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了苏俄的革命发展情形，了解并指导中国的情况。罗章龙回忆其间与维经斯基的几次座谈时，提到他非常关心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询问了五四以来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发展，细致到《新青年》杂志、北大教员和学生的思想情况等。通过这些深入的了解，维经斯基认为，根据苏俄的革命实践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主张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应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对此，李大钊非常赞同。众多当时与会者在听了他的一席话后，也很是振奋，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充满信心。
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发展的真诚关心，及其切中实际、高瞻远瞩的建议，为原来将注意力集中在通过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来渐进准备的李大钊等人，进一步打开了视野，指明了方向。如果说在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既已在潜移默化中开始了建党的思想、组织和干部准备方面的努力，那么在维经斯基这次北京之行后，便推动建党工作在中国切实而全面地展开了。很快，在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后，在陈独秀5月份的来信中就开始与李大钊商讨建党的名称问题了。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指导下，上海共产党小组首先成立。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发起成立。这一时期，北京和全国明显加快了建党的步伐，维经斯基从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
在此之前，李大钊等先进中国人已同若干在华苏俄友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也构成了北京早期党组织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准备步骤。
抗战时期：为自由与正义并肩作战
在北平的抗战烽火中，也有这样一群区别于黄皮肤、黑头发的身影。他们不是旁观者、“中立者”，而是坚定一名反法西斯战士的正义立场，同北平人民一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亲身投入战斗，或为中国军民抗战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埃德加·斯诺斯诺是为国人所熟知的一位朋友。他同情和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他把中国当做第二故乡，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状况。在中国的13年中，北平是他在中国生活、工作、战斗时间最长的地方。
1933年春，斯诺和夫人到了北平。之后的五年，除去在苏区访问的四个月，他们就一直住在北京。这五年间北平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身为记者的斯诺不仅仅亲眼见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成为和北平人民一起为着正义、自由并肩战斗的战友。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下步步退让，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12月9日，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请愿示威游行。斯诺当时正在燕京大学执教，结识了本校的黄华、陈翰伯，北大的黄敬等进步学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学生们经常到斯诺家里去，打听分析时局、讨论问题，斯诺夫妇也非常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学生们这次在运动中展示出的政治勇气让他赞叹。斯诺和众多外国记者在游行队伍中拍照、采访，记录下一幕幕珍贵的场景。很快，当局派来了军警和宪兵开始对游行队伍进行镇压。斯诺和夫人以及一些外国记者站出来面对宪兵的枪口，阻止了他们对学生的暴行。而在事后他只是说：“我们这样做了”。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染，愤怒于当局对侵略者退让、对爱国者镇压的两面嘴脸，斯诺夫妇也加入到游行中去，和爱国学生手挽手地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当晚，斯诺就赶写了长篇通讯，以真实、公正的报道将北平青年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遍全国，传向世界，迅速引燃了全国性的爱国学生运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日军大肆搜捕、迫害中国的抗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当时，西方各国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领军对在北平的欧美等国的人士还没有敢公然侵犯。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總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斯诺参加了在北平的外国人援华社会团体，积极掩护和帮助中国的爱国者，使他们免遭日军捕杀，他在北平盔甲厂13号寓所的家成了抗日爱国分子的避难所。每天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他还热情地帮助这些避难者化装成乞丐、苦力和小贩逃出北平。
在他成功掩护的众多中国人中，有一位特殊的女士——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斯诺掩护邓颖超从北平脱险的经过，颇有些传奇色彩。
七七事变时，肺结核复发的邓颖超正在北平西山疗养院养病，化名“李知凡太太”。经一段时间疗养，病情大有好转。不久，她接到了尽快返回陕北的通知。但当时，由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刚刚恢复，日军严密盘查过往旅客，搜捕抗日分子。为了安全离开战乱地区，邓颖超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
斯诺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这段时间内，帮助中国的革命者已成为斯诺的主要工作，何况这次要帮助的是他十分敬仰的周恩来的夫人。第二天，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一盒美国香烟顺利买到了两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为了应付沿途日军盘查，斯诺让邓颖超化装成女佣，自己则一改平日随便的穿着，西装革履，两人乘火车离开北平。到达天津站，车站入口日军岗哨林立，此时日本人对在北平的外国人尚不敢冒犯，斯诺顺利地走进检票口。然而，紧跟其后的邓颖超却被拦住了。日本兵正要详细盘查时，斯诺转过身子说：“我是美国人，她是我家女佣，跟我到天津去的。”日本兵只好放行。到达天津之后，斯诺把邓颖超托付给自己的一位好友，把她带过了封锁线。
斯诺热爱中国，热爱北京，他生前曾表示：“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斯诺在北平虽短短几年，却让北平革命者和人民视作真诚的朋友永远铭记。借用毛泽东在一封写给斯诺的信中的话：“我们都感谢你的”。
