就是五四运动的归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从此引领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
在天津，有一座和五四運动“同岁”的历史遗迹——坐落于宙纬路三戒里49号的觉悟社旧址。
五四运动发生后，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天津积极响应。1919年9月，天津学生团体发起成立了觉悟社，现在的旧址就是当初集会、活动之地。觉悟社广泛地团结了进步青年和其他社团，为后来天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觉悟社旧址一度隐没于民居中，后于1984年开始修复;1986年开馆时，邓颖超同志亲临现场并题写了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