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台北阴霾低垂的马场町刑场(今台北市青年公园14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上，南区分队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走下囚车，强令之下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工朱枫、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忽然，犯人喊声大作：“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万岁……”宪兵队长王才金立时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行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一枪……朱枫，这位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六弹，倒在血泊中。这一年，她只有45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派遣台湾彰化县花坛乡籍干部蔡孝乾(化名老郑)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与华中局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及张志忠等人到沪会商，并学习1个多月。
次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延至7月进入台湾，成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
一
朱枫是此前半年从香港去台湾的。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溪口前夕，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同年8月组建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时，还组建了一个直属总裁办公室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情特工作及大陆反共武装的游击行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有郑介民、毛人风、唐纵、彭孟缉、季源博、陶一珊等人，唐纵为召集人，蒋经国为督导。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旋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又特设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室”下面的“组”却可对外行文，总管全台情报特工。资料组主任为蒋经国。据以后的《台湾历史纲要》一书介绍，国民党在台初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 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 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由于国民党的铁腕镇压，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亦被切断。
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三个主力团的将士9600多人登陆时英勇战斗，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经过两昼夜浴血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
11月5日，三野七兵团攻占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况失准而严重受挫，登陆没有成功……连续两次失利，给所向披靡的胜利之师敲响了警钟。新中国的领袖们当即决策，尽快取得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1949年11月25日，受命入台的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朱枫又名朱谌之，1925年就在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参加过爱国反帝学生运动。1938年初，与丈夫朱晓光一道抵武汉新知书店，开始投身革命，先后在浙江、皖南、桂林、重庆、上海等地，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1945年2月，经徐雪寒、史永介绍和张唯一同志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香港做地下工作。2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把她锻炼成为一个忠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女儿陈莲芳小名阿菊，系她和前夫陈傅良四个子女中的幼女。由于前夫病逝，她参加了革命，阿菊自幼便由她的妹妹朱贻云抚养。贻云夫妇一直在国民党的上层机关里做事，为阿菊也找了一个国民党机关的官员王昌诚做丈夫。大陆解放前夕一起随着溃退的国军来到台湾。3个月前，她们给朱枫寄来了“入口证”，希望她与她们在台湾团聚。她们不知道朱枫参加了共产党，只以为她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朱枫当初接到女儿来信的时候，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并没有打算真的去。没想到组织上会交给她这样一项特殊使命，更没想到女儿寄来的“人口证”倒成了她这次赴台的一个最好的掩护。
“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的3天后，1949年11月27日午后在台湾基隆靠岸。女儿、女婿，还有妹妹和妹夫，早就在码头迎候她这个远客了。上海分别已经两年多了，这次姐妹重逢，母女团聚，大家都十分高兴。
接风的晚宴上，妹妹、妹夫专程请来了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已经做了中央委员的舅公于仲谋老先生。
这天晚上，她住在女儿、女婿的家里，久久难以入睡。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她不可能把事情的真相告诉阿菊，更不可能对女儿做什么教育工作。而为了取回并转送绝密军事情报，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中共方面，是“老郑”；国民党方面，是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二
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蔡孝乾在一爿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接上了头。这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职业革命家。朱枫向他传达了华东局领导的指示，并把带来的一封密信亲手交给了这位工委书记。
“老郑”很高兴，也向她通报了台湾工委为接应解放军登陆，在西海岸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并表示：工委将进一步开展工作，把接应大军入台的事情做好，马上还将有第二、第三批材料到手送来。
一个星期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吴石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人，1894年生于螺洲一个累世寒儒之家。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吴石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隔年，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担任警戒工作。随后又人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员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
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别后20年，两人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广东韶关警备司令。