林迈可有一位被称作以非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国际友人，他的名字是林迈可。
1937年，贵族世家出身的英国人林迈可，应司徒雷登之聘，和白求恩乘一艘船来到北平，任燕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北平当时已被日军盘踞，他曾利用数次假期之便，到华北、冀中抗日游击区，目睹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予以高度同情。一次偶然的机会，林迈可与燕京大学的几位年轻教师一起，利用复活节假期访问了晋察冀边区。在根据地，林迈可看到：群众举行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军队在操练，兵工厂的工人在紧张的工作，乡村小学校黑板上写着抗日标语，男女平等参政议政，以及根据地人民新颖的文化活动——在露天舞台上演出抗战话剧。
此次访行，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物资的匮乏，但同时也为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抗战的精神所感动。回到北平，他积极参加抗日的地下活动，由于拥有外国人的许多特别的权利和方便，他为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燕京大学机械房的工人肖再田，曾和林迈可一同访问晋察冀边区，回北平后，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后来被日军宪兵队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林迈可和其他同情抗日的朋友们想尽办法营救他。当得知宪兵队司令官想要买一辆摩托车，索要足够的钱时，林迈可拿出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们一起凑足了钱，才将肖再田“赎”了出来。
1940年，他曾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6个月，后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再次邀请，重返燕大执教。外国人在北平城门口不会被搜身。他经常奔波各地为八路军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医药物品，以及应八路军地下联系人的要求，购买无线电台零件。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他找了一个在其创办的导师班学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他重新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因其美国教会主办的身份，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林迈可携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离开燕京园。之后，经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先后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帮助八路军改进通讯工作，成为了八路军中有名的无线电专家。
对于林迈可在中国抗战中所做的贡献，毛泽东在林迈可一家离开中国前的晚宴上，表示中国人民能得到他的帮助打日本感到很幸运。当时负责晋察冀根据地卫生工作的江一真同志，后来谈起自己对林迈可的认识：“八年抗战中，林迈可在北平教书时支持白求恩，支持燕大地下组织，给我根据地送药、电讯材料、枪炮，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等……是我们的老朋友。”
解放战争时期：护航地下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为白色恐怖笼罩。低沉的政治空气却并没能阻滞北平鲜活的进步气息。那几年，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样，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更有新的高涨。爱国学生运动得到北平各界人士广泛同情和支持，燕京大学的美籍教授夏仁德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代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日益疯狂践踏中国国土之时，夏仁德就挺身而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生会的干部曾在他家躲藏；進步学生的党团生活会常在他家召开，他不光为学生们提供一间僻静的屋子，甚至还贴心地准备点心。北平沦陷后，中共晋察冀边区与燕京大学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几年间多次向八路军输送急需的医疗药械、印刷用品、无线电零件、照相器材等等，这些秘密活动都有夏仁德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在学生的记忆里，他们的良师益友夏教授的这些事迹都非常深刻。此外，夏仁德的急公好义、对进步力量的支持、援助也难以枚举。举一例即可管窥他为北平革命事业的热忱支持。
1948年，已值解放前夕。战场上解放军凯歌高奏，大后方学生民主运动汹涌澎湃。燕京大学的学子每次举行罢课，夏仁德教授都予以支持；若遇到考试，他就会把考试延期；学生们游行或集会时，他悬着一颗心，确定没有学生出事才放下心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持坚决镇压的政策，密谋策划发动了“八一九”大逮捕。公布的第一批黑名单上250名被通缉的学生中，燕京大学21人赫然在列。因北平地下党学委提前已经有预警，一批学生已经被顺利送到解放区，当时在校的一共有8人。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协调、布置下，夏仁德教授接受了掩护这8名学生的任务，协助他们翻墙出走。据其中几名学生日后的回忆，学生们躲到夏家后，夏教授夫妇没有过多的询问和话语，只是默默地、竭尽心力地准备好一切：翻墙用的粗绳、地图、担心引起狗叫惊动军警而准备的喂狗的食物……并亲自探路、护送他们翻墙离开，叮嘱学生出走的路线。其中两名学生因故未能参与跳墙突围，夏教授又为他们找好藏身之所。最终，8名学生在夏教授和学校当局的保护下，先后顺利转移，全部安全脱险。
1981年7月，夏仁德在美国不幸辞世。病榻之上，他坚持给燕大校友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对中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你们在其中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佩。”反之，作为一位外籍友人，夏仁德在那国土沦丧、连起码的生命权也得不到保障的年代，他愿意选择在异国他乡为正义而战。他无党派无政治派别，心中只有正义，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也值得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上所提到的几位，只是对众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北京革命进程中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们，撷取其代表略作记述。在此前此后北京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更是有无数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友人，超越国界，把他们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和热情挥洒在北京这片热土之上。对此，北京人民、中国人民将永远珍藏这份珍贵的情意。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