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农村社区服务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具有不同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以来，中国农村社区服务在乡村建设运动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后形成了合作社与教育共同驱动的服务模式、先生产-后生活的服务模式和公共服务下乡的三大模式。这些社区服务模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有较大差别，其后蕴涵着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不过，单靠某一方力量强大不一定就有高效的社区服务，只有“强政府”“强社会”与“强市场”联手， 打造多元合作的服务模式，才能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既好又多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和经营服务。
关键词 服务模式 农村社区 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2-0102-09
鉴于农村社区服务与农村建设的高相关性，本研究从农村建设演进中描述社区服务模式变化。其一，农村社区服务发展与农村建设密切相关，但它们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社区服务渗透于农村建设中，是农村建设诸多矛盾的主要矛盾，农村建设必须寻求社区服务支撑，并要在建设中不断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其二，农村建设一路走来，不同社会背景下社区服务形式和内容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建设者是否意识到，无论服务项目有多少，也无论服务的侧重点有何不同，社区服务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其三，回顾农村建设中社区服务模式及其变化，目的在于检视不同时期农村建设及社区服务工作，反思其中的得与失，以便更好地改进当下农村建设中的社区服务工作，进而使广大农村居民享有更好更多的服务。
一、社区服务：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中国农村建设历经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集体化时期农村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个主要阶段。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社会力量推进，通过举办合作社、开展教育活动等形式，引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恢复农村经济。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领导政治化改造后的农民共同参与农村集体建设，所有建设活动都受到国家体制支配，并且围绕政治和经济中心任务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建设是在“三农”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在国家不断进行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础上展开的，农村建设已不再局限于解决“三农”问题，它还被置于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结合当下的农村建设，回顾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历程，不难发现，尽管不同时期的农村建设活动都
*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路径及政策研究”（2013ZDIXM004）；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项目；南京市农工委招标课题“南京市农村治理结构中的制度性安排研究”
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的甚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与其说它是建设农村，不如说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瞎折腾——阻碍了农村社会发展，但在总体上，中国农村建设已经从坎坷、困境中走出来，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崭新农村已呈雏形。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农村建设的“好运”纷至沓来：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打开了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对接的通道，农村可以与城镇携手共进；“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扶持了农民、提高了农民、富裕了农民，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到农村的决策落实，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描绘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新蓝图。
众多利好条件下的新农村建设正在使农村成为居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但同时，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些地方政府将农村建设的重点放在村庄空间调整和硬件升级改造上，轻视或忽视包括社区服务在内的软件建设，造成一些农村有形无神；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农村实际情况和未来走向，不切实际地大规模、高档次地建设农民新村，但不久就沦为空心村。新农村建设出现尴尬，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仍按照城乡二元结构的老路子而没有根据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要求建设农村，致使农村建设与城镇发展脱节；另一方面在于农村建设的组织者们没有注意到农业劳动力“去内卷化”的现状和农业人口逐渐减少的实际，重复进行农村建设，导致资源不必要浪费；再一方面是，多数地方开展的新一轮农村建设，主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抓手，将建设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上，没有重视农村社区服务等公共事业发展，造成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生活、文化、管理等方面要求，但现实中的多数农村建设仍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将建设重点放在招商引资上，没有注意到社区服务对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和内在价值。
农村社区服务应该且必须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0年代中期国家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概念以来，城市社区就随之强化社区服务工作，尤其在1990年代单位制改革后，为使“单位人”顺利转变为“社区人”，城市社区纷纷将社区服务重点放在福利性服务上。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社区服务就是要求政府调动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福利性服务”；关信平：《论我国社区服务的福利性及其资源调动途径》，《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6期。“福利性和公益性是社区服务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社区服务的“根本之所在”。徐永祥：《论社区服务的本质属性与运行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进入新世纪后，城市社区服务担负起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使命，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如是，有些城市社区在实践中形塑了不同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如广州市一些社区立足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打造出由街道、社区、企业和社会共建的社区服务模式。该模式通过实施关爱农民工的“融入城市”服务工程、关照残障人士的“回归社会”服务工程、关护老年人的“重阳孝道”服务工程、关心青少年的“托起明天的太阳”服务工程、关顾贫困家庭的“细胞培育”服务工程和关怀义工的“两工联动”服务工程等，开展社区服务工作。谢建社、谢宇：《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探求——以广州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再如，北京市部分社区在社区工作实践中成功创立96156 社区服务模式。该模式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主体共同营造，是“富有张力的社区服务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主体不仅很少发生冲突，而且能形成复合治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良性互构，克服社区服务中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黄家亮研究认为，96156 社区服务模式是中国社区服务发展的未来趋势。黄家亮：《论社区服务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构——以北京市96156社区服务模式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