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 “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地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
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却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子’，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
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为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上海解放前夕被调来台湾工作，代号“密使1号”。
入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活动范围也随之深化、扩展。近一段时期一直在收集绝密军事情报，等待着中共华东局秘密特派员前来直接联系……
在将军的书房里，朱枫带来华东局负责台湾地下工作的领导刘栋平的亲笔信，信中对吴石将军近年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吴石看了信后，心情十分激动。
他起身走向书房的北墙，掀开了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墙上的秘密小保险箱。他迅速拧动钢门上的密码刻度盘，从里面保险箱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陆、海、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大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三军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戡乱区的负责人及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现在，我全部交到你的手上，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大陆。”
“谢谢!’，朱枫站起来，手捧着这只密封的小铁盒，深感它份量的沉重、意义的重大。她在这里代表党、代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这位置身虎穴、大智大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并还在做着巨大贡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佩和由衷的敬意。
三天之后，朱枫按照预先的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的手中。
三
朱枫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大陆，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
遗憾的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个弯。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共和国的战略重心北移，攻台战役被无限期延迟。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情报没能发挥作用。
在安全地转送了第一批重要情报之后，朱枫在台继续为党工作着。她一身深秋的华丽装束，少量的金珠佩饰，肩挎鳄鱼皮坤包，俨然是位百无聊赖的贵妇人。其实，她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汹涌澎湃。重任在肩，她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
送回第一批情报之后，她又与“老郑”有过几次会面，还与吴石中将六度秘密会晤。他们又陆续交给她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她也都通过从香港定期驶来基隆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的一位特别交通员，一次次安全绕经香港，送回大陆，摆到了解放军华东前线司令部及北京最高决策者的面前。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这一天是2月2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
朱枫来台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她准备尽快返回香港，返回大陆。在送回的最后一批情报中，她附寄给亲人一张字条：风将于月内返里……她已开始整理行装，沉浸在即将回到亲人怀抱的喜悦之中……
就在此时，吴石将军派他的副官、陆军上校聂曦(中共党员)前来紧急约见，对她道：1949年10月， “老郑”领导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基隆中学等处的分部，相继被当局破获，多名负责人被捕；同月31日， “台湾工委高雄市工委会”亦被侦破，书记陈泽民(化名老钱)、委员朱子慧被捕；11月5日——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名、梁清泉、何玉麟等9人也先后被捕入狱。12月， “台湾省工会”的张志忠、李沄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1月29日，这个工委书记也被“保密局”逮捕，他已全面招供……而且首先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
“是吗?”朱枫的脑海里不由地一阵嗡嗡作响，思维一片混乱。
“当局随时都可能对您下手。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聂曦道，“将军的意思，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住下，他再慢慢想办法。”
在突变的风云面前，朱枫迅速镇定了下来，混乱的思维也开始逐渐清晰。
她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转移至阿里山大酒店。
通往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后天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她的家乡镇海很近，还有她的一位老同学可以掩护……看来，也就这么一条路了。
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她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离开台岛，飞赴国民党军队占据的舟山定海。
四
就在朱枫前往阿里山大酒店的同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已亲自派人带着已经叛变的“老郑”来到朱枫女儿、女婿家，指望在这里将共党女“间谍”朱谌之逮捕归案。
没想到，在吴石将军的掩护下，朱枫已安全住进了阿里山大酒店，并在两天后飞到了舟山。
何以会风云突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成为了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和无形间暴露身份的原因。在他们的判断里，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
然而事实上，国民党此刻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虽然相互间内斗依然不断，然而，其仇
共亲美、效忠蒋家王朝是一致的。不少最忠心的情特骨干追随蒋家父子到了台湾，很多人还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直接导致400多人被捕入狱。
同时，他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了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25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
