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御三家”之一的小松左京在《日本沉没》中通过直击灾难的方式，以海洋为背景，从小说中描写人物个体的忧患意识出发，结合地质学假说，让沉浸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乐观情绪中的日本国民再次面临失去国土、种族灭亡及文化终结的危机，直接展现出民族虚无的日本国民的孤独心理。把危机记忆转化为文字记忆，以试图唤醒和修复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关键词：直击灾难 忧患意识 生存危机 民族文化
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间接反映和表达，对文字背后隐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内涵的展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在作品中通过表层叙述和深层叙述的方式，使“人们通过感觉（地震、火山喷发等）就可以直接了解”的“现象外部联系（自然灾害）”的同时，通过借助“只有作者设定的写作模式（日本会沉没）”才能够认识“现象的内部联系（忧患、集团意识、生死无常等）”[1]（18）。小说以日本一个无名小岛竟然“无缘无故就突然下沉了”为开端，地球物理学权威田所雄介博士带领主人公潜水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等人借助多方面的系统分析得出日本列岛将会在一年之内沉没的事实，引出小说中描写的平民、精英、官僚三个主要阶层出于不同的忧患意识而引发的不同层面的救援措施。三者为全书主线，相互交叉铺陈。借此涵盖日本社会阶层的绝大部分，达到主流社会对灾难与危机意识进行全民族、全社会思考的期望[2]（2）。
目前关于《日本沉没》的研究，大多是对其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精神的稍作分析，或是从客观层面分析“日本沉没”这个命题假设的真实性，少有渗入解读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和心里特征，基于此，笔者将通过解读《日本沉没》中的灾难文化，结合作品生成的时代背景，剖析该文化产生的根源—忧患意识，并结合小说中灾难场景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语言描述进一步探寻。以此为契机，解读其文学作品的社会性、文学性、理论性的深刻内涵，并进而引申至日本文化的理论研究，探讨日本文化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探寻日本文化对其国民的影响力，对其政治、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一.海洋背景下作品生成的语境分析
1.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大众文学1的兴盛，大众文学已经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优雅地步，高水平的艺术欣赏和礼节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现实的底层”[3]（216），而在战后高扬的民主思潮下应运而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规模传播媒介的推动作为大众文学发展的基础又直接影响了《日本沉没》的所属范畴。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官场外交、媒体交流、科技进步、及日常生活片段均通过当时社会媒体的披露显示大胆暴露社会黑暗、政治内幕以及人物内心[4]（9）。小说中日本民众对现实（地震、火山、列岛下沉）的抗争、未来的迷茫和执着皆与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趣相契合，使得这部硬科幻小说2用灾难临摹现实的方式，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大众生活，适时引领了大众的审美走向。
2.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发展为科幻小说的诞生和发展提供素材，高速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的不平衡隐射了日本即将要发生的忧患苗头（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石油危机等）。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之后，随着接踵而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促使原本就随时感到像“坐在板块交接边缘的火山口”上担心“日本在沉没”、“东京在陷落”[5]（60）的日本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瞬间达到至高点。《日本沉没》的创作时期正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小松左京在文学中结合地质学和地震知识，融入先进的测量仪器并大胆展开想象，努力寻找社会中的新鲜“血液”，摄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活素材”，不仅将自然灾难作为描写对象，还抓住人们逃难时的混乱场面，政府阶层及普通民众面对国家末日的反应进行细致刻画，真实渲染了日本国民在高速科技时代感受到的忧患和失落、清醒和执着的复杂情感。
