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创立佛教学说并使之流传发展千年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奥妙在何处？原始佛教如何在婆罗门教控制下的印度一路走来，即使脱离创始地依旧能在世界各地立根发展。“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学说的创立的思想渊源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指向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试通过对佛传的解读结合历史研究资料多角度对释迦创教的原因和佛教发展。必然性做出分析力图使佛教的产生脱离神话色彩从而证明原始佛教思想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可能性。
关键词：佛传；原始佛教；思想；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49-02
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都要经历一个理论的沉淀时期和理论爆发契机，而这些时间点的产生往往不是凭空的，它们总要与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系。历史学上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但究其根本在于促使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的必然对于有条件领导事件的人物来说总是包含着主客观的可能。佛教的兴起究其根源在于释迦牟尼这个历史人物。既然这个人物存在，那么他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就必然有主客观的原因可以追寻。现存对释迦牟尼进行介绍的汉语原始资料主要是佛传和史传。本文选取三国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和后汉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1] [2]进行分析。
在“传记”，梵语、巴利语的常用词是Carita，原意是“行走”、“行迹”或“行动”，引申为“经历”、“生平”和“传记”[3]佛陀传记经文的出现，大约是在部派佛教向大乘过渡的时期，据郭良■教授对巴利文原典的考证，认为此类佛传多是将律藏和经藏中诸如此类的佛陀生平片段连在一起而形成。虽然至今没有较为系统客观的印度史，但佛传中除却佛教发展到部派佛教后教徒对释迦的神圣化的描述，其对佛教产生时期印度的社会状况有一定客观的记载。
一、原始佛教产生的可能性——处于变革时期的印度
原始佛教时期，是指佛本人及其三四代后所传承学说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的普遍认定是约公元前530—前370。依此国内学者根据“众圣点记”和阿育王在位年代的考证推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为前565—486年，大约和孔子同时代人。根据佛学典籍描述这一时期的印度处于政治大变革、思想大解放的时代[4]。有人问了同样是战乱变革时代为什么中国出现了教育家孔子而印度佛陀释迦呢？在对佛陀产生的介绍前有必要回答此问题。一是由于印度是的四种姓等级森严的等级有可能统治社会的只有婆罗门（祭师）和刹帝利（武士）。二是印度由于历史上雅利安人的进入造成其不可能产生民族的大统一愿望。三是婆罗门利用教义掌控社会的状况使刹帝利阶级看到思想控制力量的重要性。
这一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的阶级力量发生变化：处于第二阶级的刹帝利种姓掌握实权成为政治掌控者。国王和贵族接受供养过着奢侈的生活。在佛传中有大量关于释迦出家前作为王子的富贵生活的记载如“于是王深知其能相，为起四时殿，春秋冬夏。各自异处，于其殿前列种干果树……选五百妓女，择取文雅礼仪者供养娱乐，养育太子。”[2]这时婆罗门教由纯重祭祀的原始“吠陀”时代向重宗教哲学的“奥义书”时代转变，理论构建尚不完善。有记录记载婆罗门曾多次向刹帝利种姓学者问道[5]。这时作为社会领导者的刹帝利如果要脱离依靠婆罗门教义掌控社会的婆罗门种姓的压制的话，除战争外，还必须创立属于自己的可以与婆罗门教对抗的新的社会意识。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的兴起和战乱时代社会大众对“梵天”的质疑为刹帝利种姓创立学说提供了理论产生和传播的可能。释迦牟尼作为弱小国家的王子身负兴国众望，他要么在四周强国环绕下通过战争解救自己的族人，要么依托于掌握社会主流意识保证族人安全。在佛传菩萨降身品中借“相师言：此梦者。是王福庆，圣神降胎，故有是梦。生子处家，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反映了释迦牟尼当时人生的唯二选择。
二、兼容与创新的人生哲学——原始佛教发展的又一可能
释迦的思想形成可以说是整合当时社会的思想走向结合自身阶级需求而成。从原始佛教的思想阐述上可以看出释迦的思想来源于三部分：（1）反婆罗门教的社会需求。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梵是宇宙主宰且永恒存在；祭祀万能；种姓制度；妇女地位低下。针对于婆罗门的教义释迦在创说时一一进行了驳斥。首先，原始佛教不涉及本体论把一切认为是由业惑缘起而形成。否定神的存在，一方面，为解决刹帝利及其他种姓人们反抗婆罗门教的统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战胜了婆罗门教。毕竟如果佛教也从有神论出发的话，那么必然要制造一个更伟大的天神来打败梵天。这样将造成两个矛盾，一是如何解释这个天神比梵天更有能力却直至现在才显现，二是原始佛教的关于自身修行思想便成为多余。那么既然借助创造天神来创说已无可能，那么又如何从根本上凸显佛教的能力呢？那样佛教与充当祭师的婆罗门教又有什么不同？摆在释迦牟尼面前的就只有借助梵天了。从佛传中可以看到一开始释迦是借助婆罗门中的梵天思想来制造影响的。