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道出了一些原委：“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不久，叛变的“老郑”又向毛人凤供出了吴石中将。本来，他与吴石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知道吴石曾经给台湾地下党提供过一些情报，因此怀疑朱枫的失踪与之有关。
经毛人凤密报。蒋介石震怒了，火急下达秘密手令。 “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不敢怠慢，3月1日将他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在对其住宅的搜查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同时，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壁奎、副官聂曦、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以及不少亲密的部属和下级军官。
再说，朱枫到了舟山之后，便连夜从定海机场来到了沈家门，找到了一家由天主教会主办的“普爱医院”。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时的一位老同学赵又侠就在这里。
20多年前的老同学忽然光临，使赵又侠惊讶不已悲喜交加，分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阔别多年的客人。
于是，这位被国民党最高当局通缉、追捕的女“共谍”，在同窗好友的掩护下，安然地又度过了两个星期。但由于“保密局”特勤处挨村挨镇的日夜严密清查，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
朱枫被捕后，被关在沈家门的一个看守所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取出随身佩带的金链、锁片，还有海勃绒大衣衬垫里藏着的金镯，共有100多克。她把这些金器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然后平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降临……然而，第二天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她的异常，于是，一架军用飞机将她从舟山送回台北，送往“荣民总医院”紧急抢救。死神没有将她收留。她将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五
为了通过亲情感化来促使朱枫回心转意，毛人凤亲自安排朱枫的女儿、女婿第一批来狱中探监。
阿菊便泪眼汪汪地问： “妈，你真的是共产党吗?”“是的!”朱枫点了点头，“妈妈以前不能告诉你，现在可以讲了。”“当共产党可是杀头之罪!如今您被他们抓住了，可怎么办呀!’"女儿哭着道。“杀头有什么好怕的!”朱枫笑着道，“我自己都不怕，你怕什么?”“妈，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您。妈，您就答应他们吧!……”“胡说!”朱枫把眼一瞪，“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再来看我了!……”望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朱枫心里也很难过。想到自己这20多年也是东奔西跑，对她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觉得有些内疚。
“阿菊，不是妈妈固执己见。也不是做妈的对你狠心!”她摸了摸女儿的头发，“我是爱你们的。可是，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妈妈信仰共产主义，跟共产党走，这是改变不了的!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讲，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的心!”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女儿、女婿走了之后，奉命而来的游说者络绎不绝。妹妹、妹夫，还有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舅公于仲谋老先生，以及朱陈两家在台湾的一些至亲好友，能来的差不多全都来了。然而，朱枫毫不为之所动。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112天了。这天上午，“哐啷啷!”牢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肩佩中将衔徽的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走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朱谌之!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了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个你回心转意、共赴国难。”
“你不要视礼遇、优待为我们的仁慈、软弱。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猜得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你说的是要判我死刑吧?”朱枫哈哈笑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的“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 “将共党女‘匪谍’朱谌之押出去!”
接着，便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同案被判为死刑的还有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被判刑5——10年不等。
刺耳的枪声响过，台湾《中央日报》知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一组照片很快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随后，当局便立即开动了岛内全部的宣传机器，通过电台、报刊等媒体。向外界广为传播，其赫然通栏标题为： “国防部处决四叛逆——吴石、陈宝仓、聂曦昨日正法：女匪谍朱谌之亦同时枪决。”顷刻间，港澳的电台、报刊马上呼应。“美国之音”、“欧洲电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介，也都觅到了特殊热点，长时间、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惟独中国大陆一片平静。然而，人民并没有忘记朱枫，她的许多战友没有忘记。烈士就义两天后(6月12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资料》，对烈士就义的情况专门转发了100多字的外电报道。几天后，香港一批共产党人秘密集会，沉痛地追悼朱枫的英勇就义。
1951年7月，以刘晓为部长的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出具证明，向朱枫的家人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顶着“文化革命”的狂澜，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支持下，确认了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9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关怀下，由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主持， “朱枫烈士牺牲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999年，台湾文史学者秦风先生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照片记录的即是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数以百计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包括吴石和朱枫。
2000年8月25日， “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和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参观了展览，并代表国民党为当年的恐怖行为做了公开道歉。
此时，距离烈士在宝岛牺牲已过去了整罄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