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必然后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日本民族抱有强烈的生存意识，无疑与其置身的社会存在相关甚密[6]（130）。狭小的岛群国家、匮乏的矿产资源、严重的自然灾害等自身的生存需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促成日本人形成一种以忧患、不安为表征的“神经质”的心态；源自印度的佛教使日本人接受“生命无常”的思想加剧了忧患意识；民治维新导致外来文化的冲击进一步加速了日本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经过历史的长久积淀，最终成为该民族文化的心理特征。
二.“灾难文化”与“忧患意识”在作品中的分析
所谓“灾难文化”也称灾害观，是指长期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所积累形成的知识、观念（包括道德观、价值观等）和习俗等[7]（144）。由此可知，“灾难文化”主要涵盖了应对措施和以灾害观为中心的灾难观念两个方面。随着灾难的出现—发展—高潮，社会结构构成的所有维度及其与环境的总体关系，均被涉及、受到影响、体现焦虑。灾难中，继承与矛盾、合力与冲突、权利与反抗得到表达[8]（2）。笔者将结合《日本沉没》中灾难场面及人物描写，进一步探究日本“灾难文化”的实质。
1.场景刻画下的“灾难文化”
伊豆地震、天成山火山喷发、相模湾海啸等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作者借助大量的笔墨描述灾难的恐怖场面，以文字为载体将断壁残垣、生灵涂炭的恐怖与哀嚎呈现在读者面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大量借助传媒学效果，通过新闻、广播等“接近真实”场景的“视觉形象性”的片段提升文字的直观性和逼真性效果，书中在描述灾难场面的一个场景：“收音机里正在播送NHK3节目，播音员高亢的声音划过天空向四周散开—东海道新干线停运、中央线、信越线、东北本线停运……海啸还波及到了神奈川县相模湾沿岸和伊豆半岛东部沿岸一带……”[9]（239）。
（2）很多场景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相结合来渲染天灾的悲情元素、增加悲哀和绝望的情绪，小说中在描述由于粮食不足，一个壮年出门为家中妻儿寻找食物中沉重的心理语言：“我都五十岁了……他一边垂头丧气的往家里走，一边在心理这样想到……我真是很累了……反正至今为止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不曾有过什么像样的生人”[10]（434）。
（3）借助主人公的激励话语将危机、忧患意识变成凝聚力，突出团结奋斗、同州共患的民族精神：“打起精神来。”小野寺说，“直升机马上就要来救你们了。收拾一下，和大家一起等着。帮着大家抬送病人”[11]（495）。在危机意识作用下，自然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进而采取行动，这是作为生命体的一种本能反应[12]（1）。
与视觉媒介的“直观性”刻画场景相比，文学创作的本质是通过创造出“虚拟的现实空间”，使得处于不同地域的“生物”和“物质”通过一根纽带（灾难）紧紧联系在一起，着力表现灾难背后的文化内涵。《日本沉没》通过刻画日本列岛在地球上即将沉没并永远消失的灾难，将爱国主义文学永恒的主题—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精致。这种意识虽不同于强烈民族意识、炽热爱国激情的抒发，但是由于它更多的立足于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在国难当头、民族灭亡之际，这种绵长凝重的情感心态对于权利建构、文化传承、国民意识等方面有着厚重而深远的影响[13]（77）。
2.人物设定的“灾难文化”
自然和文化交接处显露的现实是以人为中心的构建，《日本沉没》在描述自然灾害场恐怖的同时，很大程度强调了作品人物形象、心理刻画。该作品着力塑造了三个阶层：小野寺为代表的平民阶层；田所博士为代表的精英阶层；绪形首相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三个阶层的人物既有共性、又充满个性。
（1）平民世界的“生存危机”
平民阶层的危机意识贯穿整部作品。文章开篇写道：“咖啡厅里就像火锅店一般，拥挤不堪，小野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擦肩而过的人个个都像是通红的烤火炉—有身着短袖衬衣的公司职员……圆圆的鼻头冒着汗珠的花季少女……小野寺暗自思忖，自己也大概同这帮人一样，浑身热的黏糊糊的，散发着寒酸味……”[14]（2-3）。我们首先可以得到一个信息：平民阶层是社会的底层，即使一个无名小岛已经沉没，日本民众仍然处于“麻木”状态，悠然去火锅店和咖啡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小松左京曾说：“日本人自古以来的危机意识渐渐被都市生活的安逸所腐蚀掉，一年一度的地震防灾训练也不能够起到多大作”[15]。但是，这种孤傲冷漠、自私狭隘的“麻木”只是暂时的，民族意识源于“公共的想象”，对灾难文化感受最深的是本民族群众—平民阶层。所以在“必然”的灾难“偶然”来袭时[16]（12），同“风度翩翩、真诚坦率”的“有品位的人”相比，在救灾过程中平民阶层英雄代表——小野寺的举动、话语更直接反应了大众的想法，起到了“引领”和“唤醒”民众的作用。
作品中，小野寺体现了日本人的“团队精神”、“耻”意识、责任感。例如书中小野寺在听说哥哥马上就要动身离开日本，逃离灾难时，心理想大声喊叫：“逃走吧。越快越好……带上家人……日本即将沉没……”[17]（358）因为在日本，首先是“公”的社会，其次才是私，社会的责任感大于血缘与亲情。所以对“那件事”，即使是血脉相通的兄弟姐妹，也要缄默其言。在个人利益与国家责任发生冲突时，“耻”意识支撑的日本人会毫无顾忌地告别“私”，转而拥抱责任，恪守传统道德。