《修行本起经》中提到“梵”有十一处[2]。并且佛在数百次转化中曾点化“梵志儒童”并予以转世成释迦。“如欲後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如来……度脱十方，当如我也。”这给人们一种解答即从前所有的智者皆是佛的转化。这样解决了佛陀出现晚于婆罗门的困惑。如此种种不胜烦举。其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讲求众生平等。笔者认为这是佛教在当时能够生存下来且千百年不断的根本。众生平等的思想更能使普通民众信服。这一思想结合四谛思想给人们一种当世的安慰和解释及后世的希望。这比高高在上的婆罗门更能获取群众力量。佛传中佛的弟子有出身婆罗门的目犍连，也有出身首陀罗的优波离。后来这种平等思想外延更加广阔使佛陀慈悲形象更加鲜明，在佛传中有“佛陀舍身饲虎”的说法便是证明。后期形成的僧团制度中规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无尊卑之别，只按出家的早晚排座次，每个人须废除原来种姓差别的俗家姓氏，所谓“四河入海，同为一水，四姓出家，同名释氏”。此外，女性的地位在佛教中得到提升，出现女性弟子比丘尼僧团。佛教的这种“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使得佛教能够超越婆罗门教，甚至在本土遭到打击灭绝时也能够在其他地方立根发展，乃至成为世界宗教。（2）沙门和婆罗门思想关于人生修行的部分。出家修行、隐居森林、率众四处游行，乞食为生这些是当时沙门思想者的行为。而“涅■”却是婆罗门的思想。（3）刹帝利统治阶级构建上层建筑的需求。最初形成的佛教以探讨人生现象为起点，并以探讨人生现象为主，但实际上也不可能不涉及范围更广的其他理论问题。早期佛教的主要理论是“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释迦牟尼思想的重点放在人生现象上，这是释迦创说的基本。因为要使人们接受一种学说最有效的起点是接受者本身的心灵渴求而不是社会发展需要。试想如果释迦一开始创说从“救世说”起，其思想能否可以被已经是统治阶级的刹帝利种姓力量接受？刹帝利阶级需要的是反抗婆罗门思想控制的学说而不是推翻自身统治的学说。所以“四谛”成为原始佛教中最利于佛教发展的核心。释迦牟尼把人生的全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染（苦、集），一是（灭、道）。而苦谛为根本，苦谛是指现实世界充满苦难；“集”是苦集，即痛苦的原因是渴爱；“灭”是灭苦，消除渴爱；“道”是灭苦的方式、手段，即“八正道”。而“八正道”中正见、正思是指认识苦，而正语（正确的言语不说诳语粗暴或无聊的语言）、正业（正确的行为不杀生不强取）、正命（正当的生活）、正精进（正确的努力修行）、正念（即四念出）、正定（正确的冥想，修习佛教的禅定）是通过自身修为解决“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决方法的关键只有一字“忍”。这一观点从佛传中“吾从是来，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善权随时，一切诸法，积累不倦，高行殊异，忍苦无量，功报不遗，大愿果成。”可以看出。“忍苦”便于人们安于苦难的生活的同时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治世的可能。从佛传中可以看出释迦牟尼由于四谛思想遭到各国王的礼遇“白净王。无怒王。无怨王。甘露净王。及迦维罗卫九亿长者，各从官属，一时来会。”[2]简而言之，释迦牟尼结合现实适时提出的“四谛”为原始佛教的创造了发展的可能。
三、释迦创说过程中的合理性——佛教发展的又一必然
1.说法的方式——方便传法的偈颂
上文说到释迦牟尼创说时必然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的感染。佛陀说法使用偈颂便是源于早期婆罗门的吠陀赞歌。偈颂，即佛经中的唱颂词，因为偈颂形式简短有韵，既便于口诵，又易于记牢。在各派的律中保存有佛弟子诵经的资料。这些偈颂这种说法方式既是古印度文化的特色同时也是释迦方便传法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既有利于当时的说法度人又使佛陀思想得以保存。释迦摩尼死后，由阿难等结集经典便是通过背诵偈颂的方式。这一手法后来成为佛教中体现修行人悟性的主要方式。禅宗六祖慧能的“得法偈”至今令人称道。
2.出家和处家——修行的灵活性
佛教有“四众弟子”的说法，即构成佛教教团的四种弟子，又称四部众、四部弟子，即比丘（男出家修道者）、比丘尼（女出家修道者）、优婆塞（男在家修道者）、优婆夷（女在家修道者）。这种出家与处家皆可修行的灵活模式可以使教义更广的传开。一方面，处家修行的方式不会干扰日常生产，这样就不会遭到统治者的阻止。因为一旦产生政教矛盾受损害的必然是佛教。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既是政教矛盾的结果。出家僧人的日常生活及修行有保证从而利于佛教的发展。另一方面，教众数量的增多也是反婆罗门的有力方式。佛教由于其反婆罗门的思想得到了其他种姓的支持和拥护。佛教一产生便形成一股很强大的社会势力。此外，处家的修行方式可以说是佛教的有生力量。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后来不被灭绝反而外传开来不能不说是处家修行者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吴]太子瑞应本起经：2卷[G]//中华大藏经：第34册.月支优婆塞支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后汉]修行本起经：2卷[G]//中华大藏经：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竺大力，康孟详，译，2004.
[3]郭良■.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39.
[4]杜继文.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63.
[5]吕澄.印度佛教源流略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