（2）精英阶层的“民族情怀”
游离于“学院派”之外“真正”的学者、一个根本不懂“现实”的“狂热的科学家”——既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幼稚无知的学者”[18]（342）凭借敏锐的“直觉”预测到日本即将沉没。为了提升社会对于这一灭顶之灾的重视，虽不愿与故步自封的“学院派”同台，但仍参加了首相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中不惜自毁形象的和政府官员激烈争论，同时在电视直播中，主动请缨，说出“日本列岛即将沉没！”[19]（338）这一爆炸性的结论，即使最后收到学术界的冷嘲热讽，被认为是“喝了酒，稀里糊涂地把话漏了出去”[20]（339）。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研究是不能偏信的”[21]（339）、“一个喜欢哗众取宠”[22]（339）“想借最近发生的大地震和伊豆群岛火山喷发而引起的社会不安之机，沽名钓誉、出风头”[23]（339）的学者，“他的心比那些象牙塔庇护之下的学院派大教授们更宽厚豁达，更懂得‘自然’‘人类’、一切的一切……”[24]（342）。田所博士“凭着他丰富的阅历”[25]（343）拼命地收集资料、努力地传播真相，义无反顾地迷恋日本，在最后一刻深切表白：“走过了千山万水之后，我陷入了对日本列岛的恋情……这样的岛屿恐怕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对日本列岛的迷恋，和迷恋最具有最具有日本韵味的日本女性没区别……这个岛屿灭亡时……如果我不一直陪伴到最后……还有谁会守护他呢？还有谁呢……”[26]（537）
日本即将沉没，失去“恋人”的田所“孤独地抱着双臂”[27]（539），和“猛烈摇晃的大地”、“向海底移动的大陆斜坡”一起“殉情”。
田所雄介具有的品质正是小松左京所倡导的：比自我热爱更重要的是对民族的情怀。作者通过小说执着地进行灵魂的叩问，力图探索人类灵魂救赎的模式，虽然他的探索式模糊的、零散的，但救赎的意义却始终存在[28]（135-136），借助文学语言抒发忧患意识以及对海洋、民族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既通向自救之门，也驶向求救之路。
（3）官僚阶层的“政治危机”
作为国家政治领域的代表，与平民阶层的生存危机的责任不同，官僚阶层更多考虑的是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存亡问题。小说中官僚阶层的代表——绪形首相和渡老头。
小说中绪形首相“怎么看都是属于平凡而没有个性的人物”[29]（170）。他“是属于对任何事物都不会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办法，而是顺应复杂而急剧的社会变动，善于和稀泥的政治家的类型”[30]（170）。这种政治家是“60年代后日本社会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首相之一”[31]（170）。但是国难当前，这种“不露声色”的政治措施缺乏凝聚力，在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渡老头就成为了能够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聚集号召力的“神一般”的存在。“在幕后操纵者政界财界”[32]（152），是一个“重量级人物”[33]（152）。这位百岁老头“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对这位不显一丝衰老地百岁老人间断扼要的提问中所反映出来的敏捷才思，幸长被彻底震惊住了”[34]（152）。不仅如此“老人还是一个外表柔和、气质文雅的好好先生”[35]（152）。这个“隐士般的百岁老人把首相叫到他的家中，三言两语就使首相下定决心采纳了这个计划”[36]（152）。
在渡老头的感召之下，绪形首相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发扬了日本人在危机刚露端倪就能秀出灾难气息的忧患意识：“在客观事实变得严峻之前，走在形式的前面，主动出击”[37]（169）。
三.结语
20世纪70年代开始风靡日本的《日本沉没》一书，从文化角度上来看，是其作为日本“灾难文化”的其中表现，浓厚的忧患意识在日本社会得到了普遍认可。小说使真实的日本“浮出海面”。“灾难文化”所扩充的是“人的普遍的存在意义与境遇”[38]（233）。而忧患意识作为灾难文化的“加工型”反映，是日本人认识、约束自我思维方式的展现，同时也是日本国民意识及价值观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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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现代文学中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或通俗性的文学的总称。
2.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医学等科学为基础的、以描写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作品称为硬科幻。
3.日本广播协会。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小松左京作品的日本文化意义”（项目批准号：2014SJB804）。
（作者介绍：张慧书，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